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不顾雨天路滑，专程来参加市立若叶第三小学的临时家长会。

原本不应该是班主任，而是校长或教导主任等负责人站在这个台上，可是，各位监护人以及本区的各位人士最想了解的事实，如果从成人的角度叙述，只有我能够正确解释，所以我强硬地要求站在这里。

另外，在此首先声明，接下来要讲的不是提前备好讲稿并得到上司首肯的东西，所以，万一有不慎之处，也不是校方的责任，全部责任由我个人承担，望各位谅解。

闲言少叙，下面请允许我讲述月初发生的“若叶第三小学儿童伤害案。”

事情发生于七月五日，周三上午十一点四十五分左右，地点是校内的露天游泳池。那天，四年级一班和二班一起上游泳课，当时天气晴好，非常适合游泳。游泳课第三、第四节连上，十点四十分开始，十二点二十分结束。我和篠原是一班指导，二班则是由班主任田边老师指导。

从大家现在所在的体育馆前面看，本校的游泳馆位于右侧，操场的斜对面。从数学楼去的话，最近的是离正门最远的的第三教学楼。换上户外鞋走到操场，再从单杠、爬杆等运动器材前面穿过，走到尽头就是游泳馆出入口的铁制推拉门。

出入口只有那一个，并且面对操场。

为预防事故发生，除了上课或游泳俱乐部使用泳池的时间之外，平时这扇门都从外面锁上，可是，当泳池有人使用时，一般认为不会有人闯入，而且为了保证身体不好的孩子能够迅速去位于第三教学楼的保健室，在这个时间段门都是开着的。

进入处有鞋箱，在那里脱了鞋，上几节楼梯就到了泳池。更衣室和淋浴室在靠里面的位置，孩子们要先走过泳池相对较宽的跳台一侧，在更衣室换完衣服，再去隔壁的淋浴室消毒，最后在跳台前集合。更衣室后面，隔着铁丝网是当地居民的橘园。

不知各位是不是已经想象出大致布局。

孩子们每次上游泳课都需要在家庭健康调查表上登记，还要有监护人的签字，所以各位监护人应该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哪天几点几分有游泳课。

可是，我们班上几名孩子的监护人在接受电台采访时，竟然公然宣称：“不知道我家孩子今天有游泳课，根本没得到校方的任何通知。”不明白这到底是想表明什么。

本来，因为有的孩子上游泳课必须事先得到医生许可，所以游泳课的日程在年度通知信每月日程安排上都用黑体字标注，另外还分发过游泳课计划表。

请不要误会，我举这样的例子并非表示不满，只是希望各位不是从受害者的角度，而是作为有责任保护孩子的成人，从监护人或本区居民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根据计划表的安排，四年级的游泳课是从六月的第二周开始，每周两次，一学期当中一共安排了八次。那天是第七次，所以，孩子们对游泳课已经完全适应。两个班一共七十人，大家都已经能游二十五米，而且也没有特别需要关注照顾的孩子，游泳课进行得很顺利。

课堂最后三十分钟要测试二十五米自由泳，所以在十一点三十五分，第四节课上课后，孩子们分班按照点名顺序在个泳道开始练习。

从操场一侧数一共六条泳道，练习期间，第一道至第三道由一班使用，第四道至第六道由二班使用，因此，我在操场一侧，田边老师在更衣室一侧，主要指导看护自己班的孩子。

孩子们在各泳道每十二人一组，按照点名顺序，每隔五米三人一排进行练习，其余的孩子并排坐在各泳道的跳台前。

当我的手表显示十一点四十五分时，该测试了。就在这时，那个姓关口的可以男人闯了进来。

关口和弥，三十五岁，无业，电视新闻这样报道。

再此，我有一个请求，接下来大家听我讲述，一定会在脑海中想想事情发生时的情景，希望大家不要受电视上公开的照片的影响。

电视上的嫌疑人是个脸色苍白、笑容和蔼的瘦弱少年——那张照片来自高中毕业相册，实际上嫌疑人的体型和少年时的差异很大，不可同日而语。他比我略矮，有一米六五左右，但很胖，体重有我的两倍以上，足足超过两百斤。

希望大家以这样的形象来想象当时的情景。

这是我从事教师工作的第三年，田边老师则是第六年，所以合班上课时由田边老师担任主要指导。我看了看表，面向田边老师，吹响挂在脖子上的哨子，抬起一只手，表示测试时间到了。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某国军服的男子从更衣室后面跑出来，手里握着刃长足有二十多厘米的救生刀。我一时惊慌失措，使劲吹响哨子。

田边老师吃了一惊，回过头，才发现关口。孩子们也尖叫起来。关口把田边老师撞入水里，高举起刀，转向坐在游泳池边的孩子们。孩子们都发出尖叫，吓得全身僵硬，不能动弹。

“这个国家就要灭亡，与其活着当俘虏，不如干脆选择死亡。”

关口这么叫着，冲向孩子们。

我赶紧向那边跑去，绕游泳池跑了半圈，当时我手无寸铁，而且身上只穿一件泳衣。关口抓住离他最近、排在第六泳道最前面的池田的胳膊，挥舞着刀子。我一边使劲吹哨，一边纵身扑去。

我扑到关口脚下，抱住他的双脚，做出类似排球中滚地接球的动作。关口倒在地上，手里的刀刺中自己的右大腿。也许是突然地疼痛令他吃了一惊，他双手按住伤口，原地一个滚翻，直接掉进泳池。

也许是因为疼痛，或者不会游泳，要么就是因为他胖，关口在水里挣扎着，快要沉下去了，大声高喊：“救命！”

