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隆维斯特看资料看到三更半夜，主显节（ 主显节（Epiphany Day），纪念耶稣基督向外邦人（东方贤士）显现的日子，为每年一月六日。）天很晚才起床。范耶尔的屋外停了一辆海蓝色新款沃尔沃。就在布隆维斯特伸手握住门把的同时，有个男人也正好开门出来，两人几乎撞在一起。那人似乎在赶时间。

“有什么事吗？”

“我找亨利·范耶尔。”布隆维斯特说。

那人眼睛一亮，随即面带微笑伸出手来。“你想必就是来帮亨利整理家族史的麦可·布隆维斯特，对吧？”

他们互相握了手。看来范耶尔已经开始散播布隆维斯特为何来此的“官方”说法了。那人相当肥胖——无疑是长坐办公室与会议室的结果——但布隆维斯特一眼就看出相似之处，他的脸和海莉十分相像。

“我是马丁·范耶尔，”那人说道。“欢迎来到赫德史塔。”

“谢谢。”

“前不久我在电视上看过你。”

“好像每个人都在电视上看过我。”

“温纳斯壮……在这屋里不太受欢迎。”

“亨利提起过。我还等着听后半段的故事。”

“他几天前跟我说聘请了你。”马丁笑着说：“他说你很可能是因为温纳斯壮才接下这份工作。”

布隆维斯特略一犹豫后决定说出实情。“那是一个重要原因。不过老实说，我需要暂时离开斯德哥尔摩，而赫德史塔就在适当时机跳出来了。至少我是这么想。我无法假装那件官司没有发生过。而且无论如何，我都得入狱服刑。”

马丁点点头，表情忽然转为严肃。“你能上诉吗？”

“这么做一点好处也没有。”

马丁瞄一眼手表。

“我今晚得到斯德哥尔摩，所以非快点走不行。我过几天就回来，到时候再请你过来吃饭。我真的很想听听那场官司究竟是怎么回事。亨利在楼上，你就进去吧。”

范耶尔坐在工作室的沙发上，茶几上摆了《赫德史塔快报》《工商日报》《瑞典日报》和两份全国性的晚报。

“我在外头遇见马丁了。”

“他正赶着去拯救帝国。”范耶尔说：“要咖啡吗？”

“好的，谢谢。”布隆维斯特坐下来，一面狐疑范耶尔似乎很开心。

“报上提到你了。”

范耶尔将其中一份晚报推过来，翻开那一页的标题是“媒体短路”。执笔的是一名专栏作家，曾任职于《财经杂志》，一向以幸灾乐祸地嘲笑每个热衷于某议题或是惹祸上身者而闻名。女权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和环保斗士，一个也跑不了。这位作家似乎并没有自己拥护的单一信念。如今在温纳斯壮案结束几个星期后，他开始向布隆维斯特开炮，将他形容成一个大白痴，而爱莉卡则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媒体花瓶。

有谣言传闻：尽管《千禧年》的总编辑是个穿迷你裙、会在电视上闹别扭的女权主义者，杂志社却已濒临瓦解。几年来，该杂志的存续全仰赖编辑们成功营销的形象——年轻记者采取调查式的报道，揭露商界丑闻。这套宣传伎俩对于信仰无政府主义、一心想听到这类讯息的年轻人或许有效，上了地方法院却靠不住。小侦探布隆维斯特最近已经体会到了。

布隆维斯特打开手机，看爱莉卡有没有来电。没有留言。范耶尔一言不发地等着。布隆维斯特察觉到老人是想让他打破沉默。

“他是个笨蛋。”布隆维斯特说。

范耶尔笑了，却又说：“也许吧，但他却没有被法院判刑。”

“没错，而且永远不会。他从未说过什么有创意的话，老是搭着顺风车，然后用最苛刻又不至于惹祸上身的言词对人落井下石。”

“这些年来我树立了不少敌人。要说真正学到什么教训，就是绝不打必败无疑的仗。不过，也绝不能让任何侮辱你的人逍遥自在。等待时机，等你有力量的时候加以反击——即使你已无须反击也一样。”

“谢谢你分享你的智慧，亨利。现在我想听你谈谈你的家族。”他将录音机放在两人中间的桌上，按下录音键。

“你想知道什么？”

“我已经看过第一本讲义夹，关于失踪与搜索的资料，但里头提到太多范耶尔家的人，我需要你帮忙一一介绍说明。”

莎兰德站在空荡荡的走廊，眼睛直盯着“毕尔曼律师”的铜制门牌将近十分钟后，才按了门铃。大门的锁“咔嗒”一声开了。

今天是星期二。他们第二次会面，她有不好的感觉。

她并不怕毕尔曼——莎兰德几乎没有怕过任何人、任何事。但话说回来，这个新监护人令她感到不安。他前一任的潘格兰律师温文有礼又和善，和他完全不同类型。但三个月前，潘格兰中风，尼斯·艾瑞克·毕尔曼便根据某种官僚作业顺序接收了她。

莎兰德接受社会与精神病监护十二年，其中两年在儿童诊所时，光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今天好吗？”她就从未给过相同答案。

