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还参加了另外一场会晤，担任一项科学图书奖的评委。等我回到家，克拉莉莎已经出门，去见她的哥哥了。我需要和她谈谈。在持续三个小时努力保持清醒理智、审慎公正之后，我已经快要精神错乱了。在我们那舒适而几近雅致的公寓里，熟悉的摆设和室内风格显得更加紧迫逼仄，而且不知怎的有些灰扑扑的。我调了一杯金酒加汤力水，来到电话留言机旁，喝了下去。最后一条留言信息里是一阵气喘吁吁的短暂停顿，然后是一下挂上话筒的咔哒声。我得和克拉莉莎谈谈帕里，我得告诉她昨天夜里他打来过电话，他今天是怎么跟踪我进了图书馆的，还有我感受到的这种不安，这份忧虑。我想去餐厅找她，但我知道，她那私通姘识的哥哥现在应该已经开始滔滔不绝地咏唱起了即将离异的单身素歌（素歌（plainsong）：即格里高利圣咏（Gregorian chant），是产生于6世纪、统一于8世纪的一种天主教圣咏礼仪音乐，因其表情肃穆、风格朴素被称为素歌，其风格肃穆节制，演唱形式为无伴奏男声，语言为拉丁文，节奏即兴，使用教会调式，内容主要来自《圣经》和《诗篇》。）。这是一种令人痛苦的自我辩护，与爱情向仇恨和冷漠的嬗变共鸣相和。克拉莉莎跟她的嫂子感情不错，她肯定会听得目瞪口呆。

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我转向了解决痛苦的晚间诊所——电视新闻。今晚的新闻有：在波斯尼亚中部的一片森林中发现一处巨大的坟场；一位身患癌症的政府官员私筑爱巢；一桩谋杀案进入第二天的开庭审理。这些熟悉的新闻报道模式安抚了我：战争节奏的音乐，主持人那流利急促的语调，令人舒心的事实——一切苦难都是相对而言的——以及那最后的麻醉剂——天气预报。我回到厨房，又调了一杯酒，然后端着酒杯坐在厨房餐桌旁。如果帕里今天一整天都在跟踪我，那么他就知道我住在这里；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我心理脆弱，想得太多了。可是，我的心理状态根本就没问题，而他的确跟踪了我，我得把这件事好好想个明白。我可以把他昨天深夜打来的电话归因于压力和独自喝闷酒，但要是他今天跟踪我的话，那我就不能这么想了。而我知道，他今天肯定跟踪了我，因为我看见了他的白色运动鞋和红色鞋带。除非——对事物保持怀疑的习惯证明我头脑清醒——除非那红色是我臆想出来的，或者只是我视觉混合的产物。毕竟，图书馆的地毯也是红色。但是，在朝那只鞋瞥一眼的时候，我看到红色和白色交织在一起。在我看见他之前，我就已经感觉到了他在我的背后。这种直觉并不可靠——虽然不大情愿，但我还是准备承认这一点了。可那人就是他。就像许多生活无忧的人们一样，我马上联想到了最糟糕的情况。他有什么理由要来谋杀我呢？难道他认为我嘲笑了他的信仰？也许他又打来过一次电话……

我拿起无绳电话，按下末位号码重拨键。电脑合成的女声报出了一个陌生的伦敦号码。我打了过去，边听边摇头。不管我的怀疑有多么明智，确认的结果仍让我感到惊讶。帕里的电话留言机说道：“请您在语音提示后留言。愿上帝与您同在。”是他，他说的是两句话。他的信仰居然可以这样影响深远，从他的留言机里、从他那句平凡乏味的大白话中体现出来。当时他说，他也感觉到了，那是什么意思？他想要什么？

我朝金酒看了一眼，决定不去喝它。一个更加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在克拉莉莎回来之前，我将如何打发这个夜晚呢？我知道，如果现在不做出清醒的选择，我就会闷头沉思，纵酒滥饮。我不想会见朋友，我无需娱乐消遣，我甚至感觉不到饥饿。这样的空虚感似曾相识，唯一能够摆脱它们的方法就是工作。我走进书房，打开灯和电脑，摊开我在图书馆做的摘录。现在是八点十五分。三小时内，我就可以把这篇科学叙事的文章基本搞定。理论方面我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虽然我自己并不见得相信这一套，但我的文章可以围绕它去写。提出论点，据证说明，考量反面观点，最后在结论中加以重申。它本身就是一种叙事文体，也许有点陈旧，但是在我之前，已经有无数的撰稿人屡试不爽。

