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

——李大钊

也许我真的疯了。

上火车的时候，站台上的钟响了一下。往常这会儿你照例该起床了。你起来见不到我，必定先习惯地走进厨房，可你看到买菜的篮子还端端地挂在墙上，——今天是春节，没人会这么早就起来上菜市场。接着你拉开了屋门往外瞧，院子里空空的，很冷，你缩回身子，这时你就会看到门边桌上的那张字条了。

继平，我完全想象得出你的吃惊和愤怒，也许你此时正在痛哭流涕地大骂……这些年你见惯了我的优柔寡断，你不会料到我能在一秒钟之内把多年缠绕身心的所有可见和不可见的缧绁一刀割断，背叛了你也背叛了我自己的麻木，让社会的舆论、自己的脸面、亲朋好友的警劝，统统见鬼去吧！我终于迈开了实际上已经酝酿多年的脚步，在这年关寒冷的黎明，踏着红红绿绿狼藉街头的鞭炮的纸花，和你，和我们这个家，和这些年庸俗寡淡的人生，不告而别，奔我日夜思念的这个地方来了！

啊，茶淀！我终于不用借助模糊的梦境，而是真真切切地见到了你！

梦境中，你是一片苍苍的绿色，潮湿、闷热，又迷人，又残破。可在这干冷干冷的严冬，在经历了改朝换代，几许寒暑的今天，你该是什么样了？

继平，你一定奇怪我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按捺不住说起这个地方，“茶淀，那不是关劳改犯的监狱吗？”你一向多疑、敏感，也一向不肯忍耐。终于有一天，在我们又一次争吵时，你突然冲口而出：“到茶淀找你的情人去吧！”尽管那天你喝多了，控制情绪的能力十分低下，但这句话仍然使我意识到，那次的争吵已开始把我们的关系升级到一个真正不幸，也是或迟或早总会到来的转折点了。那天就注定了今天！

茶淀，我不是今天才认识你，我那幼稚而又深沉、朦胧而又强烈的爱，就在当年短短相识的瞬间，留在你那泥泞的土地上了。

我最先想起的是那首异域的情歌，是小祥从他家的旧唱片上学会的歌，他唱给我听的时候，还说不清它到底来自欧洲还是太平洋，那确是一首优美、又特别好记的歌：

为什么

你为我饮马整鞍，

为什么

你将醇酒奉献，

美丽的姑娘啊，

我是个贫穷的流浪汉。

啊，我本不该停步，

是你的美丽使我流连。

你愿不愿和我结伴，

去那遥远的天边？

那儿没有愚昧和强暴，

也没有万恶的金钱。

只有你和我，

我们的诚实与热血，

还有头上一方

湛湛的蓝天！

小祥，你当然不会忘记这首歌，可你还记不记得我？还记不记得你的白房子和房前那葫芦形的池塘？池塘边那个简陋的防震棚还在不在？哦，那棚子的简陋就注定了它的短命，可在我的记忆里，它始终和白房子，和半池青萍，和你临池独立的身影在一起，是一个永久不变的、诗一样的即景。

我从小说知道你这不寻常的家乡。从我懂事起就常常听到家里的保姆和街坊四邻扯闲篇儿的时候，带着神秘和恐惧的表情，说到那些偷鸡摸狗之辈被送到茶淀去的事情，仿佛那就是古时刺配囚犯的远恶军州。

其实，茶淀，不过是唐山左近一个黄豆般大小的车站。你对我说起过这个小站寒碜的历史。它早先连一排矮矮的栅栏都没有，很久以前大概只是个无名的弹丸小村，在八百里京山线上，自然不敢与四朝古都的起点和天下第一雄关的终点同日而语；也愧于与位居中国第三大城的津门和有华人故乡之称的工业重镇唐山相提并论。但是，北京的许多年轻人大概和我一样，并不知道京山线上通往新港码头、大港油田和那个华北最大盐场的必经之地塘沽，或许也不知道有着古老传奇故事的军粮城，他们却知道——茶淀。