她满十三岁时，法院根据少年保护法，判决将她关进乌普萨拉的圣史蒂芬儿童精神病院。这项判决主要是基于她情绪不稳，可能对同学甚至她自己施暴产生危险。

每当老师或任何相关工作人员试图和这个女孩谈论她的感觉、感情生活或健康状况，她总是沉着脸不说话，眼睛死盯着地板、天花板和墙壁，令人备感受挫。她会交叉手臂，拒绝接受任何心理测验。她对于一切针对她所进行的评估、衡量、制图、分析或教育的反抗也反映在学校功课上——校方可以将她带进教室，也可以把她绑在椅子上，却无法阻止她不听课、不拿笔作笔记。她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却没有拿到证书。

正因如此，就连要诊断她的精神缺陷都有莫大困难。总而言之，莉丝·莎兰德就是个难应付的人。

她满十三岁那年，法院也决定指派一名受托人来维护她的利益与资产、直到她成年为止。这名受托人便是潘格兰律师，尽管一开始相当艰难，他却做到了精神科医师与其他医师办不到的事。渐渐地，他不但赢得女孩一定程度的信任，也获得些许温暖。

十五岁时，医师们多少认同了她没有危险的暴力倾向，也没有急切伤害自己的迹象。她的家庭被归类为不健全家庭，又没有其他亲戚可以照料她，因此法院判决莎兰德理应从乌普萨拉的儿童精神病院释放，并透过寄养家庭慢慢重返社会。

这段历程并不轻松。她在第一个寄养家庭只待了两星期就逃走了，接下来第二个、第三个也很快便半途而废。那个时候，潘格兰把她找来严肃地谈话，他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她再继续这样，就会再度被送进精神病院。这个威胁奏效了，于是她接受了第四个寄养家庭——一对住在斯德哥尔摩郊区米索玛克兰森的老夫妻。

然而这并不表示她行为收敛了。十七岁时，莎兰德曾四次遭警方逮捕，两次因烂醉而被送到急诊室，还有一次很明显地嗑药。其中有一次她被发现衣冠不整、烂醉如泥地倒在车后座，车子停在梅拉斯特兰南路上，车上还有个年纪大她许多，但同样醉得不省人事的男人。

她最后一次被捕是在十八岁生日的三星期前，当时她完全清醒地在旧城区地铁站内踢一名男乘客的头。她被指控伤害他人。莎兰德声称那个人摸她，并有目击者证实她的说词，检察官便决定不予起诉。但鉴于她的背景，地方法院下令执行精神评鉴。由于她仍依惯例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也不配合检验，国家健康福利部咨询的医师们只得根据“对患者的观察”作出评断。倘若面对的是一个交叉双手、嘟出下唇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的年轻女子，又能观察出什么结果来呢？因此唯一作出的判断就是她肯定有某种情绪障碍，而且不能置之不理。这份医疗/法律报告建议患者接受封闭的精神疗养院照护。社会福利部门某副部长也表示支持精神病学专家们的结论。

至于她的个人记录，专家们最后的诊断是滥用酒精与药物风险极高，且缺乏自觉。当时她的档案记录簿里充斥着内向、受社会压抑、缺乏同情心、自我依恋、病态与反社会行为、合作困难、无法同化学习等等字眼。凡是看过莎兰德档案记录簿的人都可能认定她有严重的智障。还有另一个事实也对她不利，社会福利部门的街头巡逻人员有几次看见她“和不同的男人”在玛利亚广场附近厮混。有一回，她在丹托伦登公园被拦下搜身，当时也是和一个年纪大上许多的男人在一起。社会福利人员担心莎兰德可能是或者有可能成为妓女。

当地方法院——决定她未来的机构——开庭判决此案时，结果似乎早成定论。她明显是个问题儿童，法院除了接受精神病专家与社工人员的建议之外，不太可能作出其他判决。

举行听证会当天早上，莎兰德被人从儿童精神病院——自从旧城区事件后她便被关在这里——带到法院。她觉得自己像个集中营的囚犯：没有希望活过那一天。她在法庭上第一个见到的是潘格兰，过了一会儿她才发觉他并非以受托人的身份出席，而是她的代理律师。

出乎她意外的是，他很坚决地站在她这边，并强力抗议住院的决定。她并未扬起眉毛之类地显露自己的惊讶，但却仔细倾听他说的每一句话。潘格兰反诘当初签名建议将莎兰德关进医院的耶斯伯·罗德曼医师，两个小时下来的表现令人喝彩。他仔仔细细研究了医师评鉴的每项细节，进而要求医师解释每项陈述的科学根据。结果发现，由于患者不肯接受任何测试，医师所下的断论其实全凭臆测。

听证会最后，潘格兰暗示：强制住院大概不只违反国会对于类似情形的决议，本案例更可能成为政治与媒体报复的议题。所以，为大家着想，最好另外找出适当的解决之道。在协商此种状况时使用这样的言语并不寻常，法院的人员都显得紧张而局促不安。

最后结果也是采取折中方案。法院判定莎兰德确实有情绪障碍，但情况尚不需强制住院。另一方面，法院也将社会福利部主任对于设置监护人的建议纳入考虑。庭长带着不怀好意的笑容转向一直担任她的受托人的潘格兰，问他是否愿意承担监护之责。庭长显然认为潘格兰会退缩，试图将责任推给他人。不料他却说自己很乐意担任莎兰德小姐的监护人，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莎兰德小姐必须愿意信任我，并接纳我为她的监护人。”