工作是一种逃避——此时此刻，我甚至没有怀疑这一点。我无法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而思考也毫无助益。我猜想，克拉莉莎在午夜之前不会回来，于是我便沉溺在那严肃而肤浅的论点之中。不出二十分钟，我就已经进入了渴望的理想状态，思想专一，方向明确，仿佛进入了一所高墙环绕、空间无限的监狱。这种情形不是经常发生的，但那天晚上我非常感激，我不必抵御杂七杂八的漂浮残物：新近记忆的碎片，未竟之事的信物，或者性渴求的可怖残骸。我的海滩是一方净土。我没有受到咖啡的诱惑而离开座位，而且尽管我喝了杯汤力宁水，现在也没有任何尿意。

正是十九世纪那种业余爱好者的文化，才孕育了轶事科学家——全是些没有固定职业的绅士和空闲时间充裕的牧师们。达尔文本人在乘坐小猎犬号环游世界之前，也曾梦想在乡间生活，平平和和，什袭而藏。即使在天才和机遇改变了他的人生之后，他的故居也更像是牧师寓所，而不是实验室。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形式是小说，它们叙事宏伟，篇幅铺漫，不仅勾画个人命运，展现整个社会景象，而且直面公共时政。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阅读当代小说。讲故事的技艺深植于十九世纪的灵魂。

随后发生了两件事：科学变得愈发艰深，并且变得专业化了。它进入了大学，牧师讲道式的叙述让位于艰难深奥的理论，这些理论即使没有实验证明的支持，也能完美成立，并且具有自己的形式美学。与此同时，在文学和其他艺术领域，出现了一种崭新的现代主义，它崇尚形式和结构的特质，追求内部的一致性和自我指涉。这种艰深难懂的艺术如同神圣的庙宇，被崇高的艺术家祭司们管辖把守，凡夫俗子无法擅自进入。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科学界。例如，就拿物理学来说，在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之后，一小群欧洲和美洲的科学精英们很快便接受了这一理论，并为之欢呼喝彩，而采用观察数据去证明这一理论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爱因斯坦在1915和1916年向世界宣告了这一理论，它挑战常识，提出引力不过是一种由在物质和能量共同作用下的空间/时间几何畸变所引起的效应，并预测光线会在太阳引力场的作用下发生偏折。早在1914年，一支考察队就曾前往克里米亚半岛观察日蚀，以验证光线弯曲这一现象，却因战争的干预未能实现目标。1919年，另一支考察队踏上征程，前往大西洋上的两座偏远岛屿进行观测，确认的结果迅速传遍了世界，然而，在拥抱这一理论的热望中，某些不精确或者不太方便的数据受到忽略。更多的考察队相继启程，观察日蚀，以验证爱因斯坦的预测：1922年在澳大利亚，1929年在苏门答腊，1936年在苏联，以及1947年在巴西。直到五十年代，由于射电天体测量学的发展，实验证明才提供了无可争议的证据，而事实上，这么多年的实践努力并无多大意义。从二十年代开始，广义相对论就被写入了教科书。它的整体影响力无比强大，形式异常完美，令人无法抗拒。

于是，逶迤的叙事让位于形式美学，艺术如此，科学亦然。我一整个晚上都在敲打键盘。我已经花太多时间在爱因斯坦上了，现在正在绞尽脑汁寻找另一个例子，以证明一种理论是由于其形式精致而被人接受的。我对论证越是信心不足，键盘就敲打得越快。从自己过去的经验中，我找到了一个反面例子——量子电动力学。这一次，科学家们首先进行了大量的实验证明，以建立关于电子和光的一系列观点，然而那个理论，特别是迪拉克（保罗·迪拉克（Paul Dirac，1902—1984）：英国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首创量子力学的变换论和辐射的量子论，曾获199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提出的原始模型，却迟迟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因为里面存在着矛盾，存在不平衡。简而言之，这个理论缺乏魅力，粗糙不精，就像一支唱走了调的歌曲。丑陋的东西终究是难以被人接受的。

