天要下雪了，外祖父又把我领到外祖母妹妹家去。

“这对你不是坏事，不是坏事。”他对我说。

我觉得，这个夏天我经历的事情太多了，我长大了，也变得聪明了。可是这期间，老板家里也变得更加无聊乏味了。他们仍像过去那样吃得太多，伤了肠胃，经常害病，仍然不厌其烦地诉说着彼此的病情；老太婆仍然那么可怕而又恶毒地祈祷上帝。年轻的女主人产后变瘦了，身材也变小了，但走动起来仍然像怀孕时那样大摇大摆和缓慢。她每次为婴儿缝衣服时总是小声地哼着同一首歌：

“斯皮里亚，斯皮里亚，斯皮里东——”

“斯皮里亚，我的好弟兄；”

“我坐在雪橇里，”

“斯皮里亚坐后脚蹬……”

若是我走进她屋里去，她便立即停止哼唱，生气地嚷道：“你来干啥？”

我坚信，她除了这首歌之外，别的一首都不会。

晚上，老板一家子把我叫到房间里，命令式地说：

“来，你说说你在船上生活的情况吧！”

我坐在厕所门旁边一把椅子上，便说了起来。在我不愿意来却硬要把我塞进来的这个地方，回忆一下另一个地方的生活，我还是觉得愉快的。我说得入迷了，竟忘记了听众是谁，不过时间不长。那两个没有坐过船的女主人问我：

“在船上总会有点害怕吧？”

我不明白——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要是轮船忽然开到很深的地方并沉了下去怎么办？”

老板哈哈地笑起来。我虽然知道轮船在深水地方不会沉下去，但也无法说服这两个女人。老太婆不相信轮船是在水上浮游着，而认为是像四轮大车在地上跑那样，靠轮子在河底下转动。

“它既然是铁的为何能浮动呢？想必斧子不能浮在水上吧……”

“铁勺子不是也不会沉入水里吗？”

“怎么能这样比较呢！铁勺子可是又小又空的……”

当我讲到斯穆雷及他的藏书时，他们也不信任地看着我。老太婆说，那些书都是傻瓜和异教徒编写的。

“那么圣诗集呢？大卫王呢？”

“圣诗集是圣书；大卫王也为圣诗集向上帝请求过宽恕。”

“什么地方有这种记载？”

“就记在我的手掌上，给你后脑勺一巴掌，你就知道记在什么地方了！”

老太婆知道一切，无论说什么她都很有把握，而且说得很粗野。

“彼丘尔克街有个鞑靼人死了，灵魂从他的喉咙里流了出来，是黑色的，像焦油一样！”

“灵魂是一种精神呀。”我说。她却轻蔑地嚷道：

“傻瓜！鞑靼人也有精神吗？”

年轻的女主人也害怕书籍。

“读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她说，“我老家格列别什卡有一个良家少女，就是因为读书，读着读着就爱上了一个教堂执事。于是执事的老婆便非常难堪地羞辱了她一顿，就在大街上，当着众人的面……”

我有时候引用斯穆雷书中的一些话，其中有一本前后页都有缺损的书中写着这样的话：“老实说，火药并不是谁发明的，跟往常的情况那样，它的出现，是长期一系列细微的观察和发现的结果。”

我也不知道什么缘故，这句话我记得特别牢固，尤其是“老实说”这个词，我十分喜欢。我感受到其中的力量，因为它给我带来过许多痛苦，可笑的痛苦。确有此事……

有一天老板一家提出要我再讲讲轮船上的事，我回答说：

“老实说，我已经没有什么可讲的了……”

这使他们大为恼火，他们大声嚷道：

“什么？你说什么？”

同时他们四个人全都哈哈地笑起来，学着说：

“老实说，啊——天哪！”

连老板也对我说：

“这词你用得并不高明，怪人！”

从那时起，他们很长时间都叫我：

“喂，老实说！去把娃娃床底下的地板擦擦干净，老实说……”