茶淀的出名，一点不错，正因为它是一个大型劳改农场的所在地，确切地说，是这个劳改农场的大门。北京人习惯地称之为“茶淀农场”，其实它的本名叫“清河农场”。此地去京数百里之遥，当然和京郊的那个清河镇绝无牵连，尽管这里确实有一条不小的清水河，但农场的这个名字无疑包含了一种象征意味，无非喻水之清，可以洗净恶人满身的污浊。

清河，你能不能洗清我？我这个有夫之妇，竟抛弃了温暖不到两载的新家，去寻找一个多年以前的旧爱……继平，你完全可以参加进那一片世俗的唾骂中去，骂这给你丢尽了脸面的媳妇！可是继平，你不要恨他，他是干干净净没有过错的。虽然他像一个美好的召唤，十年来使我灵魂不安；又像个强大的“第三者”，插足到我们风雨飘摇的夫妻关系之间，但实际上，从十年前和他分手后，我们就再没有见过面。

要是没有唐山的那场地震，你我也许一辈子无缘碰面。

那时我已经在北京市公安局一个大处的团委书记办公室里坐了将近两年，俨然是个成熟的大人了，你呢，你看上去还是个孩子。

我对你说过地震那天北京的情形。那天上午九点钟开始下雨，虽然比起你们，北京人感受到的恐怖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谁也无心办公，都在夸张地学说着自家屋子在震动中的声音，以及老婆（或丈夫）当时的种种狼狈。那阵子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高潮，大家难得这么松快一天。

中午，据饭桌上的新闻：地震中心原来在唐山一带。这使人们的心里无论如何更多了一点宽慰——唐山？远着呢。

可紧接着，各种骇人听闻的小道消息不胫而走，有人说唐山现已夷为平地，百万之众无一幸存；还有人说天津的劝业场也塌了，死伤无数；又有人提起北京公安局有个劳改场就在津唐之间，不知受灾如何；更多的人则开始谈起历史上的难民和瘟疫……而最后到来的“官方消息”却说：往唐山一带的交通、电讯早在夜里就已全部中断，连军队的电台都联系不上，以上种种传闻均系谣言，要提高革命警惕云云。

下午三点钟，通知我和另外十九位干部去局本部开会。一看我们这二十个人，哪个科的都有，一律四十岁以下，身体好，无家庭负担。女的只有三个，我最小，刚满二十岁。大家谁也不知道开什么会，但猜想八成和地震有关。

不出所料，在局里碰上局团委的一位同行，透露说清河农场受灾严重，铁路不通，公路也不通。昨天夜里农场的一位副场长带着个干部坐一辆吉普车，千辛万苦跑出来到市局告急。局里决定马上组织力量，开赴清河救灾。

大会议室里已经挤满了人，除了各业务处抽来的干部之外，还有几个公安医院的医生，带着大包小包的药。大家好奇地把目光集中在前面两个陌生人的身上，这两人一老一小，满身泥水。老的站着，用很带感情的目光环视着我们，说不清是期待还是感谢；小的坐着，面无表情，疲惫不堪。小祥，那就是你！

你的性格本来有很活泼的一面，可也许是第一次置身在这样众目睽睽的场面下，那天却处处显得呆板。你在那偏僻一隅的地方出生、长大、读书、毕业，完全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你坐在椅子上，给人的感觉非常弱小，凭第一眼的印象，谁也不会想到你站起身来竟比那位老场长高出半个肩。

那天的会议短促得出人意料，先是有人扼要介绍了清河农场的灾情，然后就宣布成立抗震救灾工作队，再然后就宣布立即出发，奔赴灾区。一切话都用命令的口气说出，让人没有思考更没有犹豫的余地。开始还是闹哄哄的会场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感受到了犹如战争一般的沉重气氛。我心里咚咚直跳，对于一个从小就为“没能赶上战争年代”而抱憾的热血青年来说，这骤然而至的沉重气氛是那么新鲜，在和平年代，我想这大概就等于上前线了。而前线是什么样子，我们去了干什么，会碰到什么艰难险阻，一切都茫然。这又不免使人心虚。对灾情的介绍笼统得等于没说——死了很多人，塌了很多房子……到底多少？都不知道。连你，小祥，也是一样，你在地震后不久就随了那位洪场长，绕过一道道塌桥断隘，夺路北上了，你也不清楚那五十里方圆，两万余人口的农场，现在究竟成了什么局面。