我连续忙活了三个小时，写下了两千字，本想举出第三例，但开始有些精力不济。我把稿子打印出来，放在膝上，定睛阅览。如此微不足道的推论，如此牵强附会的例证，竟然让我全身心投入了这么长时间，着实令我愕然。反例从字里行间一下子涌了出来。我能炮制出什么证据来证明，狄更斯、司各特、特罗洛普、萨克雷（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司各特（Walter Scott）、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萨克雷（William Thackeray）：此四人都是19世纪英国的著名作家。）等人的小说曾经影响过任何一部科学理论著作上的哪怕一个逗号呢？不仅如此，我所使用的例证都大大地跑了题。我在拿十九世纪的生命科学（那只在书房里耍诡计的狗）和二十世纪的硬科学进行比较。仅在关于维多利亚时期物理学和化学的年鉴记录里，就有无法穷尽的卓越理论，里面没有一点倾向于叙事的成分。而从二十世纪的科学或者伪科学思想中诞生的典型产物又究竟是什么呢？人类学、精神分析学——像这样的学科，编起故事来简直是肆无忌惮。弗洛伊德使用了最高级的说书技巧和一名守卫庙宇的祭司所具备的全部管辖艺术，来证明他的理论全部建立在科学的真实性而非伪造能力之上。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那些行为主义者和社会学家的情况又如何呢？那情形就像一群穿白大褂的巴尔扎克一举横扫了大学院系和实验室。

我用纸夹将十二页文稿固定好，在手里掂了掂分量。我刚刚写下的这些东西并不真实，都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写。它们不是科学，而是新闻报道，发表在杂志里的新闻报道，其最终的评判标准在于可读性。我把这些文稿拿在手里摇晃着，想给自己更多的慰藉。我已经有效地转移了注意力，我可以再根据反证写出另外一篇内容连贯的文章（二十世纪见证了叙事在科学文献中的汇总，云云），而且无论如何，这只是一份初稿，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里，我还可以重写嘛。我把文稿往桌上一扔，就在它们落在桌面上的时候，在这一天里，我第二次听见身后传来那种地板嘎吱作响的声音。有人就在我身后。

那种被称作交感神经系统的原始玩意儿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和其他所有物种都拥有它。我们之所以能够继续存活，都得归功于它能使我们灵活转身，在投入战斗时行动敏捷、出手有力，或在逃跑时目光炯炯。进化让我们所有物种都具备了这种效能。深埋在心脏组织中的交感神经末梢分泌出去甲肾上腺素，随之心脏猛地一颤，开始加速搏动。更充分的氧气，更多的葡萄糖，更旺盛的能量，更敏捷的思维，更强健的四肢。这种系统的历史是如此古老，沿着我们哺乳动物和哺乳动物以前的进化分支一路发展下来，年代如此久远，以至其运行从未进入我们的高级意识。不管怎样，我们没有时间去反应，即使有，其效率也不会很高。我们只能得到影响。令人心悸的那一颤好像是与对威胁的感知同步发生的，甚至就在主管视觉和听觉的大脑皮层将进入我们眼睛和耳朵里的信息整理分析成为意识的时候，那些强效的去甲肾上腺素液滴仍在分泌。

我转过身，从椅子中站起来，抬起双手，准备自卫或甚至发动攻击。在做出这一连串动作之前，我那颗冰凉的心第一次恐慌地悸动了一下。我不妨猜想，现代人除了自身之外并没有其他天然的掠夺者，还拥有一切玩具、精神构建和舒适房间，相对而言容易麻痹大意，受到偷袭。松鼠和画眉只能对迟钝的我们嗤之以鼻，微微一笑。

来人是克拉莉莎，我看见她穿过房间，急冲冲地向我走来。她双臂大张，就像动画里的梦游者那样。天知道高级中枢产生了怎样的复杂干扰，我就顺其自然，将我刚才由于原始恐惧而引发的动作，转变成了一个主动投出并得到回馈的温柔拥抱。当她用双臂紧紧扣住我的脖子时，一阵由爱意而产生的痛苦实实在在地与欣慰混在一起，难以割舍。