本来僵在泳池里的孩子们慌忙爬上来，我指挥他们去操场避难，然后用男更衣室的电话联系了教师办公室，并叫来救护车。

因为池田的腹部左侧被割伤了。

更衣室前面放着毛巾架，我从那里拿来几条浴巾，也不管是谁的，赶快给池田止血。后来，负责保育的奥井老师跑过来接替了我的工作。这时，我看到关口扒住泳池的边缘想要上来。

我跑近他，朝着他的脸狠狠地踢过去。之后，别的老师，还有警察、救护车都赶到了。

事情始末大概就是这些。

所幸——或许这种说法不太贴切，池田现在还在住院，伤势较重，痊愈需要三周，但不会危及生命，除了有几个孩子在避难途中摔倒擦伤膝盖，在没有人被关口伤害。

事情的大致经过和后果，孩子、监护人和本区域内的各位人士都已经了解，并且这次事件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报道也已经传遍全国。

对这起发生在学校的大事，我应该算是尽了全力。我对池田受伤感到非常抱歉，可我自认为已经把伤害控制到最小范围。然而，校方还是收到来自在座各位，以及各方人士超乎想象的谴责。

最初的谴责对象是田边老师。

在关口被撞入泳池后到警察赶来之前，他一直都缩在水深只有一米的小学生专用的泳池里。他是二班的老师。有个孩子的父亲问起：“当时田边老师干了什么？”孩子回答：“真纪老师扑向罪犯救了我们，可是田边老师一直躲在泳池里。”据说好多家庭都有过类似的对话。

孩子们没有撒谎，田边老师的确躲起来了。身为男老师，无视孩子们的安危，只顾自己躲起来的确不像话，因此，几乎全国的人都知道了田边老师没出息，是胆小鬼。

大家纷纷议论，田边老师个子挺拔，体格强壮，甚至曾经作为网球选手参加过全国运动会，为何竟然会害怕那么一个瘦弱的男人而躲起来呢？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为什么我一开始就描述了关口的长相特征。大家还认为田边老师没出息，是胆小鬼吗？

如果是在座各位，会采取什么行动恩？

我认为人生来就是非常自私的动物。

比如，当你在看《泰坦尼克号》的时候，是不是想象过自己乘坐渐渐下沉的豪华客轮的情景呢？没有想象过在那种情况下只有自己得救吗？没有想象过自己没有受伤，冷静地趴在木板上等待救援吗？

还有，在看电视中有关地震、火灾的新闻报道时，没有想象过只有自己从摇摇欲坠的建筑中身手矫健地逃出吗？看关于抢劫的新闻时，没有想象过在千钧一发之际躲过刀子吗？听到有罪犯闯入学校，没有想象过自己随机应变最后将其制服吗？

或许正是基于如此想象，人们才会谴责说“如果换成自己能做得很好，那些老师真够笨的”。深信这种自以为是的想象真的会付诸实践，但也许这样的人在遇到实际情况时，反而会无所作为。

可能有很多人会想：那么你又如何？你是想夸自己敢于扑向关口，有超乎常人的勇气吗？事实上，在事情刚发生，媒体做了“勇敢的女教师”之类的报道后，我的班级联络信箱甚至收到过无数邮件，告诫我不要因此太过骄傲自大。

其实，这些都是大家想当然。我根本不勇敢。

在危急时刻能采取适当行动的人，大多数平时经常接受类似训练，要么就是有过类似经历。

我属于后者。

那是在大概十五年前，我上小学四年级时的暑假。

我考入这个县的大学，后来又参加县里的教师录用考试，才来到位于海边小镇的市立若叶第三小学就职，而我的家乡在另外一个地方。

XX小镇，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说过？

那是位于山间的一个小镇，面积、人口和这个小镇差不多，另外，在经济方面，和这个小镇依靠造船厂维持运转的情况也很相似，所以，即使来到这个在县里也不多见的偏远小镇工作，我在生活上丝毫没有不适应。

问孩子们他们居住的小镇是什么样子，孩子们会回答说，大海很漂亮，或者说风景很美。回答的很对，但这可能是因为较低年级的老师曾经这么说过，不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就不会明白自己居住的小镇的优点。

我居住过的小镇空气非常干净，这是小学老师告诉我们的。

老师这么说，是因为我小学三年级快结束的时候，精密仪器公司足立制造厂在镇上建了新工厂，而我们一直住在那里，却丝毫没有感受到这一点。

我也非常喜欢那里的空气，大口呼吸时会闻到潮水的香味。来这里工作后，我买了一辆小型汽车以方便上下班，并未过度使用，可是到第二年金属部分的边缘就开始生锈了。看到这个，我才重新理解家乡小镇空气干净的意义。

就在那样一个乡下小镇，镇上的小学发生了命案。

这次也一样，虽然最初的三天引起很大骚动，或许再过一个月，小镇之外的人就会忘得一干二净。全国平均不到三天就发生一起杀人案，所以很难让大家永远记着，况且毫无关联的人也没有必要记住。

在我出生的小镇发生的杀人案由于发生在小学，当时在全国轰动一时，可是到如今，十五年前的命案估计在各位的脑海里已经荡然无存。

那是八月十四日发生的事情。

由于两个小镇规模相当，为了便于理解，大家完全可以想象自己十五年前的情形。对于和祖父母住在一起的乡下孩子来说，盂兰盆节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甚至不如说是很无聊的日子。亲戚们从大城市回来探亲，孩子在家中没有待的地方，就被打发到外面玩，可是，学校的游泳馆关闭，到河边玩大人又会生气，说会被鬼怪拽住双脚。