他转身面向她。一整天来来回回的言词交锋，让莎兰德脑子有点混沌。在此之前，谁也没问过她的意见。她看着潘格兰许久，然后点了一下头。

潘格兰是法律专家和旧派社工的奇特混合体。最初，他是社会福利部指派的代表，后来几乎一辈子都与问题少年为伍。这个监护对象确实是他所接触过最难应付的一个，但他二人之间终究产生了一种勉强的敬意，几近于友情。

他们的关系持续了十一年，从她十三岁生日直到去年圣诞节前几个星期。他们每个月都会约定见面，那天潘格兰没出现，所以她上他家去找他。

虽然可以听见屋里有声响，他却没来开门，她便顺着排水管爬上四楼阳台。她看见他躺在门厅地板上，意识清醒但无法说话或移动。她叫了救护车，陪他到索德医院途中，她渐渐因为惊慌而胃绞痛。整整三天，她几乎都待在加护病房外的走廊，像只忠犬似的注视每个进出那扇门的医师护士。她失魂落魄地在走廊上来回地走，一有医生靠近便直盯着看。终于有个医生——她始终不知道他的名字——带她到一个房间，向她解释情况的严重性。潘格兰先生因严重脑出血病况危急，恐怕不会再恢复意识。他才六十四岁。她没有哭也没有表情变化，只是站起来，走出医院，再也没有回去。

五星期后，监护局召唤莎兰德与新的监护人作首次会面。她的第一个冲动是不予理会，但潘格兰已经让她深深意识到每个举动都会有所影响。她学会了分析后果，因此得到的结论是：脱离目前困境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表现得似乎很在意监护局的意见，以便让他们满意。

于是十二月，调查布隆维斯特期间她抽了个空，来到毕尔曼位于圣艾瑞克广场的办公室，一名年纪较长、代表监护局的女人便在这里将莎兰德厚厚的档案交给毕尔曼律师。女人和善地询问莎兰德的近况，见对方以闷不吭声作为响应，她似乎很满意。约莫半小时后，她便独自离去，将莎兰德留给毕尔曼律师处置。

莎兰德确定自己不喜欢毕尔曼。她趁着律师翻阅她的档案时偷偷研究过了。年纪五十多岁。高个。星期二、五打网球。金发。头发渐稀。下巴有个小凹洞。胡戈波士刮胡水。蓝色西装。红领带加上金色领带夹，还有刻着姓名缩写NEB的装饰袖扣。金属框眼镜。灰色眼珠。从茶几上的杂志分析，他的兴趣是打猎与射击。

认识潘格兰这些年来，他总会请她喝咖啡、和她闲聊。无论再怎么逃离寄养家庭或逃学，他也从未失控发过脾气。唯一真正惹恼他的一次，就是她在旧城区遭到那个人渣性骚扰后，被控伤害罪。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你伤害了另一个人呀，莉丝。他的口气就像个年迈的老师，而她也耐心地将他责骂的每一句话当成耳旁风。

毕尔曼没有时间聊八卦。他马上就总结出：潘格兰并未遵守监护规定尽己之责，因为他显然允许这个莎兰德女孩负责自己的家用与财务。毕尔曼一开口就像审问似的：你赚多少钱？我要你给我一份你的财务状况记录。你平常都和谁在一起？房租都有按时缴吗？喝酒吗？潘格兰同意你在脸上穿那些环吗？有没有注意卫生？

去你妈的。

就在“天大恶行”发生后，潘格兰成了她的受托人。他坚持每个月至少见一面，有时候更频繁。她搬回伦达路后，他们更几乎成了邻居。他住在霍恩斯路，只隔着几条街，偶尔在路上巧遇还会相约到“吉飞”或附近其他咖啡馆喝咖啡。潘格兰从未试图强迫她，只是曾经找过她几次，替她买过一些生日小礼物。他说过只要她愿意，随时都能上他家去，但她几乎没有利用过这项特权。不过自从她搬到索德，每年圣诞夜去看过母亲后，她总会和他一起过节。他们会吃圣诞火腿、下棋。她其实对下棋没有太大兴趣，但学会规则后便未曾输过。潘格兰是个鳏夫，莎兰德则认为自己有责任怜悯他，以免他一人孤单过节。

她觉得自己亏欠他，而她向来不喜欢欠人。

先前是潘格兰将她母亲位于伦达路的公寓转租出去，后来因为莎兰德自己需要住的地方才收回。这间公寓约四十九平方米，破旧失修，但毕竟有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屋顶。

如今潘格兰走了，联系既有社会的另一条线也断了。毕尔曼是个截然不同的人。她绝不可能到他家过圣诞夜。他采取的第一步是设立新规定来管理她在瑞典商业银行的户头。以前潘格兰从不介意改变监护权规定，以便让她处理自己的财务。她自己付账单，也可以按自己的意思使用存款。

圣诞节前一个礼拜与毕尔曼会面之前，她已经作好准备；一到了那儿，她便试着解释前一任监护人很信任她，而她也不曾令他失望过。潘格兰一向让她自己管自己的事，并不干涉她的生活。

“那是问题之一。”毕尔曼敲着她的档案簿说，然后便长篇大论地谈起关于监护权的规定与政府法规。

“他很放任你，对吧？真不知道他怎能不受罚。”