“哦，乔，”她说，“我一整天都在想你，我爱你，我和卢克度过了一个可怕的夜晚。哦，上帝啊，我爱你！”

哦，上帝，我也爱她。不管我有多么想克拉莉莎，不管是在记忆里还是在期待中，这种重新与她相见的感觉，这股在我们中间流动的纯洁爱意，她的触觉和嗓音，还有这具极富异性魅力的肉体，除了令我感到熟悉外，还总能给我带来一阵惊讶的悸动。或许这种健忘是功能性的——那些不能将自己的心灵和思想从所爱的人身上挣脱的人们，命中注定会在与生活的斗争中失败，无法留下子孙后代。我和克拉莉莎站在书房中央那张布哈拉小地毯中部的黄钻图案上，深情地拥抱接吻。在接吻的过程中，我听她零星地讲述了她哥哥做下的一堆荒唐事：卢克准备离开他那和蔼美丽的妻子和两个漂亮的双胞胎女儿，还有那栋位于伊斯灵顿区（伊斯灵顿区（Borough of Islington）：是大伦敦下属的32个自治市之一，位于伦敦中心偏北，于1965年由原来的伊斯灵顿与芬斯贝利两个都会自治市合并而成。）安妮女王大街上的住宅，欲与三个月前刚认识的一名女演员同居。接下来是更为严重的健忘表现。在吃烤扇贝的时候，他说他正在考虑辞去工作，编一个剧本——事实上只是一出独白剧，由一个女人挑大梁——以后有机会在肯萨尔格林（肯萨尔格林（Kensal Green）：位于伦敦市西北部布伦特大区内的一块居民区，与肯萨尔赖斯（Kensal Rise）相邻，以张伯伦路和肯萨尔赖斯火车站为界划分，是伦敦著名的肯萨尔格林公墓（Kensal Green Cemetery，又名绿色公墓）的所在地。）一家理发店楼上的房间里上演。

“在我们途经肯萨尔格林，”我起了个头，克拉莉莎接着背诵，“去往天堂之前。”（此句出自20世纪英国作家G.K.切斯特顿的诗篇《起伏的英格兰之路》（The Rolling English Road）。G.K.切斯特顿（Gilbert Kaith Chesterton，1874—1936）：20世纪英国文学上最杰出的文人之一，著名记者、散文家、思想家、小说家、传记作家和评论家。）

“真有勇气，”我说，“他现在住的地方肯定小得像个毬。”

“勇气个屁！”她猛地抽了口气，那双碧眼抛给我一个愤怒的眼神，“女戏子一个！他正活在陈词滥调里边呢。”

那一秒钟，我仿佛成了她的哥哥。她意识到了这一点，便又一次把我拉近，亲吻我。“乔，我一整天都想要你。经过昨天，昨晚……”

我们依然紧紧相拥，从书房走向卧室。克拉莉莎继续向我讲述她哥哥破碎的家庭，而我向她描述自己刚刚写就的文章。同时我们着手准备，欲踏上性爱和睡眠的暗夜之旅。傍晚进门时，我一心只想与克拉莉莎聊聊帕里，而此时我已远离那一兴致。工作为我披上了一层出神、满足的薄纱，而她回到家——尽管故事悲戚——让我完全恢复了正常。我现在什么也不怕了。在我们就像昨晚那样面对面躺下的时候，说出帕里打来电话的事，来打扰我们的欢乐时光——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想想我们昨天亲历的那一桩惨剧，我要不要说出自己感觉被人跟踪的烦躁疑心，来破坏我们之间的这份温存甜蜜？灯光昏暗，不久它们就会熄灭。约翰·洛根的幽灵仍在这间屋子里徘徊，但他再也威胁不到我们了。明天再说帕里的事吧。所有的紧迫感都消失了。我闭上眼睛，在双重的黑暗中亲吻克拉莉莎诱人的双唇。她在我的指关节上顽皮地狠狠咬了一口。有时，疲惫就是一剂催情妙药，令人忘却其他一切杂念，让沉重的四肢感觉动作缓慢，促成慷慨的给予、温存的接纳和无尽的放荡。我们就像从网中挣脱出来的生灵，在各自的一天中翻滚跌落。

黑暗中，我们床边的电话保持沉默。早在几个小时以前，我就拔掉了电话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