这种毫无意义的挖苦话，并没使我生气，我只是觉得很奇怪。

我就是生活在这种愚笨的令人愁闷的迷雾之中，为了摆脱这种心境，我便尽量地多干活。这里有干不完的话：屋里有两个婴儿，保姆不合心意，经常更换，只好我去照料婴儿，每天都要洗尿布片，每周要到“宪兵泉”去洗衣服；那边的洗衣妇取笑我说：

“怎么，你竟干起女人家的活来了？”

有时她们把我捉弄得太过分了，我就把湿衣服拧成条状击打她们，她们也用同样的方式反击我。不过跟她们一起玩倒是很愉快、很有趣的。

“宪兵泉”顺着深沟底流入奥卡河，深沟把被称为古神的雅里洛的田野与城市隔开，每逢悼亡节，城里的小市民都要在这块田野上举办游艺会。外祖母对我说过，她年轻的时候，人们还信奉雅里洛，并给它供祭品；人们把轮子缠上浸了松脂的麻屑，点上火从山上滚下去，大家一起喊呀，唱呀，看这轮子是否滚到奥卡河里去，如果能滚到，就表明雅里洛神接受了祭品，那么这一年就是阳光普照，人人幸福的好年景。

这些洗衣女工大部分是从雅里洛来的，全都是性格活泼、尖牙利齿的娘儿们，她们对城里的生活十分了解。听她们讲述雇用过她们的那些商人、官吏和军官们的故事，非常有趣。冬天在冰冷的溪水里洗衣服简直就是苦役，所有妇女的手都冻得裂了皮肉，在一个满是缝隙的挡不住风雪的旧棚子下，她们弯着腰，用引进木槽里的溪流洗衣服；她们的脸冻得通红，湿手指冻得刺痛，不能弯曲，双眼流眼泪。可是妇女们还是不停地聊天，相互讲述各种不同的故事，用特殊的勇气去对待一切人和事。

娜塔利娅·科兹洛夫斯卡娅讲故事讲得最好。她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妇女，很有朝气，长得很结实，有一双讥讽人的眼睛，说话特别伶俐和尖刻，受到所有女伴们的关注，大家有事情都跟她商量。她干活十分麻利，衣服穿得整洁，而且还有一个女儿在中学读书，所以她受到人们的尊敬。每当她弯着腰背着两筐湿衣服从溜滑的小道上下来时，大家都会高兴地迎接她，关切地问她：

“女儿还好吗？”

“还好，谢谢，上帝保佑，她在念书。”

“等着吧，她将来会当太太的！”

“要她念书就是为了将来能当太太。那些贵族老爷和保养得很好的太太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也都是我们这些土百姓出身。学问越多，手就越长，捞到的东西就越多，而谁捞得越多，他的事业也就越神圣……上帝派我们下凡的时候都还是个傻孩子，而回去的时候却要求我们是聪明的老人，就是说，得学习。”

她说话的时候，大家都默默地仔细地听着，她说得有条有理，十分自信，大家当面背后都称赞她，为她的吃苦耐劳和智慧感到惊讶，但是却没有一个人仿效她。她把棕色长皮靴的筒子剪下来一段，做了一副袖套，这样她就不用把袖子卷到肘弯上，也不会把袖子弄湿了。大家都说她想出了好办法，可是谁也没有照她这样去做。当我学着她的样子做时，她们却取笑我：

“啊呀呀，你倒在娘儿们那里学到本事啦！”

她们也谈论她的女儿：

“这倒是一件大事！又要多一位太太了，容易吗？不过，也许还没有完成学业，就死了……”

“要知道，即便是有学问的人，也不一定能过好日子。瞧，巴希洛夫的女儿念了许多书，念书念书，结果自己也成了女教师，既然是女教师，也就意味着是个老处女了……”

“不错，不识字也照样嫁人，只要有点可取之处，就有人娶你……”

“女人的聪明不在脑子里……”