因为他是个疯狂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一辈子都与问题少年为伍。

“我已经不是小孩。”莎兰德如此响应，仿佛这样的解释已经足够。

“对，你不是小孩。但我被指派为你的监护人，只要我还担任这个角色，在法律与经济上就得对你负责。”

他用她的名字开了一个新账户，她得向米尔顿的人事处报备，今后就使用这个户头。往日的美好时光结束了。从今天起，毕尔曼会替她付账单，并且每个月给她一个额度。他表示希望她能提供所有消费的收据，而她每星期可以拿到一千四百克朗——“买食物、买衣服、看电影等等”。

莎兰德每年赚的钱超过十六万克朗，如果全职工作，接下阿曼斯基分配给她的所有任务，收入甚至能加倍。可是她的花费很少，不需要太多钱。公寓的费用大约是每个月两千克朗，尽管收入不丰，储蓄存款账户里却也有九万克朗。只不过以后无法取用了。

“这么做是因为我要负责管你的钱。”他说。“你得为未来存点钱，不过别担心，这一切我会照料。”

我从十岁就开始照料自己了，你这讨厌鬼！

“就社交观点看来，你的情况还不错，不必住院治疗，不过这个社会对你有责任。”

他详细地询问有关米尔顿安保派给她的工作的性质，她出于直觉说了谎。她所描述的其实是她进米尔顿最初几个星期的工作内容，毕尔曼认为她只是煮煮咖啡、整理信件——很适合有点迟钝的人做的工作——因而显得满意。

她不知道自己为何撒谎，但这肯定是明智的抉择。

布隆维斯特和范耶尔待在一起五小时后，当晚大部分时间加上星期二一整天都在整理自己的笔记，将家谱串连成容易理解的完整故事。此时呈现的家族史与他们公开显现的形象天差地别，每个家族都有一些不可外扬的丑事，但范耶尔家却有一箩筐。

布隆维斯特还得多次提醒自己真正的任务不是为范耶尔家族写传记，而是查出海莉的遭遇。范耶尔的传记纯粹只是为了迎合一般大众的口味。一年后，他将得到那笔荒谬的酬劳——他已经在弗洛德拟订的合约上签了名。他希望真正的收获会是范耶尔自称拥有的关于温纳斯壮的资料。但听了范耶尔的讲述，他开始觉得这一年的时间不一定会白白浪费。一本关于范耶尔家族的书价值匪浅。很简单，这个故事太棒了。

他从未想过自己也许能找出杀害海莉的凶手——假设她确实被害，而不是死于某件怪异事故。范耶尔认为一个十六岁女孩根本不可能自行离家出走，还在政府官僚全面监督下躲了三十六年，这点布隆维斯特也赞同。但是他也不排除海莉逃家的可能性，也许去了斯德哥尔摩，后来才出事——吸毒、卖淫、被强暴，或是单纯出意外。

至于范耶尔则深信海莉遭到谋害，而且是亲人下的手——有可能与他人连手。他会这么想是因为海莉是在岛上对外交通中断、所有目光都集中在车祸事故那几小时的混乱时刻失踪的。

爱莉卡说得对，如果他来是为了破解一桩谋杀悬案，接受这件任务的确太不合常理。但布隆维斯特渐渐发现海莉的命运在家族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尤其对亨利而言。不管范耶尔是对是错，他对亲人的指控在家族史中都象征着重大意义。这项指控已经公开三十余年，不仅家族聚会的气氛受影响，也导致怨怒与仇恨，进而动摇公司的根本。因此海莉失踪的探究除了会自成一个章节之外，也为资料相当丰富的整个家族史串起一条红线。无论他的主要任务是在海莉或撰写家族编年史，都可以从详细列出人物表为起点，这也是他那天与范耶尔第一次长谈的用意。

该家族包括所有四等亲与六等亲的孩子在内共约上百人，由于人数实在太多，他不得不在电脑里建立一个数据库。他使用的是NotePad程序，这是两名皇家技术学院成员所发明的极富价值的产品之一，只需付一小笔费用便能在网络上使用的共享软件。对于进行调查工作的记者而言，很少有这么好用的程序。每个家庭成员在数据库中都有自己的档案。

他们的族谱可追溯到十六世纪初，当时的姓氏为范耶尔萨。据范耶尔说，这个名字可能源自于荷兰姓氏范·赫尔史塔；若真是如此，族系便可追溯到更久远的十二世纪。

在近代时期，该家族来自法国北部，于十九世纪初随着让·巴蒂斯特·贝尔纳多特国王来到瑞典。亚历山大·范耶尔萨是名士兵，本身并不认识国王，但因带领驻军表现杰出而扬名。一八一八年，他受封赏获得海泽比地产。范耶尔萨自己也有钱，在诺兰买下了大片林地。他的儿子亚德利安出生于法国，但应父亲要求脱离了巴黎的沙龙生活，远走诺兰这个偏远地区的海泽比，负责管理这块产业。他开始利用从欧洲引进的新方法从事农林业，建立了纸浆厂与纸厂，赫德史塔便在工厂周围发展成形。

亚历山大的孙子名叫亨利，他将姓氏缩短为范耶尔，开展对俄贸易，并创立一支小小的商船队，于十九世纪中叶来往于波罗的海诸国、德国与钢铁业发达的英国。老亨利多方发展家族事业，打造出规模不算太大的矿产业，以及几家诺兰地区最早的金属业公司。他有两个儿子，毕耶与戈弗里，范耶尔宗族的雄厚财力便是由他二人打下基础。