散了会，直接下楼，大家拥挤着上了停在楼前的几辆卡车。天仍然下着雨，有雨衣的穿雨衣，没有的淋着。局机关有不少人挤在楼门口，默默地看我们上车。我举目四顾，竟找不到个能代向父母道一声别的熟人。

卡车穿过雨雾濛濛的城市，往天津方向开。过了天津，天渐渐黑下来，雨也停了。越往前走，看到路边坍塌的房子越多，还有扭断的公路、长而深的裂沟、高高弓起来的铁路桥、路面和田野上的大片喷沙，大地居然变得如此丑陋、破烂、恐怖、不可思议了。车上的人不断惊呼着，像是惊叹神话世界中的古代遗迹，好像一辈子活到现在，才真正发现了自然力的强大和人类的渺小。我们一路上没看见死人，连活人也没有，天地间和旷野上仿佛只有我们这几辆孤单单的卡车和一股沉沉的死气。

那天我和你同在一辆车里。你沉默寡言，全不理会沿途的各种奇观，也不参加我们的谈论和争辩，只是抱着膝盖，一声不响地蜷缩在车厢一隅。你仿佛和大家很隔膜，大家也不注意你。从沿途的观感中，我能想象到你在过去的十几个小时里惊心动魄的经历。你从一片废墟中侥幸逃命，是惊魂未定，还是在挂念唯一的亲人——和你相依为命的姥姥？或者仅仅是累坏了，你毕竟太年轻。

路不好走，颠簸到夜里十一点钟，到达了农场的边缘。下了一天透雨；前方的地面在夜幕中呈现着斑斑反光，显然已是一片泽国。进入农场的唯一通道是一条三十多里长的土堤，借着车灯射出的两道光柱，能看到土堤表面全是狰狞的稀泥，乘车通过它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大家下了车，七嘴八舌，茫然无措。局办公室的肖科长自称来过这一带，提议另找路从汉沽方向绕进去，但究竟怎么走，他也含糊。小祥，这时人们自然想到应该问问你。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你开口说话，你本来不是个拙于辞令的人，却是人多怕生，只是一味摇头，嘴里说：“不行啊，不行啊。”

肖科长把你的辞穷当做犹豫的表现，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争辩道：“怎么不行，我走过多少次了，过几座桥，能到汉沽。”

你似乎胆壮了些，说：“现在十座桥塌了九座，就是因为有那些桥，才过不来。”

“那你们是怎么出来的，从这儿？”肖科长指着堤上被刺目的车灯映照着的烂泥。

“就从这儿，那还有错！”你的声音一下子明快了，带着孩子般的好斗和认真，可随即又软下来，又否定了自己，“可那时还没下雨，地是干的呀……”

后面的车陆续赶来，那位上了年纪的洪场长挤到人前，甚至对堤上的烂泥都没有望上一眼，就振臂呼道：“都下车，空车慢慢开，大家在两边护着，别让车滑下去，快点！”

他大概有六十岁了，大脸，粗眉，地道的烈汉模样，那张坚忍的脸本身就像一个复杂的故事。他的果断使人不敢怀疑他的权威，于是没人再提另辟途径的话。但是肖科长提议先休息一下，一来做个前敌动员，二来也等堤上干一干再走。说心里话，我是很希望能休息一下的，被雨淋透的衣服湿乎乎地包在身上，风吹一路，哆嗦得几乎要抽筋，肚子又空，我担心要生病……

小祥，只有你急不可待：“不行啊，就是等到天亮这泥也干不了。”见周围无人响应，你仿佛理亏似的，试探着又说：“洪场长，要不然我先背上点药，先进去，先告诉场里……”