听到她们这样没羞没臊地谈论自己，我既觉得奇怪又有点难为情。我知道水兵们、士兵们、挖土工人是怎样谈论女人的，也见过他们总是相互吹牛，吹嘘自己骗女人的手段如何巧妙，与女人交往如何才能持久。我觉得他们对待“娘儿们”的态度含有敌意，他们在谈及自己的胜利时，往往都带有自我吹嘘的成分，他们的话里虚构多于真实。

洗衣女工彼此没有谈及自己的风流韵事，不过她们在谈论男人时，我也能听到一种嘲讽的含有敌意的东西。我想，说女人是一种魔力，这句话或许是对的。

“不论你如何绕来绕去，也不论你跟谁相好，到头来你还得回到女人身边去，你是跑不掉的。”有一次娜塔利娅这么说。有个老太婆用感冒似的声音对她喊道：

“除此之外，还能到哪里去呢？连那些修道士、隐士都离开上帝，到我们这儿来了……”

这些话我是在山沟底下，在洁净的冬雪都掩盖不住的肮脏的破棚里，在如泣如诉的溪水声和捣击湿淋淋的破衣衫的响声中听到的。她们不知羞臊地恶意地谈论所有种族和民族是从哪里来的秘密。这些谈话使我产生了一种胆怯的厌恶感，使我在思想和感情上都远离了周围那些令人厌烦的“浪漫故事”。从此我对“浪漫故事”的理解便与肮脏的下流故事牢牢地联系在一起了。

不过在山沟里待在洗衣女工中间，在厨房里跟勤务兵在一起，在地下室跟挖土工人在一起，终究要比待在家里有趣得多，在家里老是重复刻板、单调的语言、概念和那些事情，只能让人感到难受、无聊。老板一家子就是吃、病、睡觉，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不是准备吃，就是准备睡，跳不出这个圈子。他们谈论罪恶，谈论死亡；他们非常怕死。他们就像磨盘周围的谷粒，争先恐后地拥挤着，时刻等待着自己被磨成粉末。

空闲时候我就到柴棚里去劈柴，想一个人待一会儿，但很少能做到，那些勤务兵经常要走过来，谈论他们院子里的事情。

最常来柴棚里找我的是叶尔莫兴和西多罗夫。前者是一个瘦长的驼子，卡卢加人，他全身布满了又粗又结实的青筋，脑袋很小，一双浑浊的眼睛。他又懒又愚笨，动作迟缓不灵活，不过见到女人他就像牛一样发出哞哞的叫声，身体向前倾，好像要倒在女人脚下似的。他能很快地把厨娘和女佣弄到手，速度之快，让全院子的人感到惊讶。他有熊一般的力气，大家都怕他。西多罗夫则是个瘦得皮包骨的图拉人，老是忧心忡忡的样子，说话小声细语，咳嗽也小心谨慎，一双眼睛闪着怯懦的亮光。他非常喜欢朝黑暗的角落里瞧，无论是小声说什么话，还是静静地坐着，他都总是瞧着最黑暗的角落。

“你在瞧什么？”

“也许会跑出一个耗子来……我喜欢耗子，这些耗子老是悄悄地跑来跑去……”

我常替勤务兵代写寄往农村的家信和情书，我很乐意做这种事，不过在这些人中我最喜欢替西多罗夫写信，他每星期六都要给他在图拉的妹妹写一封信。

他请我到他厨房里去，跟我并排坐在桌子旁边，两只手使劲地揉着他刚理了发的头，凑近我耳边小声地说：

“好，写吧，开头还是老样子：我最亲爱的妹妹，祝你健康长寿！接着你写：一卢布收到了，只是你没有必要给我寄钱，谢谢你。我什么也不要，我们过得很好。其实我们的生活并不好，像狗一样。不过这一点你不要写。你就写：很好吧！她还小，只有十四岁，干吗要她知道呢？现在就你自己写吧，按照别人教你的写吧……”