“你了解旧有的继承法吗？”范耶尔曾如是问。

“不了解。”

“我也不太清楚。据家族传说，毕耶和戈弗里争得你死我活——他们在家族事业中争权夺利，已经成了传奇。在许多方面，权力斗争威胁到公司的存续，因此就在临终前，他们的父亲决定建立一个制度，让家庭所有成员都能继承到一部分事业——也就是股份。他确实用心良苦，然而最后却导致无法从外面引进有能力的人才与可能的合伙人，反而使得整个董事会全都是家族成员。”

“到今天仍是如此？”

“一点也没错。如果有家族成员想卖掉股份，也只能卖给自己人。

现在，每年的股东会上有百分之五十的家族成员。马丁持有的股份超过百分之十，我卖了一部分给马丁和其他人后还有百分之五。我哥哥哈洛德持有百分之七，但出席股东会的人多半只持有百分之一或百分之零点五。”

“好像中古世纪一样。”

“很荒谬。也就是说，假如今天马丁想施行某种政策，就得耗费时间去游说，以便争取至少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东支持。这是结盟、派系与阴谋的拼凑结果。”

范耶尔继续讲述历史：

“戈弗里于一九○一年去世，没有子嗣。不，很抱歉，他其实有四个女儿，但在当时，女人并不算数。她们也有股份，但获利的却是家中的男性。一直到二十世纪后女人有了投票权，她们才得以参加股东会。”

“非常开放。”

“不必语带讥讽，当时时代不同。总之……戈弗里的兄弟毕耶有三个儿子：约翰、弗德烈和耶迪恩，全都生于十九世纪末。耶迪恩可以略去不提；他卖掉自己的股份移民到美洲去了。那里至今仍有一个家族支系。不过约翰与弗德烈让公司成了现代化的范耶尔企业。”

范耶尔拿出一本相簿，一面说一面指相片给布隆维斯特看。一九○○年代初的相片中，有两个下巴坚毅、头发梳得油亮的男子，毫无笑意地瞪视着镜头。

“约翰是家族里的天才。他受过工程师训练，有几项新发明取得专利，致力于发展制造业。钢铁成了公司的根基，但业务仍扩展到其他领域，如纺织等等。约翰死于一九五六年，有三个女儿：苏菲亚、梅莉与英格莉，她们是第一批自动获许参加公司股东会的女性。

“另一个兄弟弗德烈是我父亲。他是个商人兼产业领导人，是他将约翰的发明转化为收入。我父亲在一九六四年过世，虽然在五十年代便已将日常的运作交给我处理，但他生前始终积极参与公司的管理。

“和上一代恰恰相反的是，约翰只有女儿，”范耶尔指着几个头戴宽边帽、手撑阳伞的大胸脯女子的照片，对布隆维斯特说：“而我父亲弗德烈只有儿子。我们共有五兄弟：理查德、哈洛德、葛雷格、古斯塔夫和我。”

布隆维斯特将几张A4纸黏在一起，画出他们的族谱。凡是一九六六年来到海泽比岛参加家庭聚会的人，他都在名字底下画线，至少理论上这些人可能和海莉的失踪有关。

他剔除了十二岁以下的孩童——总得画出一条界线。略加思索后，他也剔除了范耶尔。假如这位大家长与哥哥的孙女失踪有关，那么他过去三十六年来的行为应该属于精神病的范畴。范耶尔的母亲在一九六六年已经八十一岁，照理说也可排除在外。剩下的二十三人，据范耶尔的说法，都应该列为“嫌疑犯”。其中有七人已经去世，还有几人也已经十分年迈。

范耶尔坚信海莉的失踪与某个家族成员有关，布隆维斯特却不想附和他的想法。嫌犯名单中必须再加入其他人。

弗洛德自一九六二年春天开始担任范耶尔的律师。而除了家人之外，海莉失踪时有哪些仆人？无论有无不在场证明，当年十九岁的根纳·尼尔森和他父亲马纽斯都很有可能出现在海泽比岛，此外还有画家诺曼和牧师法尔克。法尔克已婚吗？“东园”的农夫阿朗松和儿子约克就住在岛上，在海莉成长过程中关系也够密切，他们之间关系如何？阿朗松当时还有婚姻关系吗？当时有无其他人住在农场上？

