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玉墨的微微矫情是竭力想纠正人们对她们这类女人的印象,竭力想和红菱之类形成天壤的区别。她在认出书娟后更加娴雅端庄,几乎就是淑女了。她要把背影也树立得矫好无比:一头长波浪,一身素花棉布旗袍,一双黑皮鞋。她扯着红菱进了黑黝黝的仓库,在扑面而来的霉尘中眯起眼,顺手从腋下抽出手帕,掩在鼻子上。她找回娼妓领袖的面目,对正在捡数细软、打盹、踱步取暖、抠鼻子挖耳朵、争嘴拌舌的女子们说:“哎哎,刚才听见了吧?有错没错,都是你们的错,你们是在人家矮檐下躲难,缩头做人吧。”阿顾已经跟她们介绍过,这间仓库原先是神学院的阅览室,多年前军阀打仗,神学院跑了半年兵反,之后就停休学了,直到现在也没再开学。女孩们现在暂住的楼房就是当年神学院学生的宿舍。

“闷死了!”一个叫喃呢的姑娘说,一面点上从另一个姑娘那儿分来的半枝烟卷。

“就是啊,”红菱接茬子说:“这院子象一口大棺材,没盖盖子就是了。”

“闷死了?”玉墨冷笑一下:“这么多经书呢!”她手一划拉,指着一捆捆皮面和布面的书。大家把房间得能暂时落足了,一些破旧沙发和椅子被搬到房子中央,上面搭着五颜六色的包袱布,墙上的画给摘下来,挂上了她们大大小小的镜子。

“把这么多经书读下来,我们姐妹就进修道院屈吧。”一个叫玉笙的女子说。她正对着光在拔眉毛。

“去修道院不错呀,管饭。”红菱说。

“你那大肚汉,去做姑子吃舍饭划得来。”

“做姑子要有讲扬州话的洋和尚陪,才美呢。”红菱笑嘻嘻的反嘴。

“修道院里不叫姑子吧,玉墨?”

“叫什么都一样,都是吃素饭、睡素觉。”

“吃素饭也罢了,素觉难睡哟!红菱……”

说着大家哄起一声大笑,红菱抓起一本书朝那个姑娘身上砍过去。书受了潮,在空中书脊和书页分离了,菲薄的纸页飞得象一屋子白蝙蝠。红菱生性爱闹,追着那个姑娘,一嘴丑话,笑得直揉肉滚滚的肚皮。追着打着,暖和了,也不闷了,一个琵琶从圣经摞起的架子上跌下来,跌断了两根弦。法比·阿多那多朝这里走来。

“够了。”玉墨说。

谁也没够,所以谁也不理她。玉墨看一眼阴沉沉地站在门口的阿多那多,皱眉一笑。窑姐们逐个注意到了阿多那多,一一静下来,有的双手去拢头发,嘴里叼着发卡,有的跳着一只脚,四下找鞋。

“我是最后一次警告你们,再不检点,你们就不再受欢迎。”

他努力想把扬州话说成京文,惹坏了几个爱笑的姑娘。

“从现在开始,你们不准大声喧哗,不准在外面随便走动,不准和女学生们接触……”

“那上厕所怎么办?”

“就一个女厕所,在她们楼上。”

阿多那多一想:这个至关重要的大事竟给疏忽了。他说:“我已经叫阿顾帮你们解决这个麻烦了。好在都是暂时的,最多两天,我们就会把你们送到安全区去。”他脑子里却在讨论,是让她们用铅桶,还是让她们用木桶,那么用什么做盖子?“所以我代表英格曼神父,请求你们在这两天里不要放肆,亵渎神灵。”

“真要入修道院了。”红菱说。

“闭上嘴听,我没说完!”阿多那多又忘了仪态,粗声大气吼叫道。

“一天开几餐呐?”豆蔻问道。她正在对小粉盒上的镜子挤鼻子上一粒粉刺。

“你想一天吃几餐呐?小姐?”阿多那多忍住鄙夷和恼怒问道。

“我们一般都习惯吃四餐,夜里加一餐。”豆蔻一本正经的回答。

“你来这里走亲戚呐?豆蔻?”玉笙说,飞一眼给阿那多那。

红菱说:“夜餐简单一点,几种点心,一个汤就行了。”她明白阿那多那要给她们气死了,但她觉得气气他很好玩。她的经验里,男人女人一打一斗,就起了性子了。

喃呢问道:“能参加做礼拜吗?”

红菱拍手乐道:“这有一位要洗心革面的!神父,其实她是打听,做礼拜一人能喝多少红酒。她能把你们的酒坛底子喝通!”