漆黑如墨的长堤，仿佛一直通向茫无边际的天尽头，一个人徒步闯过去，得有什么样的胆量呢？你的勇敢使我不由得刮目相看了，并且引起了自己的惭愧。

“我也去！”

我举起一只手，明知所有人都会吃惊，却故意说得平静。也许在刹那间仅仅是出于一种“意识流”的盲目性，使我生出了许多关于人类生存竞争问题的重大的联想。在那个“时刻准备打”的年代，几乎人人都要估量一下自己的精神和体魄，能否适应艰苦的战争，在严寒的野外风餐露宿；在夏天的酷暑长途跋涉；或者在枪林弹雨中一往无前；甚至被捕后经受严刑拷打，脸不变色心不跳……那些年我正是朝着这个标准，向往着强者的道路。继平，这恰恰是我最初见到你时最不满足的一点。你过分斯文、臃肿，说话咬文嚼字，走路四平八稳；你的彬彬有礼像是刚刚受过蹩脚的训练，穿着虽然讲究，可我却偏偏不喜欢那个养尊处优的神气。

你身上到底缺什么？是男人的野性，还是青春的热情？

可介绍人把你领来的时候，我已经是将近二十九岁的老姑娘了，这年龄连我自己都心虚是否还有资格挑剔别人。“他能对你好，就行了，可千万别再挑了。”父亲倒是非常实际，“你呀，就是让那些玫瑰色的幻想给耽误了。”

不错，按目前的“行市”你和小祥的身价确有天壤之别。小祥的父母虽然是清河农场的创建者和初期的领导人，但早已去世，他实际上是靠着微薄的抚恤金长大的孤寒子弟，后来又端上了你最最看不起的饭碗——警察。而你呢，中医院里堂堂的按摩师，尽管这个行当初听来会让人联想到理发馆里给人捏肩的剃头师傅和那些蹒跚的瞎眼老太太，可我已经懂得你当然和他们不一样。“我是医生，正式的骨科医生！”你不止一次愤愤地向我强调：

“我不光会按摩，还得懂解剖学、经络学，得会看X光片，看心电图，我有处方权！他们那种按摩算什么，不过是让人舒服舒服，保健性的，扒拉脑袋就是一个，要是在国外，像他们这种按摩的其实就是妓女……”非我族类，越说越难听了。

当然，在国外，医生是高尚的职业。

要是真到了国外，你一定如鱼得水了。你能玩，会享受，喜欢一切热闹，不管是有趣的还是无聊的还是肉麻的热闹。我呢，恰恰在这方面没法与你合拍。我这些年越来越喜欢缩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去寻找寄托的天地，我的气质忧郁也崇拜忧郁，似乎只有在忧郁中，感情才能充分发泄，而在这一点上你又恰恰满足不了我。

新婚燕尔，我尽管并无玩兴，但仍然打足精神随你到杭州去度蜜月。结婚毕竟不是儿戏，哪怕仅仅是承担一种义务，我也该为我们的百年建设一个好基础。

逛“灵隐寺”，你每殿必进，慷慨地打发着那些站在门口收“买路钱”的和尚们；登“藏山阁”，你兴致勃勃地在一个个迂回迷离的山洞里钻来钻去，刻意选择各种刁钻古怪的角度留影存念；你能在“楼外楼”前的码头上排上两个小时的长队，为的是租一只脚踏游艇绕半圈西湖。哦，比起地灵人杰的西湖，那勾留了多少骚人墨客的洋洋十景；那令人神往和凭吊的人物传说，使村野的清河相形见绌了。清河虽美，却绝没有那种亭台楼榭、柳绿桃红的雍容气派，也从没有什么人肯对她折腰膜拜。但她也是一个母亲，统率着众多的子孙支脉，滋养着方圆几十里的土地，每一条支流都那么胸有成竹地保持着自己独特的魅力，都好比那条透澈见底的“孩儿河”，小祥只领我去过一次，我就再也忘不了她了。她仿佛是清河朴拙气质的一个缩影，那河水多清多凉，恬淡温存而又无牵无挂地流动着；还有河边那片结满阳光的小树林，安静得甚至带了点仙气，像一派鸿蒙未开的原始天地，一个出世未久的单纯的“孩儿”……我永远都记着那个闭塞的村野小景带给我的欢愉。