没有任何娱乐设施，也没有便利店，所以上午和家人亲戚一起去扫墓，中午早早吃完午饭，接下来就像难民一样在什么都没有的小镇上游荡，一直到天黑。

这样的孩子很多，不仅仅是我，经常一起玩的住在小镇西区的同年级女生纱英、晶子、由佳的情况都和我差不多。所幸西区有小学，我们就和往常一样在校园里玩。

同伴中还有一个叫惠美理的女孩，她不是这个小镇土生土长的孩子。

上小学后，决定玩什么一般由我来定。可能是因为个头高，在同年级孩子中，我总是被当做大姐姐。

比如，在河滩玩的时候，如果有人的鞋子不小心被水冲走，大家都会看我，虽然不说“你给捡一下”，可是会问“怎么办？”，不得已，我只好去捡。跑到下游，脱光脚战战兢兢地下水，等着鞋从上游冲下来，最后总算捡回来，这时候大家会说：“还是真纪行。”好像我是很靠得住的大姐姐。

不只是孩子们这样，集体放学回家的路上，当有孩子摔倒大哭的时候，过路的大人就会对我说：“你是姐姐，一定要照看好大家。”在学校也一样，班里如果有被孤立的孩子，不知道为什么老师就会对我说：“玩的时候也叫上XX。”

原本父母就是这样对我的。在家里我是长女，受到如此待遇也是理所当然。过节的时候，如果本区有孩子的活动，就会有人说“你来参加吧。”，给我分配很重的任务。学校举办自愿参加的义务活动，如果得知附近的孩子参加而我没去，妈妈就会发火，戳我的脑袋或脊背，因此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我都尽量参加。

这样一来，镇上的人对我的印象是“很坚强”，不知不觉我也开始自认为“很坚强”，所以，我认为自己承担一切是理所当然的，或者不如说认为自己必须那么做。游戏也一样，我总是绞尽脑汁地想大家玩什么会更开心，然后提议。

在座各位也许会对我的话一头雾水，可是，因为这些事和这次事件相关，就请各位耐心听下去。

升入四年级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足立制造厂的建成，从东京来了很多转校生，我们班里来了一个叫惠美理的女孩子，据说她爸爸在足立制造厂担任要职。惠美理成绩很好，还知道好多乡下孩子不懂的政治经济知识，比如日元升值是什么意思、会给国内带来什么影响之类，她懂得很多。

有一天课上，老实说我们居住的小镇空气很干净。但并没有一个孩子立刻真正认同，下课后，有人向惠美理求证此事，得到她的承认，大部分孩子才表示信服。

也就是说，惠美理说的话，我们都认为是正确的。

从那以后，班里的孩子做决定时一定会找惠美理商量，即使是班上的值日或者娱乐活动这种完全不需要都市生活常识的事情，也要找她，而这些原本应该是我做的。

我心情很复杂，但惠美理说的话的确都对，而且，她的提议都很新鲜有趣，我无法反对，渐渐对她言听计从。可是，和朋友们的游戏被她全盘否定，心里还是很别扭。

在惠美理搬来之前的一段时间，女孩子之间流行一种参观镇上各家法国玩偶的游戏。我自然是发起人。大家都很着迷，没想到惠美理只参加一次之后说了句：“还是芭比娃娃好。”就因为这一句话，第二天这个游戏就终止了。

在惠美理掌握一切之前，我发起过一个新的游戏——探险。

在离镇上不远的山间入口又处无人居住的破房子，是一幢外观时尚的西式建筑，已经废弃多年。据说这原本是一个在东京经营公司的富翁为体弱多病的女儿建的别墅，结果完工前夕女儿就去世了，所以一直无人居住，闲置至今。这种留言在孩子们之间传得有板有眼，很久之后才知道，这实际上是一家旅游开发公司在镇上开发别墅时建的一栋样板房，结果那个公司中途破产，于是房屋就此搁置起来。

大人告诉我们不要去那里，而且房子的窗户和门都用木板钉死，无法进入，所以我们以前很少靠进。我的一个朋友由佳家里的葡萄园就在废屋附近，有一天听他说，钉在废物后门上的木板脱落了，虽然锁着，用发卡很容易就可以打开，于是我叫上相熟的玩伴和惠美理一起去看。

探险游戏非常快乐，法国玩偶之类早被抛到脑后。只有我们知道可以进入那里，虽然里面仅有几件固定安装的家具，装饰用的壁炉和花架床，但对我们来说那里简直就是城堡。我们拿来点心在那里聚会，或者把大家的宝贝收集起来藏在壁炉里，玩得非常开心，可是，这样的游戏只持续了不到半个月。

有一天惠美理忽然说她不想去那里了，还说她告诉爸爸能进废屋的事了。我们问她为什么那么做，惠美理只是沉默不语。不知道是不是惠美理的爸爸干的，总之后来我们再去，门上已经安上更结实的锁，进不去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和惠美理玩，因为惠美理提议以后玩排球。我已经决定升入五年级后参加排球社，多次央求父母给我买排球，可他们说等入社以后再说，一直没有给我买。惠美理有排球，而且是正式比赛使用的名牌货，是电视上看到过日本选手用的球。我想用那种球，所以主动和惠美理套近乎。

命案发生当日我们也玩球了。

我向大家提议一起到校园玩球，并且拜托惠美理从家里把球拿来。

那天天气非常好。一说到山间小镇，也许大家印象中就是凉爽，可是那天艳阳高照，让人很难相信已经入球，只稍微在外面走一走，裸露的四肢就已经被晒得火辣辣地疼。惠美理说：“太热了，去我家看迪士尼的片子吧。”盂兰盆节期间，所有家长都严格要求孩子：“不要去别人家，会给人添麻烦的。”正因如此，我的意见得到了赞同。