“去你妈的!”喃呢顶她。

阿多那多刚要吼,谁的脚踢了一下地上的琵琶,断在空中的两根弦嗡嘤一声。玉墨无地自容,她对阿多那多做了个不与同伴为伍的姿态,说:“能够收容我们姐妹,已经让我们感激不尽。战乱时期,南京粮价一涨再涨,姐妹们在此能有口薄粥吃,就很知足了。”

阿多那多说:“谢谢体谅。”他眼睛向她一瞥,也没多少好气。薄粥稠粥,就象她们还有什么选择似的。他对门外说:“阿顾啊,面包拿进来吧。”

阿顾一直等在门外,此刻听到招呼,拎一只布口袋跨进门来。

“也没存多少粮,只能靠学生们牙缝里省一点下来给大家。”阿顾说着,解开布口袋。

一声五雷轰顶般的巨响,女人们全蹲下来,窗子玻璃咯吱吱直颤,一泼泼灰尘从摞起的圣经上倾落。又接连来了几记轰响,阿多那多自己也趴了下来。接下来的几分钟,所有人都在连续的炮声中畏缩着,满脸的空白。

阿多那多想,难道美国和日本宣战了?难道挂了美国国旗反而成了炮轰目标?又过几分钟,他判断出来,炮弹并不是朝教堂而来,只不过炮阵离得很近罢了。

炮轰一直持续到中午。

女学生们下午被英格曼神父召集到教堂坐待弥撒大厅。她们见六十岁的神父呆呆地站在圣母圣婴像下面,平静而缺乏活力。她们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祈祷是为了她们的国家祈祷,神父说到“你们从此进入更深灾难的父老兄弟、母亲和姐妹”时,听上去像致丧。只有我姨妈书娟没有辩出神父的祷辞和昨天不同。书娟心不在焉,在想她的父母此刻在干什么?那一上午的炮轰,她的父母在美国也许还象平时一样睡得深沉。我姨妈书娟后来知道炮轰时她父母一直守在无线电旁边,半天不换一个姿势,听着那个美国男广播员不关他痛痒地报告着日军的每一步得逞。他们一夜没睡,接下来的一天也不会睡,因为消息越来越坏:大批中国战俘和百姓被进了南京城的日本兵屠杀了。他们抱头痛哭,就象此刻书娟和所有女孩们抱头痛哭一样。

神父在半分钟前告诉她们:日本军队占领了她们的总统府。神父说:“孩子们,这一天是公元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是你们民族最不幸的一天。”

她们哭了一阵,突然听见响动,转脸看去,十几个窑姐站在后面,很想打听出了什么事,却又不敢打听。

那天的晚餐只有一个素菜汤,里面连做做点缀的碎红肠也没有。意思女孩们都明白,因为吃得格外肃穆。她们不知道自己避在安全区的父母是否安全,更为逃到乡间的家人忐忑。当时父母们把她们留下,一是图美国和宗教对她们的双重保护,再则,也希望她们的学业不至停顿。

这时豆蔻走进餐厅,自己也知道有些不识相,绣花鞋底蹭着老旧的木版地面,讪讪地笑道:“有米饭吗?”

女孩们看着她。

“你们天天都吃面包啊?好干啊.”还是每一个人理她。

豆蔻只好自己和自己说下去:“不行,土包子一个,吃不来洋面包。”她走到桌前,看看那只汤桶,里面还有一节节断了的通心粉和煮黄的白菜,她厚厚脸皮又是一笑,拿起长柄铜勺。那勺子和勺柄的角度是九十度,盛汤必须得法,如同打井水,直上直下。象豆蔻这样不知要领,汤三番五次倒回桶里。女孩们就象没她这个人,只管吃她们的。

“哪个帮帮忙?”她厚颜地挤出深深的酒窝。

一个女孩说:“谁去叫法比·阿多那多神父来。”

“已经去叫了。”另一个女孩说。

豆蔻自找台阶下,噘着嘴说:“不帮就不帮。”她颤颤地掂着脚尖,把勺柄直直向桶的上方提,但她胳膊长度有限,举到头顶了,勺子还在桶沿下。她又自我解围说:“桌子太高了。”

“自己是个冬瓜,还嫌桌子高。”不知谁插嘴说。

“你才是冬瓜。”豆蔻可是忍够了,手一松,铜勺跌回桶里。

“烂冬瓜。”另一个女孩说。

豆蔻两只细眼立刻鼓起来:“有种站出来骂!”

女孩们才不想“有种”,理会她这样的贱坯子已经够抬举她了。因此她们又闷声肃穆地进行晚餐。豆蔻刚刚往门口走,又一个女孩说:“六月的烂冬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