范耶尔家族成员一览表

弗德烈·范耶尔（1886—1964） 妻乌莉卡（1885—1969）约翰·范耶尔（1884—1956） 妻叶妲（1888—1960）

理查德（1907—1940） 妻玛格丽塔（1906—1959）苏菲亚（1909—1977） 夫欧克·休格兰（1906—1967）

戈弗里（1927—1965）

妻伊莉贝拉（1928— ）

马丁（1948— ）

海莉（1950—？） 马纽斯·休格兰（1929—1994）

莎拉·休格兰（1931— ）

艾瑞克·休格兰（1951— ）

霍坎·休格兰（1955— ）

哈洛德（1911— ）

妻英格莉（1925—1992）

毕耶（1939— ）

西西莉亚（1946— ）

阿妮塔（1948— ） 梅莉（1911—1988）

夫亚戈特·金德（1904—1987）

欧希安·金德（1930— ）

妻阿涅丝（1933— ）

雅各·金德（1952— ）

葛雷格（1912—1974）

妻叶妲（1922— ）

亚历山大（1946— ） 英格莉（1916—1990）

夫哈利·卡尔曼（1912—1984）

玛莉亚·卡尔曼（1948— ）

提纳·卡尔曼（1944— ）

古斯塔夫（1918—1955） 未婚，无子

亨利（1920— ）

妻爱蒂（1921—1958）

无子

布隆维斯特将所有人名写下后，名单增至四十人。此时凌晨三点半，温度计指着零下二十一度。他好怀念贝尔曼路家中的床。

瑞典电信公司的工人将他吵醒。到了十一点，线路接通了，他也不再感觉工作上绊手绊脚。不过，他自己的电话却依旧静默无声。手性开始有点赌气，不打算打进办公室。

他打开电子信箱，很快看完上星期收到的将近三百五十封邮件。他留下十来封，其他全是垃圾信和他订阅的邮购目录。第一封信来自[email protected]：希望笼子里有人逼你吹喇叭你他妈的猪。他将信件存入“理性批评”的档案夹。

他写信到erik [email protected]：“嗨，小莉。只想告诉你现在网络通了，等你气消之后可以找到我。海泽比是个朴实的地方，很值得一游。M”午餐时间到了，他把笔记本电脑放进包里，走到苏珊桥头咖啡馆，一如往常坐到角落那张桌子。苏珊为他送来咖啡和三明治，同时好奇地瞥了一眼他的计算机，并问他在做什么。布隆维斯特第一次使用他的“官方”说法。他们互相开了几句玩笑。苏珊不断怂恿他，如果想听真话，一定得来找她。

“我替范耶尔工作了三十五年，他们内部的八卦我多半都知道。”她说完便装模作样地晃进厨房。

孩子、孙子，加上曾孙——后者也就不用包括进来了——弗德烈与约翰兄弟俩直到今日共有大约五十名子孙活在世上。这家人似乎都很长寿：弗德烈活到七十八岁，而哥哥约翰则活到七十二。弗德烈的儿子当中，如今尚在人世的哈洛德已经九十二岁，亨利也已八十二。

唯一的例外是三十七岁时死于肺病的古斯塔夫。范耶尔曾解释说，古斯塔夫向来体弱多病且独来独往，几乎从未真正融入家族过。他未曾结婚，也没有孩子。

至于其他早逝的人则都不是死于疾病。理查德在冬季战争中丧命时，年仅三十四岁。海莉的父亲戈弗里在她失踪前一年溺毙，而海莉本身也只有十六岁。布隆维斯特记下这个家族支系的怪异巧合——祖父、父亲与女儿皆遭遇不幸。理查德唯一存活的后代马丁，如今已五十五岁却仍未婚。不过范耶尔解释说，这个侄子其实有个女伴住在赫德史塔。

布隆维斯特在族谱中写下两点。第一，范耶尔家族中无人离婚或再婚，即使配偶早逝也一样。他不知道就统计数据而言，这种情形是否常见。西西莉亚与丈夫分居多年，但显然仍维持婚姻关系。

另一个特点是：弗德烈的后代，包括亨利在内，都在公司扮演领导角色，主要也都住在赫德史塔或邻近地区，而全都生女儿的约翰那一支，则都在婚后散居于斯德哥尔摩、马尔默、哥德堡或国外，只有在暑假或较重要的聚会时才会来到赫德史塔。英格莉是唯一例外，她儿子根纳·卡尔曼就住在赫德史塔，是《赫德史塔快报》的总编辑。

范耶尔以私家侦探的思维判断，凶手谋杀海莉的潜在动机也许能从公司的结构看出，还有他早先也一直不讳言海莉对他的重要性；凶手的动机也许是想伤害范耶尔本身，也可能是海莉发现有关公司的敏感消息，因而对某人造成威胁。这些全都只是臆测；然而，他也藉此指出十三个他认为可能涉及利害关系的人。

布隆维斯特前一天与范耶尔的交谈也将另一点解释清楚了。从一开始，老人提起家中许多成员时，口气便充满轻蔑与中伤，这让布隆维斯特觉得很奇怪。他怀疑是老人对家族成员的猜疑扭曲了他对海莉失踪案的判断，但如今他逐渐了解范耶尔进行评估时冷静得惊人。

在他眼前浮现的是一个在社会上、财务上十分成功，但在其他普通层面却明显失常的家族。

范耶尔的父亲是个冷酷无情的人，他生下小孩之后便将教养与照料生活之责交给妻子。孩子们满十六岁以前，只有在特殊的家庭聚会上才能偶尔见到父亲，他虽要求他们出席，却又对他们视而不见。范耶尔不记得父亲曾以任何方式表达过爱意，反倒是经常数落他没有能力，并以激烈言词批评他。父亲极少体罚，因为不需要。后来他由于在范耶尔企业表现杰出才终于获得父亲重视。

长兄理查德很叛逆。在某次争执过后——至于争执的原因，家人从未提及——这孩子便搬到乌普萨拉就学。范耶尔先前已经提过他的纳粹生涯便是在此播下种子，最后更将他带往芬兰战区。但他却没说另外两个兄弟的一生也颇为类似。