而且，我不太喜欢惠美理的家，她家的好东西太多，会让我们感觉自己好惨。可能其他孩子和我有着一样的心情。

虽然叫唤着热死了，可是一到体育馆的背阴处，大家很快就玩得入了迷。我们围成一圈传球，要连续传一百下。说这话的人是惠美理，她说既然玩，定个目标会有成就感，更有意思。果然，数到八十以上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兴奋，边传球边欢叫。

惠美理就是这样一个女孩。

传球第一次超过九十，我们正玩得高兴，一个穿工作服的男人来到旁边。那人并没有手持救生刀向我们挥舞叫喊，而是慢慢走近停下来，笑着对我们说：“叔叔来检查游泳馆更衣室的换气扇，可是忘了带梯凳。只是拧一下螺丝，够不着的话，我会让你们骑在脖子上，你们能不能来帮我一下？”

我想这种事情应该由我承担，于是主动请缨。别的孩子也都自告奋勇要求帮忙，可是那人说我个子太高，对于别的孩子，他要么嫌戴眼镜，要么就说看起来太重，最后选了惠美理。当时我想，怎么又是惠美理。

我有些懊恼，随即提出：“我们大家都去帮忙吧。”别人也都赞成，但那人马上拒绝：“太危险了。”他说让我们等着，做完后给我们买冰欺凌，然后就拉着惠美理的手走向游泳馆。

在座各位家长平时是怎样给孩子讲防范对策呢？不会有人认为连这个都应该全部由校方来教给孩子吧？

我家孩子拿筷子的姿势很奇怪，在学校你们是怎么教的？这是我前几天接到的一个电话问的。孩子已经上四年级了，不知道一直以来他都在干什么。也许那位家长就有类似想法。

当然，学校并没有告诫孩子，在上学放学途中，如果有可疑的人搭讪，一定要大喊，或者按装在书包上的警报器；一定不要乘坐别人的车；可以跑进附近的商店或住宅求助；尽量走行人较多的地方；有什么情况一定要向大人报告，等等。

在座各位中或许也有人做的很周到。最近有安全网站提供一种服务，就是把不良分子的信息发送到手机上。可能登录这种网站的人不少吧？

这让我想起一件事，前几天我班上的一个女孩子向我报告说：“老师，今天来上学的路上，在十字路口有一个奇怪的叔叔一直盯着我看。”我连忙跑过去看看，才知道是其他年级的老师在例行巡查。当时的我们如果能像这个孩子一样心存警惕，可能会避免凶案的发生。

可是，当时的大人们没有在这方面给予叮咛嘱咐，何况事发地点是学校，那人穿着像模像样的工作服，提出的请求好像也很正当。

没有惠美理参加，我们连续传球一百下后，坐在体育馆门前的台阶上来聊天，过了好久惠美理还没有回来。不就，夕阳西下，宣告已是下午六点的音乐响起。现在的小镇是播《七个孩子》，而我们那个小镇播《绿袖子》。

是不是时间太长了？我们开始有些担心，决定去游泳馆一探究竟。我们那个小学的游泳馆和这所小学的很像，但出入口在夏天会开着。我们从入口进去，穿过泳池，走向更衣室。里面很静，能听见远处的蝉鸣。

更衣室没锁。走在最前面的我打开更衣室的门，可是里面没有惠美理和那个男人的身影。是不是没打招呼就走了呢？我有些生气，又不死心，于是决定打开男更衣室看看。开门的是晶子。在她反手打开门的瞬间，一副可怕的景象跃入眼帘。

惠美理倒在地上，头朝向门口，眼睛圆睁，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从她的鼻子和嘴里流出液体。我们连声呼唤她，可是没有任何反应。

我们才反应过来，惠美理死了！出大事了！我当场开始给大家布置任务。

晶子和由佳跑得快，我吩咐她们分别去惠美理家和派出所，让最老实的纱英留在现场守候，我则去叫老师。没有人提出异议，纱英留在那里，其他三人同时跑开了。

大家不觉得我们很勇敢吗？看到朋友的尸体，仅十岁的孩子没有哭也没有惊叫，而是分头行动。

除我之外的三个人的确很有勇气。

从后门出去比较近，于是去惠美理家和派出所的二人出了游泳馆后穿过操场，朝体育馆后门跑去。我一个人朝校舍跑。校舍有两栋，南北朝向，面向操场的是二号馆，面相体育馆正门的是一号馆，教师办公室在一号馆的一层。

一般人们都误以为暑假期间老师也休息，其实根本不是。教师在学生放假期间也上班，从上午八点到下午五点，其间和一般的企业一样有带薪休假，盂兰盆节也休息。

所以即使是暑假期间，如果不是休息日，教师办公室应该也有老师在，可是，如前所述，命案发生当天是八月十四日，盂兰盆节三天休假的中间一天，老师们都休息。上午也许至少有一个人会来学校办事，但那时已经过了下午六点。

我跑到一号馆，发现校舍的五个入口包括正面玄关的入口都上着锁。我又跑到两座校舍之间的中庭，绕到教师办公室的窗户外面，不用踮脚就可以从白色窗帘的缝隙看进去，里面空无一人。

这时，一阵恐惧袭来，校园里是不是只有我自己和杀死惠美理的那个人……他躲在附近，接下来是不是就盯上我了……回过神来，我已拼命跑过中庭，出了正门，一溜烟跑回家里。进了家门我也没有停下来，在玄关甩掉鞋子，跑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拉住窗帘，蒙上被子开始发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怕！怕！怕！

过了一会儿，妈妈冲进我的房间，揭开被子说：“原来你在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回来的时候妈妈去购物了，途中听说小学出了大事，就慌慌张张赶到学校，在一片混乱中找了半天也没有看到我，想到必须告诉父亲便先回到家，却发现我的鞋胡乱倒在玄关，立刻跑进我房间。