他从右边把整个身体压过来，一股热气和臭气吹到我的耳边，小声地不停地对我说：

“叫他不要让小伙子们抱她，摸她的乳房，千万不要！你写：如果有人对你说亲蜜的活，你千万不要相信他，那是他想骗你，糟蹋你……”

他极力想要憋住咳嗽，灰色的脸涨得通红，两腮鼓起，眼睛里流出了眼泪，他无法安定地坐下来，推了我一下。

“你别妨碍我！”

“不要紧，你写吧！……尤其那些老爷们，更不要相信，他们是蒙骗姑娘的老手，他们会说好听的话，什么话都会说，一旦你相信了他，他就会把你送到妓院里去。你如果攒下了钱，就交给神父，他要是好人，定会帮你存起来。不过最好还是把钱埋在地里，谁也看不见，只是要把埋钱的地方记住。”

听他这种被气窗铁皮叶子的吱吱声压住了的低语是很不好受的。我转身看着被煤烟熏黑了的炉口，看着布满苍蝇屎的餐具，厨房也脏得难以置信，臭虫成堆，到处散发出呛人的焦油、煤油和煤烟的气味。炉灶上、木柴上蟑螂在爬动，真让人心灵沮丧。我可怜这个士兵及其妹妹，难过得几乎落泪。难道可以这样生活吗？难道这就是生活得好吗？

我不再听西多罗夫的低语，而自己写，写生活的无聊和难受。他却叹口气对我说：

“你写了很多，谢谢你！现在她会懂得该害怕什么了……”

“什么也不要害怕！”我生气地说，虽然我自己也害怕许多东西。

士兵一边咳嗽一边笑着说：

“怪物，怎么能不怕呢？那些老爷呢？上帝呢？……这种人还少吗？”

收到妹妹的信后，他就不安地请求我：

“快，请你给我念一念……”

他就这样逼着我把那写得潦草不清、简短和空洞得令人遗憾的信连念三遍。

他是一个善良、温和的人，但是对待女人，他也和所有人一样，像狗一般粗野和简单。我有意无意地观察过他们与女人的关系，亲眼看到这些关系从开始到结束的发展过程快速和肮脏得令人惊讶。我看见，西多罗夫用抱怨自己军人生活的手法去引起女人的善良感情，用甜蜜的谎言把她们迷倒，得手后便把自己的胜利讲给叶尔莫兴听，厌恶地皱起眉头，啐着唾沫，就像是喝了苦药似的。这种行为刺痛了我的心，我非常生气地问这个士兵：为什么大家都要去骗女人，对她们撒谎，然后又去玩弄她们，再把她转给另一个人，并且常常打她们？

他只是静静笑一笑说：

“你不要去关心这些事情，这都不是好事，这是罪过！你还小，对你来说太早了……”

有一次我得到一个更明确的答案，让我永远忘不了。

“你以为女人不知道我在骗她吗？”他一边眨巴着眼睛，一边咳嗽着说，“她都知道！她是自愿受骗的。在这种事情上大家都在撒谎，就是这么回事！全都很可耻，谁也不爱谁，不过是玩玩罢了！这是真正不要脸的事。等着瞧吧，将来你自己会晓得的！这只能在晚上，要是白天，就得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在柴房里，真的。干这种事，上帝要把你撵出天堂的。所有干这种事的人都要倒霉……”

他说得这么好，这么郁闷，并带有悔恨的意味。这使我对他的浪漫故事多少有点谅解，我对他比对叶尔莫兴更友好一些。我恨叶尔莫兴，千方百计地嘲笑他，激怒他，这一点我做到了。于是他常常在院子里追我，想报复我，可是由于他十分笨拙，所以很少得逞。

“这种事是禁止的。”西多罗夫说。

说到禁止，这事我知道，但说人们会为此倒霉，我却不相信。我是看到有些人不幸，但我也常观察到那些情人们眼中异乎寻常的表情，感觉到一种恋人们特有的幸福。看到这种心灵的欢乐，总是令人愉快的。