一九三○年，哈洛德与葛雷格也跟随理查德来到乌普萨拉。他二人十分亲近，不过范耶尔无法确定他们和理查德在一起的时间有多少。这几个兄弟很明显都加入了英达尔的法西斯运动“新瑞典”。哈洛德忠诚地追随英达尔多年，首先加入瑞典国家联盟，接着是瑞典在野团体，最后则是战后的“新瑞典运动”。直到英达尔于九十年代去世之前，哈洛德始终是成员之一，有几段时期他甚至是蛰伏的瑞典法西斯运动的主要捐款人之一。

哈洛德在乌普萨拉研读医学，而且几乎是马上就进入沉迷于种族卫生与种族生物学的圈子。他有一度在瑞典种族生物学研究所工作，身为医师的他更是积极推动让族群中不受欢迎的分子绝育的运动。

引述，亨利·范耶尔，卡带二，○二九五○：

哈洛德甚至不只如此。一九三七年，他与人合著一本名为《人民的新欧洲》的书——谢天谢地，他用的是笔名。我直到七十年代才知道这件事。我手边有一本，你可以看看。这肯定是以瑞典文出版的书中最令人作呕的一本。哈洛德不仅主张绝育，还主张安乐死——亦即主动将不符合他审美品味与他心目中完美的瑞典人种形象的人杀死。换句话说，他以完美的学术文章、并涵盖所有必要的医学论据，恳求进行一场大屠杀，除掉那些条件不合格的人。不要让萨米人（ 北欧地区的原住民。）散，他们受到蒙古人影响。心理不健全的人会将死视为一种解放，对吧？解放女人、游民、吉卜赛人和犹太人——你可以想象一下。在我哥哥的幻想中，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若是在达拉纳省就好了。

战后，葛雷格当上中学教师，后来还成为赫德史塔预备学校校长。范耶尔以为他在战后已不属于任何党派，并放弃了纳粹主义。葛雷格在一九七四年死后，范耶尔翻阅他的信件，才知道哥哥在五十年代加入了在政界没有影响力却怪异至极的秘密团体北欧民族党，而且直到死前都还是党员。

引述，亨利·范耶尔，卡带二，○四一六七：

所以说，我的三个哥哥都是政治疯子。在其他方面又有多病态呢？

在范耶尔眼中，多病的古斯塔夫是唯一值得给予几分认同的哥哥，他在一九五五年因肺病去世。古斯塔夫一向不热衷政治，而且似乎略带有厌世的艺术家气质，对于生意或到范耶尔公司工作毫无兴趣。

布隆维斯特问范耶尔：“现在只剩你和哈洛德了。他为什么要搬回海泽比？”

“他一九七九年就搬回家了。那栋房子是他的。”

“和你痛恨的兄弟住得这么近，感觉想必很怪。”

“我并不恨我哥哥。若真要说的话，我可能是同情他。他根本是个白痴，而且是他对我有恨。”

“他恨你？”

“正是。我想这是他回来的原因，那么他就能在有生之年离我很近地恨我了。”

“他为什么恨你？”

“因为我结婚了。”

“我想这点你得作个解释。”

最初，范耶尔与哥哥们失去了联系。所有兄弟当中只有他显露出做生意的天赋，他是父亲最后的希望。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因此避开了乌普萨拉，转而到斯德哥尔摩念经济学。满十八岁后，每次休假与暑假期间他都会到范耶尔企业的某个办公室工作，或是与集团中某家公司的管理阶层一起工作。他逐渐熟悉了家族事业中所有复杂纠葛的关系。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日，当时正值全面开战，范耶尔被派到德国，前往范耶尔企业位于汉堡的分公司视察六星期。当年他才二十一岁，便由范耶尔企业的德国代理人，一个名叫荷曼·罗巴哈的公司老臣，负责陪伴指引他。

“我不会拿所有细节向你疲劳轰炸，不过我去的时候，希特勒与斯大林仍是好友，因此还没有东战线。所有人仍相信希特勒所向无敌。

当时有一种……既乐观又绝望的感觉，这样说应该没错。五十多年后，那种心情仍难以用言语形容。你别误会，我不是纳粹，而在我看来，希特勒就像轻歌剧里的荒谬角色。但在当时，汉堡的平民百姓无不对未来持乐观态度，你几乎无法不受影响。尽管战争愈来愈接近，我在汉堡时也经历过几次空袭，但民众似乎认为那只是暂时的动乱，不久和平便将降临，希特勒也将建立他的‘新欧洲’。大家宁可相信希特勒是神。文宣中似乎有这样的意味。”

范耶尔打开众多相簿之一。

“这就是罗巴哈。他于一九四四年失踪，可能是在某次空袭中被炸死了，我们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我在汉堡那几星期，和他渐渐熟络。我和他与他的家人住在汉堡一处高级住宅区的豪华公寓里，每天都待在一起。他和我一样不是纳粹，但为了方便起见入了党。他的党证为范耶尔企业开启大门、制造生意机会，而做生意正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为他们的火车制造货车厢——我一直在想，不知道我们的车厢有没有去过波兰。我们出售布料让他们做制服，出售真空管让他们做无线电接收机——不过老实说，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商品的真正用途。罗巴哈知道如何争取合约，他这个人很有趣、性情又好。完美的纳粹人。后来我慢慢发现他也有一个拼命想隐瞒的秘密。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一早，罗巴哈来敲我的房门。我的房间与他妻子的卧室相邻，他以手势示意我静静地穿好衣服跟他走。我们下楼后，坐在吸烟室里。罗巴哈整夜没睡，一直在听收音机，我这才察觉事态严重。‘红胡子行动’已经展开，德国在仲夏节前夕侵略了苏联。”范耶尔无力地摆摆手。“罗巴哈取出两只杯子，替我们俩各倒一大杯烈酒。他显然受到震撼。当我问他这代表什么时，他有先见之明地回答说，这代表德国和纳粹完了。我只是半信半疑——毕竟希特勒看似无人能敌——但罗巴哈和我为德国的衰败干了一杯。然后他便将注意力转向现实面。”