我边哭边说，惠美理死在了游泳馆的更衣室。母亲大声斥责道：“发生这么大的事，为什么回来后不赶紧告诉我们，却躲起来？”我正准备说是因为害怕，忽然想到，其他孩子都怎么样了呢？

我想，连向来很坚强的我都吓得逃了回来，其他人肯定也不例外。妈妈是从晶子的妈妈口中听说出了事。

晶子头上受了伤，被哥哥领回家，并且向妈妈报告说惠美理在游泳馆出了大事。晶子的妈妈正准备去看看是什么情况，碰到我妈妈，就一起去了小学，中途又碰到纱英的妈妈背着纱英回家。

当时惠美理的妈妈在游泳馆，派出所的警察和由佳也在，平时不引人注目的由佳很清楚地讲述了目击情形。

你干什么了？这种时候你才应该表现得最冷静，为什么只有你躲在这里？真没出息！

没出息，没出息……我被这么骂着，头上、背上挨了好几下，我边哭边反复说对不起，可是我不明白是为什么又是在对谁道歉。

各位可能已经清楚，只有我逃跑了，其余三个人都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向惠美理的妈妈报告女儿的死讯一定很可怕，给平时根本没有打过交道、一脸严肃的警察讲述事情经过也一定很可怕，在那里守着尸体更可怕。

我没有勇气。不仅如此，由于遭遇这样的事，我失去了重要的东西。

我失去的是我存在的价值。

我也单独接受过关于惠美理被杀案的调查取证，可多数情况下还是在老师和父母的陪同下四人一起接受询问。问题诸如：嫌疑人从哪里走过来的，是如何搭讪的，服装、体型、长相是不是和哪个明星类似之类。

我拼命回忆案发当天的情形，而且总是抢先回答。是负疚感驱使我想弥补过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妈妈陪我去的时候，她总是趁周围人不注意捅捅我的背说：“你带头说。”

可令人吃惊的是，在我后面回答的孩子一一否定了我的说法。

“他穿着灰色工作服。”

“不对，带点绿色。”

“眼睛细小。”

“是吗？我倒不觉得。”

“看上去挺和蔼。”

“胡说。一点都不和蔼，只是他说给我们买冰激凌，才会有那种感觉吧。”

总是出现诸如此类的对话。即使在惠美理主导一切之后，她们三个人也从未反驳过我的意见，可是这一次大家都开始否定我，看着我的眼神就像是在说：“你胡说什么？”她们还异口同声地说：“想不起嫌疑人的长相。”自己想不起来，却否定我的说法。

我想大家都察觉到只有我逃跑了。没有人直接指责我，但心里肯定很生气，很鄙视我。

她们一定会想，平时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到头来不是你最胆小吗？现在又来出风头。

可是，如果仅仅如此，即使有负疚感，也不应该被罪恶感困扰。不管怎么说，我去了教师办公室，在这起案件中我最大的罪过不是临阵脱逃。

我犯了更大的罪过，今天是首次在这里坦白。

我记得嫌疑人的长相，却说不记得了。

从被嫌疑人搭讪到发现尸体的过程都记得，可是当被人问及最关键的一点——嫌疑人的长相，其他三个人都摇头说不知道，看到这一幕，我非常不解。怎么可能只忘记长相？我无法相信。如果是那样，就不要否定我的正确回答，我很生气，而且实际上也想那么说出来，同时心里还很鄙视她们，四人当中我学习最好，她们真够笨的。

可是，我竟然比这样的孩子还要胆小……想到这里，我脑中冒出一个想法。除我之外的三个人都独自完成了任务，这应该比四个人一起发现尸体更可怕，是不是因为当时的恐惧使得大家想不起那人的长相呢？我能记得，是因为在那之后什么都没做。

当被问及发现尸体之后大家都干了些什么时，我回答教师办公室没有人，想到需要叫个大人过来，所以就回家了。从学校到我家途中有好几户人家，有几家在参观玩偶时还拜访过，我却过门而不入跑回家，而家里尽管有爸爸和一些亲戚，我却什么都没说。

假如当时我及时向大人报告，有关嫌疑人的情况是不是可以收集得更多一些呢？产生这种想法是在最近。

当时我认为记得嫌疑人的长相是坏事。如果只有自己能正确回答，甚至警察和老师都会察觉只有我什么都没有做，然后对我进行谴责。但是，我不后悔当时回答不记得。到后来我甚至深深认识到，也许这么做反而更好。因为罪犯没有抓到。如果说记得，被罪犯知道的话，下一个目标就会是我。我说不记得，就可以保护自己。

可能因为当时交的朋友已经不只限于年龄相仿，或住在附近，而已经发展到愿意与志同道合的人交往，或者也可能是因为不想再回忆起那次凶案，总之那件事之后，我们四人就很少一起行动。升入五年级后，我加入了排球社，到六年级时成为儿童会副会长的候选人，并最终成功当选。会长一职由男生担任，所以妈妈要求我竞选副会长。交了新朋友，有了新的环境展示自己，我竭力恢复名誉。升入中学后，我带头承担学生干部的工作，还积极参加社区义务活动。所以周围的人更夸我坚强。

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切其实都是在逃避。远远地看到总是有些战战兢兢、缩头缩脑的纱英，常常逃学旷课的晶子，和沉迷于夜游、走上盗窃歧途的由佳，我认为自己是在那件事之后最努力地一个，并已经充分履行了在案件中应该承担的责任。我始终持有这种想法，直到有一天我们被惠美理的妈妈叫到家里。

在凶案过后第三年，惠美理的父母要返回东京。据说她妈妈在破案前不想离开那个小镇，可是由于丈夫工作上的安排，不得已决定离开。她的妈妈因为女儿惨死伤心过度，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甚至一度卧床不起。她比谁都希望破案，可是还没有坚强到能够独自一人留在小镇找到罪犯。