不过在我的记忆里，生活到底是越来越枯燥，越来越严厉了，它好像永远在我每天所看到的那种形式和关系里牢牢地凝固了，感觉不到，除每天不可避免地出现在眼前的东西之外，还可能有什么更好的东西。

但是有一次这些士兵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使我非常感动。

院子中的一所住宅里住着一个本城最好的裁缝铺的裁缝，他不是俄罗斯人，很文静、谦虚，他的妻子个儿矮小，没有孩子，她一天到晚都在看书。在嘈杂的院子里，到处都是酒鬼。这两口子无声无息地在这里住着，毫不引人注目，从不接待客人，自己也从不外出，只有在节日才去看看戏。

丈夫从早晨一直到晚上很晚都在上班，妻子像个未成年的小姑娘，每星期上图书馆两次。我常常看到，她摇晃着像个跛子那样迈着小步走在堤坝上，像中学生那样，用皮带捆着书，一双小手戴着手套，显得朴素、欢快、清新、洁净。她长着一张鸟一样的脸，眼珠子转得很快。她全身都很漂亮，就像一个摆在梳妆台上的瓷娃娃。士兵们都说，她右边缺少了一根肋骨，所以她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很奇怪。不过我倒喜欢她这个样子，这样一下子就可以把她同院子里的其他太太——军官太太们区分开来。军官太太们虽然嗓门很高、服装华丽，臀部垫得高高的，却仍然显得陈旧，好像她们在黑暗的杂物间里，在各种无用的废物堆中待的时间太长了，并且被人遗忘了。

院子里的人认为这位裁缝的娇小的妻子是一个神经病，说她是因为念书失去了理性，以致不能料理家务，她丈夫得亲自到市场上去买食品，亲自吩咐厨娘做午饭和晚饭。厨娘是一个身材高大的非俄罗斯女人，性情阴郁，一只眼睛是红的，并老是湿漉漉的，另一只眼睛则眯成一条粉红色的细缝。可是太太自己呢——人们都说太太连猪肉和小牛肉都分不出来。有一次她去买香芹菜，却可笑地买了洋姜回来。你们想想看，多糟糕啊！

在这所房子里，他们三个都是陌生人，好像是偶然地落到这个大养鸡场的笼子里来了，使人想起那些山雀，由于怕冻，便从气窗口跳进了一家又闷又脏的住所里。

忽然勤务兵们告诉我，那些军官老爷想出了一个主意，要跟娇小的裁缝妻子玩玩令人难堪的恶作剧：他们轮流地几乎每天给她写一张求爱的纸条，称赞她如何美丽，她给他们带来多大的痛苦。她便给他们回信，请求不要打扰她；至于她引起他们的伤心，则表示歉意，并求上帝帮助他们打消对她的爱慕。军官们接到这样的字条后便聚在一起朗读，嘲笑这个女人，然后又用另一个人的名字给她写信。

勤务兵们一边把这故事讲给我听，一边笑骂裁缝的妻子。

“倒霉的傻瓜蛋，瘸婆娘。”叶尔莫兴低声说，西多罗夫也小声地附和着说：

“所有的女人都喜欢人家去骗她。她们全都明白……”

我不相信裁缝的妻子知道人家在笑话她。于是我决定去把这件事告诉她。等她的厨娘去地下室的时候，我沿着黑黑的楼梯跑到这位娇小女人的住宅里。进了厨房，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便走进她的房间里。裁缝的妻子坐在桌子旁边，一只手端着一只粗重的金色茶杯，另一只手拿着一本打开的书。她吃了一惊，把书按在胸口上，小声喊道：

“这是谁？奥古斯塔！你是什么人？”

我以为她会拿书或茶杯向我扔过来，便马上快速地、不连贯地对她说了。她坐在一张很大的深红色的圈椅里，穿一件天蓝色宽大的室内布拉吉，下摆缀着丝绒边，领口和袖口也滚着花边，一头淡黄色的卷发披在肩上，像一个天使。她靠在椅背上，用一双圆圆的眼睛看着我，开始时有点儿生气，后来露出诧异的微笑。