布隆维斯特点点头，表示他还在听着。

“首先，他无法联络我父亲征求指示，但他主动决定缩短我访德的行程，送我回家。其次，他请我帮他一个忙。”

范耶尔指着一幅泛黄的画像，画中有个露出四分之三侧面的深发色女子。

“罗巴哈结婚四十年，但在一九一九年遇见一名年纪小他一半、充满野性美的女子之后，便陷入疯狂热恋。她是个贫穷、单纯的缝纫女工。罗巴哈追求她，而且也和其他许多有钱男人一样，可以将她安置在离他办公室不远的公寓。她成了他的情妇。一九二一年，她生下一个女儿，取名为爱蒂。”

“富有的老男人，贫穷的年轻女子，和一个爱的结晶——这在四十年代应该不至于引发丑闻。”布隆维斯特说。

“对极了。只可惜有一点：那个女人是犹太人，因此罗巴哈在纳粹德国有一个犹太女儿。他成了他们所谓的‘种族叛徒’。”

“啊……这样的情况确实不同。后来怎么样了？”

“爱蒂的母亲在一九三九年被发现，后来失踪了，我们只能猜测她的下场。他们当然知道她有个女儿尚未列入流放名单，而专门负责追踪逃亡的犹太人的盖世太保们也正在寻找她。一九四一年夏天，我抵达汉堡那个星期，他们不知怎么从爱蒂的母亲追查到罗巴哈，因而传唤他去面谈。他承认他们的关系，也承认有个女儿，但声称自己已经十年未与女儿联系，不知道她人在何处。”

“那么他女儿在哪儿呢？”

“我在罗巴哈的家中天天与她碰面。一个甜美又安静的二十岁女孩，她替我打扫房间，也帮忙准备餐点。到一九三七年，对犹太人的迫害已经持续数年，爱蒂的母亲哀求罗巴哈伸出援手。他也确实帮忙了——罗巴哈对这个私生女的爱并不亚于婚生子女。他把她藏在他所能想到的最不可能的地方——就在众人眼皮底下。他替她伪造文件，请她来帮忙家务。”

“他妻子知道她是谁吗？”

“不，她似乎毫不知情。就这样平安地度过四年后，罗巴哈觉得危险已逐渐逼近。盖世太保迟早会找上门来。于是他将女儿找来，并向我介绍她的真实身份。她很害羞，甚至不敢直视我。她肯定大半夜都没睡，等着被召唤。罗巴哈请求我救她一命。”

“怎么救？”

“他全都安排好了。我原本还要再待三星期，然后搭夜车到哥本哈根，再转搭渡轮过海峡——即使在战时，这样的旅程也相当安全。就在我们交谈过后两天，范耶尔企业名下的一艘货船即将从汉堡启程前往瑞典。罗巴哈希望我改搭这艘货轮，立刻离开德国。我改变行程的计划必须经过维安部门许可，那只是形式上的手续，没有问题。但罗巴哈希望我上那艘货轮。”

“应该是和爱蒂一起吧？”

“爱蒂是偷渡上船，船上有三百个装机器的板条箱，她被藏在其中一个里头。船还在德国水域时，她万一被发现，我得负责保护她，防止船长做出任何蠢事。等到离德国有相当距离了，再放她出来。”

“听起来很可怕。”

“我觉得很简单，却没想到这趟旅程竟变成一场噩梦。船长名叫奥斯卡·葛拉纳，奉命照顾雇主这个傲慢的小继承人让他老大不高兴。我们在六月初的晚上九点左右离开汉堡，船正要驶出内港时忽然响起空袭警报。英军突然轰炸，这是我经历过最大规模的一次，主要目标当然就是港口。但我们幸运地脱险，后来有一具引擎出现故障，又在布满水雷的水域中度过暴风雨的惊魂夜，才在第二天下午抵达卡尔斯克鲁纳。你很可能会问我那个女孩后来怎么样了。”

“我大概猜到了。”

“想当然耳，我父亲大发雷霆，因为这番愚蠢的冒险行动可能让我失去一切，而女孩也可能随时被逐出瑞典。然而我已经像罗巴哈爱上她母亲一样，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我向她求婚，并向父亲发出最后通牒：要么他答应我们结婚，要么他另外再去找个笨小子继承家业。他屈服了。”

“可是她死了？”

“对，一九五八年，实在太年轻了。她有先天性心脏病，结果我无法生育小孩。这也是我哥哥恨我的原因。”

“因为你娶了她？”

“因为——套他的话说——我娶了一个肮脏的犹太妓女。”

“可是他是个疯子。”

“这句话说得实在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