初一那年夏天，我们四人被身材窈窕修长、犹如女明星般的她叫到家里。她说想在离开之前最后听一次当天的情况，还说这是最后一次。我们没能拒绝。

惠美理爸爸的司机开着一辆大车把我们一一接上，开向足立制造厂的员工公寓，我们四人曾经拜访过那里。那次凶案之后我们四个人还是第一次一起行动，可是途中我们完全没有谈及那次不幸，只是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诸如兴趣小组的活动如何、期末考试怎么样之类。

只有惠美理的妈妈一个人在家。

那是周六的下午，天气晴朗，房间犹如高档宾馆，从楼里看下去，整个小镇尽收眼底，蛋糕上嵌着很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水果，据说是特地从东京运来的，红茶也非常好喝。如果惠美理在的话，应该是异常优雅的饯别会，可是，惠美理被杀了。与晴天的天气相反，房间里气氛很凝重。

吃完蛋糕后，惠美理的妈妈要我们讲讲案件的经过，四个人以我为主大概讲述了那天的情况。忽然，惠美理的妈妈发出歇斯底里的喊声：“够了！你们就像傻瓜，总是反复说记不起长相，就因为你们这么笨，所以过了三年还没有抓到罪犯。惠美理就是因为和你们这样的笨蛋一起玩才会被杀害，都是因为你们，你们就是杀人犯！”

我们是杀人犯——她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那次凶案之后，我们很痛苦，也一直没有放弃努力，没想到最后不仅没能赎罪，竟然变成是由于我们的过错造成了惠美理的死亡。惠美理的妈妈继续说：“我绝不会原谅你们。在诉讼时效内，你们必须找出凶手！否则，就必须赎罪，直到我满意为止。如果做不到，我会向你们复仇。我拥有的金钱和权利超过你们的父母好几倍，我一定要让你们受到比惠美理更惨的惩罚，只有身为惠美理的妈妈的我才有这样的权利。”

比起那个罪犯，惠美理的妈妈似乎更可怕。

对不起，我记得那个男人的长相。

如果当时这么说了，也许如今我就不会站在各位面前旧事重提。可惜的是我当时真的忘了那个男人的长相，本来那人的特征就不是很明显，而且长期以来我一直暗示自己“不记得”，三年时间足够淡忘了。

给四个孩子留下重大约定的第二天，惠美理的妈妈离开了小镇。不知其他孩子作何感想，一直以来，我都在拼命想不被报复的办法。

不可能抓到罪犯，所以我选择后者，即可以得到惠美理的妈妈认可的赎罪行动。

至此，我想大家已经能明白为什么胆小的我敢于扑向手持利刃的嫌疑人了，只因为我有过类似的经历。

田边老师没有过这种经历，就这么简单。正是由于这点不同，我被视为英雄，而田边老师受到谴责。

那么，是田边老师的过错吗？

嫌疑人是翻过隔开橘园和游泳馆的铁栅栏闯进来的。整天说防范对策，可是哪个学校设有监狱般的高墙呢？我们国家是不是富裕得可以在公立学校配置不留任何死角的监控镜头呢？此外，各位有没有在事情发生之前，就意识到社会治安已经恶化到有必要安装类似设备的程度呢？

谎称有病、擅自离岗的治安巡逻员，有什么权利谴责田边老师？各位的谴责似乎是把自己平时的不满统统发泄了出来。我接到过向学校提出抗议的电话，我和田边老师住在同一栋单身楼，所以也看到过贴在他门上的诽谤传单，上面有很多措辞不堪入耳，难道这些可以给自己的孩子看吗？我曾经在深根半夜听到过田边房间的电话、手机响个不停，还听到过电话、手机被摔到墙上的声音，也曾经看到他放在停车场的汽车挡风玻璃被打破。

各位也应该知道，正因如此，现在田边老师的精神状态已经令他不适合站在各位面前。

田边老师到底做错了什么？如果是因为给自己的孩子留下可怕的记忆而愤怒的话，各位为什么不谴责那个嫌疑人呢？就因为那个人三十五岁、无业，并且有过看心理医生的经历，还是因为他是本地权倾一方的议员的儿子呢？或者仅仅因为谴责田边老师更容易呢？

连身为同事的我都非常同情他的遭遇，大家可以想象他的未婚妻会有怎样的感受。

正如各位所知，田边老师毕业于国立大学，高高的个子，长相帅气，体育运动全能，非常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甚至老师家访的时候，有的孩子的妈妈会毫不避讳地说：“要是田边老师来就好了。”当然在女同事中他也相当有人气，去参加研究会时，曾经有别的学校的老师问他有没有女朋友。

也许有人会说我是不是喜欢田边老师。我不适合他这种类型。我刚到这个学校的时候，田边老师说：“有什么事就和我商量，尽管找我。”活到今天，对我这么说的人也就他一个。我很高兴，可是我不懂如何依靠别人。自己不会的事情可以找人帮忙，但我没有不会的事情。

与他共事的过程中，我开始觉得他不适合我，田边老师和我很像，而我又不喜欢自己。

学习好、擅长运动和人的才能不一定成正比，更不可能和块头有任何关系。可是，如果块头大，又能够巧妙地做好一些事情，给周围人的印象就很坚强。

田边老师一定从孩提时候起就一直被人称赞“很坚强”，并且因为是男人，可能比我听到的更多。

另外，田边老师应该也有这种自我认识。他的班上如果发生什么问题，本来可以和同年级其他老师商量，可是他会致力独自解决，反过来，他会插手别班的事情，发表建议。

在这方面我和他有共通之处，所以，我想他可能也不喜欢我。

田边老师选择的女友是一个个子不高、身材苗条、弱不禁风的玩具娃娃般的女孩子。那个女孩子精通电脑，有一次出于好玩还给某地警察发送了病毒。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电脑通，当田边老师碰巧经过的时候，她会向田边老师资讯打印机的用法。只是帮忙打印了几页纸，休息日她就拿着亲手做的蛋糕去拜访田边老师。看着高高兴兴地邀请她进屋的田边老师，我才恍然意识到所谓“撒娇”原来如此简单。