当我把一切都说完之后，却失去了勇气，便向门口走了。她叫了一声：

“站住！”

她把茶杯放在茶托上，把书扔在桌子上，然后叠起双手，用沉厚的成年人的声音说：

“你是多么奇怪的一个孩子……走近一点过来！”

我很小心地走过去。她抓住我一只手，用小小的冰凉的指头摸摸我的手，问道：

“没有人叫你来对我说这种话吧，没有吧？那好，我看得出，我相信，是你自己的主意……”

她松开我的手，闭上眼睛，小声地拖长声音说：

“原来那些肮脏的兵在谈这个！”

“您还是离开这个住宅吧！”我郑重地劝告她。

“为什么？”

“您扛不过他们。”

她愉快地笑了笑，然后问我：

“你上过学吗，喜欢读书吗？”

“我没有工夫读书。”

“你如果喜欢读书，时间总是可以找到的。喂，谢谢你了！”

她把手指里捏着的一个银币伸给我。接过这个冷冰冰的东西我觉得很难为情，但是又不好拒绝她，于是我走的时候把它放在楼梯栏杆的柱子上。

我从这个女人那里获得了一种新的深刻的印象，宛如朝霞在我面前升起，有好几天我都生活在快乐之中，想着那个宽敞的房间和房间里那位穿着天蓝色衣裳的天使般的裁缝的妻子。周围的一切是那么陌生而又美丽，豪华的金色地毯铺在她的脚下，冬日的白昼透过银色的玻璃窗依在她身边取暖。

我很想再瞧见她一次。我要是向她借书的话，会怎么样呢？

后来我真这样做了。我再次看见她坐在原来的地方，也是手里拿着一本书，不过她双颊上围着一条棕色的头巾，一只眼睛肿了。她拿给我一本黑封皮的书，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我拿了书便郁闷地走了，从书里散发出一种杂酚油和茴香的气味。我把书用一件干净的衬衣和纸包起来，藏在阁楼里，害怕被老板一家人没收了，损坏了。

老板家里订了一份《涅瓦》杂志，那是为了得到上面刊载的裁剪服装的样式和某些赠阅品，并不是为了阅读。他们看过那些图片后，便把杂志搁在卧室橱柜顶上。到了岁末便把它们装订起来扔在床底下。那里还有三本《绘画评论》。每当我用水擦洗卧室地板时，脏水便流进这些杂志下面去。老板还订了一份《俄罗斯信使报》，每天晚上，他都一边读一边骂：

“见他们的鬼去，干吗老写这玩意儿！无聊透顶……”

礼拜六，当我去阁楼上晾晒衣服时，才想起了这本书。我把它拿出来，打开包，读了开头的一行：“房子也和人一样，每幢房子都有自己的面貌。”这句真话使我感到惊奇。我就站在天窗旁边继续读下去，一直到身体冻僵才停下来。到了晚上，老板一家人都去晚祷时，我便带着书来到厨房里，埋头读这些像秋天落叶般发黄而且破损不堪的书页。这些书页很快就把我引进另一种生活里去，接触到各种新的名字和新的关系，看到了许多和我以前看厌了的完全不同的善良的英雄和阴险的恶棍。这是克萨维耶·德·蒙特潘（蒙特潘（1823-1902），法国作家。）的一部长篇小说。像他的所有小说一样，篇幅很长，人物和事件众多，写一种陌生的急变的生活。这本小说里的一切都写得惊人的简单、明了，好像有一种光，隐藏在字里行间，照出了善与恶，帮助人们去爱与恨，逼使人们紧张地注视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的人们的命运，并立即产生一种坚定不移的愿望，要去帮助这个，阻止那个，从而使人完全忘记所发生的一切是纸上的东西。斗争的起伏，使人什么都忘记了。阅读这一页时，你会沉浸在欢快的感情之中，而阅读另一页时，你又会伤心不止。