这完全没有吃醋的意思，看到她，我就想起事件发生时也在现场的一个朋友，所以对她也敬而远之。她就是负责保育的奥井老师。

关口掉进泳池后，我马上打内线电话到教师办公室说：“凶犯闯进游泳馆，有人受伤，赶紧叫救护车。”最先跑过来的不是身强力壮的男老师，而是玩具娃娃般的奥井老师。比起嫌疑人，伤者在她听来更重要。或许身强力壮的男老师们想着要和嫌疑人搏斗，去准备武器了。

田边老师喝了大量安眠药，被送到医院，第二天，奥井老师给某出版社打电话，说我当时的行动似乎有点夸张，当天在某网络周刊的网页上登载了这则新闻。

在座各位不要说不知道这回事。

为了保护孩子们的安全，勇敢地扑向罪犯，一度被视为英雄的女教师，真的有必要夺去罪犯的生命吗？尽管孩子们已经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大腿负重伤的男子每一次从泳池探出脑袋，女老师就劈头踢过去，宛若踢足球一般，把他按进泳池底部，直到他再也浮不上来。被罪犯撞到，因伤痛无法从泳池爬上来的男老师在化作血海的泳池中目睹了地狱般的一幕。那么，到底是谁使得男老师失去重新踏上讲台的勇气呢？这是大家听到的说法。

原本是英雄的我从这天之后就沦为杀人犯。

通过爱的力量动摇了世间的舆论，真了不起。

对各位来说，出现新的谴责对象，是不是反而更兴奋呢？本来是各位把田边老师逼向死胡同，如今却表示怜悯和同情。好像田边老师落到这份上是我逼的，并把事发之前自家孩子的无能表现归罪于我，说什么孩子变得不爱说话了，孩子的注意力不集中了，你们这么做是不是令平日的压力得以释放了呢？当有家长要求我赔偿带血的浴巾时，我惊得无话可说。

开除杀人犯教师！应该在大家面前下跪谢罪！应该承担责任！

出于这样的原因才召开了今天的临时家长会，我现在站在这个台子上，但我遭受如此谴责，难道是因为你们的孩子没有被杀害吗？

大家认为我是毫无来由地杀害了一个摇摇晃晃走过来的体弱有病的少年吗？

是不是等四五个人被杀害更好些呢？是不是像胆小鬼同事那样装作被撞入泳池，对孩子们遭受坏人袭击视若无睹更好些呢？或者我和那个男子一起死掉大家才会满意呢？

要是不救你们的孩子就好了。

事情发生后，罪犯刺中了自己，掉进泳池。这种情况一般认为算不上正当防卫，可是，我运气不好，那人的父亲位高权重，看来不久就会针对我下达逮捕令。

也许有好心的刑警会听我把话说完，如果是那样，我只申明一点。

周刊的网页上写的是“每一次探出脑袋”。而实际上我只踢了一下那人的头。审判的时候，一定会被问及那一踢是否有杀人意图。按照陪审制度，也许在座各位会有人当选，参加陪审，一想到这点，我就不寒而栗。

我不想过多地对你们说明事情真相，因为没有意义。接下来我要说的事情各位就当是针对你们当中的某一个人。

麻子女士，再次谢谢您专程远道而来。

我想您所说的“赎罪”就是要我们成为毫不逊色于惠美理的优秀人物。当我明白自己并不坚强之后，为了赎罪，在初中和高中都担任学生会主席，同时担任排球社社长，并且努力学习，最终考上大学。

考入这里的大学，是因为我想住在大海附近。住在能够远眺辽阔的太平洋的海边小镇会让人很放松，这种感觉在封闭的山间小镇是体会不到的。虽然这根本就是一种误解，但我也不想再次回到那个小镇。

大学毕业后我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说实话，我并不是很喜欢孩子，可是，如果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就达不到赎罪目的。我想必须置身于自己曾犯下过失的地方，在那里拼命努力。

尽管从事这份工作只有两年出头，我每天早上总是第一个出勤，耐心倾听孩子们任何无聊的话题，认真处理家长们好像权当消遣提出的各种要求，一直坚持无论多晚也要当天的事情当天做完。

要承受的太多太多了，我忍不住想哭，想逃跑。我并不是没有诉说的朋友，也曾经给学生时代排球社的几个朋友打电话或发邮件发牢骚，诉说工作中的烦恼，可是她们都不约而同地对我说：“真纪，发牢骚之类的事不像你的作风，加油！”

我的作风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本来不坚强却硬要装作很坚强呢？真正了解我的只有那三个人，一想到这点，我就非常想念她们。

似然后来和她们没什么来往，但时常会从毕业于当地职业学校并留在那个小镇工作的妹妹口中，听说一些关于她们的事情。

纱英结婚之后去了国外，听说嫁了位很了不得的社会精英。晶子依然窝在家里，但前段时间还带着她哥哥的孩子去购物，看上去心情不错。由佳已经回来了，好像很快就要生孩子了。

这些事情是上个月初听说的。我突然觉得自己非常愚蠢，为了赎罪把人生搞的痛苦不堪。我认为大家早已淡忘了那次凶案，早已把和惠美理妈妈的约定抛到了脑后。

本来，如果冷静地想一想，也许惠美理的妈妈不会因为我们没有遵守约定就真的报复，也许她的意思只是要我们至少有那样的精神准备。

只有我没有走出那个命案的阴影，傻乎乎一本正经赎罪的只有我一个，我产生了如此想法。

一直加油努力显得那么傻，于是我也开始偷懒。即使有家长不按时交伙食费我也不再勉强去家访，反正不会扣我的工资，就听之任之。如果学生早上打来电话说肚子疼，我也不再询问详细症状，不管是装病还是别的什么，听任其休息就好了。孩子们互相骂“傻瓜”、“笨蛋”，类似这种无聊斗嘴也不再去管，任由他们吵到心满意足为止。这种想法逐渐占据了我的思维。