我读书读得入迷了，听到大门外的铃声响时，我竟然一时没有明白过来，是谁在拉铃？为什么拉铃？

蜡烛几乎烧完了，今天早晨我刚刚擦干净的烛台又盖满了蜡油；我应该照料的长明灯的灯芯也从夹具中滑落，灯火熄灭了。我立即在厨房里忙乱起来，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迹，竟把书塞到炉灶底下，并着手修理长明灯。保姆从房间里跳了出来。

“你聋了吗？门铃响啦！”

我赶快去开门。

“睡着了？”老板严厉地问道，他的妻子一面艰难地登上楼梯，一面抱怨说，我让他害得感冒了；老太婆也骂着，跑进厨房里马上就发现那支烧完了的蜡烛，便开始审问我干了些什么。

我好像从很高的地方掉了下来似的，没有出声却全身发软，生怕她发现了那本书。她大声嚷着，说我会把房子烧掉。老板带着妻子来吃晚饭，老太婆便向他们抱怨说：

“等着瞧吧，整支蜡烛都烧完了，房子也会烧掉的……”

吃晚饭时，老板一家四口都摇唇鼓舌地责骂、数落我有意无意的各种过失，甚至威吓我，说我不得好死。不过我很清楚，他们说这些话，不是出于恶意，也不是出于好心，只是因为烦闷无聊罢了！令人奇怪的是，拿他们同书中的人物相比，他们竟是多么空虚，多么可笑。

现在吃完饭了，他们都拖着笨重的身体疲惫地各自回房睡觉了。老太婆气冲冲地诉着苦、惊扰了上帝一番之后，也慢慢地爬上炕不作声了。这时我爬起来，从炉灶底下取出那本书，走近窗口。这是一个明亮的夜晚，月亮直接照进窗里，不过由于字体太小，还是看不清楚。可是我忍不住想要看书。我从架子上取下一只铜锅，用它把月光反射在书上——然而更坏，更暗了，于是我就爬到墙角的一张板凳上，靠近圣像，借助长明灯的亮光站着看书。后来由于过度疲劳，我便趴在板凳上睡着了。是老太婆推了我一下，把我叫醒了。她手里拿着那本书，狠狠地打我的肩膀。她光着脚，只穿一件衬衣，气得满脸通红，凶狠地摇晃着棕红色的脑袋。这时维克多在床上吼了起来：

“妈妈，你就别嚷嚷了！简直没法活了……”

“那本书要完了，他们要把它撕了。”我在想。

喝早茶的时候，他们审问了我。老板严厉地问道：

“你从哪里拿来这本书？”

两个女人也大声嚷嚷，相互抢着说话。维克多疑心地嗅了嗅书页后说：

“有香水味，真的……”

听到我说是神父的书后，他们再次对书检视了一遍。他们又惊讶又奇怪：神父怎么看这种小说呢，不过毕竟也让他们稍稍放心了一点，虽然老板还是教训了我很久，说什么，读书是有害的，危险的。

“正是他们那些读书人，把铁路炸毁了，他们要杀人……”

老板的妻子又生气又害怕地对丈夫嚷道：

“你疯了！你跟他说什么呀？”

后来我把蒙特潘的小说带到士兵那里去，并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西多罗夫把书接过去，默默地打开他的小箱子，从里面取出一条干净的毛巾，把小说包起来，藏在箱子里，对我说：

“别听他们的，你到我这里来读，我对谁也不说！你来了后，若是我不在，钥匙就挂在圣像后面，你把箱子打开，拿去读就行了……”

老板一家子对书的这种态度，立即提高了书在我心目中重要的和令人害怕的秘密地位。至于什么样的“读书人”，在哪里炸毁了铁路，想杀什么人，我并不感兴趣。不过我倒想起了忏悔时神父提的问题，中学生在地下室的朗读，以及斯穆雷关于“正经的书”等那些话，还想起了外祖父讲的关于巫师-共济会会员的那些故事：