一旦产生这种想法，心情突然变得很轻松，而且不知道什么原因，感觉孩子们更易接受我了。也许我越是给自己上紧箍咒，孩子们越会感到紧张喘不过气。

就在这个时候，我在电视新闻中听到纱英的名字。新婚不久的她杀死了性嗜好异常的丈夫，之后我父母收到了来自惠美理妈妈的信。里面没有只言片语，只装着一封信的复印件，是纱英写给惠美理妈妈的。

我这才知道纱英是抱着什么想法度过了十五年的时间。由于我不负责任地吩咐她守尸体，使她陷入无法想象的恐怖活到现在。如果我当初返回游泳馆……

身心状态如此的纱英以她自己的方式如约完成了赎罪。她非常喜欢法国玩偶，本人也和法国玩偶颇有些相似，在四人当中最老实，可是，她比我坚强好几倍。

即使已经过去十五年，可能最胆小的还是我。

在这种时候，罪犯闯入生活。晴空万里的夏日，就在小学的游泳馆，四年级的孩子眼看就要遭受到袭击，仅仅这一点相似，就令人禁不住想，是不是惠美理的妈妈策划的，她是不是躲在什么地方暗中监视着一切。

而且我想，如果就此逃跑，即使过了诉讼时效，我也会终身陷在那次命案中不能自拔。我没有犹豫，与其作为胆小鬼活下去，还不如被捅一刀。

想着这些，我的脚已朝着关口踢了过去。

当小学老师就为了这一天，能够忍受排球社的严酷训练也是为了这一天，要追回失去的东西只有现在了，这么想着，我扑到关口脚边。

要把关口扑倒或者要杀死他之类的想法，我当时完全没有。有我在的地方不允许有孩子被杀害，我必须保护孩子们，这一次一定要镇定，我脑子里当时只想着这些。

奥井的证词中还有一点需要订正。她说孩子们全部被疏散之后我还继续踢关口的脑袋，而实际情况是，当关口要从泳池爬上来的时候，泳池边上还有一个孩子，那就是受伤的池田。当时照顾池田的就是玩具娃娃般的奥井老师。难以想象奥井老师可以保护池田，而且我也不想让她保护池田，因为坚强的人是我。

池田一直哭着喊疼，按在伤口上的浴巾已经被血浸得鲜红。我忽然想，惠美理遭到那个男人侵犯的时候是不是也喊了呢？那次之后，我一直受自己胆小的困扰，也想象过其他三人感受的恐惧，但那只是为了和自己感受到的恐惧作比较，从未考虑过惠美理的感受。

按说最恐惧的人应该是惠美理。也许她曾屡呼救命，可是我们没有去看看究竟。惠美理，对不起！我第一产生这种想法。

同时，我无法原谅那些侵犯明显比自己弱小的孩子的大人，我决不允许变态狂的存在。由于这些愚蠢的大人，孩子的未来一团混乱，像这样的事我们承受过就足够了。

那男子没有受伤的一条腿已经攀住泳池边缘，决不能让他得逞。我迅速跑向关口。

关口满脸是水，面部毫无表情，这样的脸和十五年前那个男人的脸重叠在一起。在拼命踢向男子的瞬间，我感到我的赎罪已经结束了，我终于履行了约定。

可是，我真正必须做的并不是这样的事。胆小鬼的赎罪必须通过鼓起勇气坦白一切来完成。

在踢向关口的瞬间，十五年前那个男人的脸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眼角细长，五官清爽利落，我近几年才认识到这样的长相很帅气。当年警察问有没有和哪个明星长得很像的时候，我完全想不出来，可是现在我可以列举出好几个。比如周四八点播放的电视剧中的男二号，爵士钢琴家某王子，狂言大师某某……都是年轻人。

纱英的信里也说年龄还不至于大到可以叫他大叔。

如果考虑到事情已经过了十五年，那人的长相……虽然不是演员，好像和经营自由学校（日本的一种私立教育机构，一般以招收不愿意上学的问题孩子为主，规模较小）的南条弘章先生很像，就是那所去年夏天发生纵火案的学校。当然，我不是说南条先生就是罪犯。

还有一个人长得更像。不过，说出来显得太没常识，而且这个人已经离世，我就不说了。

我从心底希望这些能够提供一点线索，帮助找到罪犯。

可是，这是不是足以得到您的谅解呢？

失去唯一的宝贝女儿的确很令人同情。不管是十五年前还是现在，最希望找到罪犯的人都是您。然而，失去爱女的伤痛，因找不到罪犯而产生的焦躁，对于自己什么都不能做而产生的恼怒，把这一切都转嫁到一起玩的孩子身上是不是不应该呢？

我总觉得，我和纱英一直没能摆脱那件命案的阴影不是那个嫌疑人的过错，而是您的错，对不对？麻子女士，您不这么认为吗？不是正因如此，您才专程远道而来确认我们的赎罪吗？

还有两个人。最好不要再发生错误的连环赎罪行动，可是我无能为力。

无能为力——真是一句不错的说辞。

我的解释到此为止。没有安排回答大家质疑的时间，请各位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