“尽善尽美的皇帝亚历山大·巴夫雷奇在位的时候，贵族们听信了巫术和共济会思想，图谋把全俄罗斯的人民出卖给罗马教皇。阿拉克切耶夫将军当场捉住了他们，不管他们是什么爵位，统统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他们就像蚜虫一样都死在那里了……”

我又想起了“挂满星星的天幕”“格尔瓦西”，以及一些庄严而又可笑的话：

“门外汉们，你们好奇地打听我们的事情！可是你们的弱视的眼睛永远也看不清它们！”

我感觉到自己已经站在某种伟大秘密的门槛上了，并且像发了疯似的活着。我想早一点读完这本书，生怕它在士兵那里丢失了或者被毁了。到那时我怎么向裁缝的妻子交代呢？

老太婆对我盯得很紧，不让我到勤务兵那里去，警告我说：

“书虫子！书会教人变坏的。你瞧那个爱读书的女人是什么样的结果，连上市场买东西都不会，只会跟军官们鬼混，大白天也接待他们。我很清楚！”

我真想大声嚷道：

“你这是谎话，她没有跟人鬼混……”

但是我不敢去保护裁缝的妻子，万一被老太婆猜到这是她的书呢？

有好几天我都心情郁闷，垂头丧气，焦急不安，睡不着觉，担心蒙特潘那本书的命运。有一天，裁缝的保姆在院子里叫住我，说：

“把书送回来呀！”

我选了一个午饭后的时间，趁老板一家子都去休息的时候去见裁缝的妻子。我当时非常尴尬，心里十分懊丧。

她像头一次见到我时那样接待了我，只是服装换了：穿一条灰色裙子，黑色丝绒上衣，裸露的脖子上挂着一条镶有绿松宝石的十字架。她很像一只雌灰雀。

我对她说，我还没有读完这本书，主人们不让我看书。由于委屈和见到这位女子时的欢喜，我当时竟热泪盈眶。

“呸，这些人多么愚蠢！”她紧蹙了一下细长的眉毛说，“你主人还有一张挺有趣的脸呢。你别难过，我来想想办法。我给他写封信吧！”

这话可把我吓了一跳。我赶快向他说明，我曾向主人撒了个谎，说这本书不是从她那里拿的，而是向神父借的。

“不要，不要写信！”我请求她说，“他们会笑话您，骂您的。要知道，这个院子里没有人喜欢您，都在嘲笑您，说您是傻女人，说您少一根肋骨……”

我一口气把这一切都说出来之后，才立即明白过来，这是不必说的话，都是使她难受的话。她咬着自己的嘴唇，并像骑在马上似的拍了一下自己的胯股。我尴尬地低下了头，恨不得一头钻进地里去。但是裁缝的妻子却往椅子上一坐，快活地哈哈大笑起来，反复地说：

“啊呀，多么愚蠢……多么愚蠢！可怎么办呢？”她自言自语地问道，仔细端详着我，然后叹了口气说，“你是一个很怪的孩子，很怪……”

我朝她旁边的镜子看了一眼，看见一张高颧骨、宽鼻梁的脸，额头上有一块很大的青痣，许久没有剪过的头发，乱蓬蓬地向四面撅着——这就是那个被称为“很怪的孩子”吗？……这个孩子可不像一个纤细的瓷人……

“你当时没有把我给你的那点钱拿去。为什么？”

“我不要。”

她叹了一口气。

“算了，有啥办法呢！如果他们允许你看书，你就来吧，我借书给你……”

梳妆台上放着三本书。我送回来的那一本是最厚的。我郁闷地望着这本书。裁缝妻子向我伸出了粉红色的小手：

“好，再见。”

我小心地碰了碰她的手，便赶快离开了。

人家说她什么都不懂，这也许是对的。瞧，她把二十戈比的硬币称为小钱，真像个孩子。

不过，这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