那天下雨，不能出户，就在临靠西湖的那个旅馆的舞厅里，你迷上了迪斯科。你至少换了十个舞伴，跳得那么认真、疯狂。我一点也不忌妒，大家天南地北、素不相识。我甚至庆幸你能不知疲倦地跳下去，好让我独自待在阳台上，凭栏远眺，看西湖在雨雾空濛中多么辽阔、神秘。望不及尽头的茫茫平湖，辨不清轮廓的蒙蒙孤山，似乎模糊了西湖的形貌，只给人一片山和水的抽象感受，正是这种混混沌沌的感受，使我又悠悠地，回到了清河。

果然是大年初一，这趟火车就像是给我一个人开的，空荡荡的车厢在铁轨的交错处显得格外摇晃。也许我真的发了疯，居然跑到火车上来过春节了。

在清河，只有这趟逢站必停的慢车。早上七点半钟从永定门启程，出丰台，过天津，然后在视野开阔的华北大平原上行进两个多小时，进入河北省宁河县境内。下午一点多钟，过了又宽又直的潮白河以后，透过车窗远眺，能看见地平线上冒出一片密密的枯槐，这就是说，火车已经踏上清河的地头了。

我的心也忽地提了起来。

小祥，算起来你今年应该是二十九岁了。二十九岁，如果你那英俊的脸上再长出一层黑花花的硬胡子，准是个标准的男子汉了。你知道我此刻正在一步步走近你吗？我甚至已经站在你的家乡的门口了。

你爱你的家乡，对这片淳朴的水土一往情深，光是那地平线上逶迤的树林，你就不知对我夸耀过多少次。树，是这个大型劳改场取之自然的“界墙”。你曾引我登高远望，那层层叠叠望不到边的荫盖使你骄傲，在土黄色的大平原上，这里不愧是得天独厚的绿洲。大片的树，大片的稻田，加上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沟渠塘洼。为清河赚得了鱼米之乡的美誉。

然而此时此地，正笼罩在苍茫的严寒中。火车在茶淀站仅仅喘息了一分钟，就行色匆匆地开走了。一个穿绿色铁路服的老头儿应付差事地从屋里跑出来晃了晃那面肮脏的小旗，匆匆忙忙从我手里收去了这趟车惟一的一张到站票，便又缩回到那肯定十分暖和的小屋里去了。从远处传来的零星错落的鞭炮声，为这里异乎寻常的冷清做了有力的注释：今儿是春节！我突然觉得整个儿身心都笼罩在一种深深的孤独之中。我既不知道身后，北京的家里——丈夫、公婆、还有我自己的双亲，对我的出走会怎样反应，也不知道前方，前方的一切还是不是旧日的模样。但愿不会有人认出我……大年初一跑来看小祥，我算他什么人？大年初一离家而去，搅得人人不安，也许这明明的，就是疯了！

农场接这趟火车的班车并未因过节而取消，来的是辆崭新的北京牌大轿车。我记得地震那年的班车还是辆烧柴油的“大鼻子”，开起来摇晃得吓人。小祥曾断言，那车比他父亲的年纪都大，八成是慈禧太后时代的产物。

这也算一个信息：这儿，已经大大地变样了。

公路也变得新了，宽了，已看不见地震留在它身上的斑斑伤痕；路边的树木好像也粗壮了许多，虽是枯寒时节，却还能依稀唤起当年农绿成行的夏天的印象来。

印象最深的，还是那条路。

那条艰难泥泞的长堤。

那天的夜黑得出奇，小祥居然有胆量要一个人背上药箱穿过那片漫长的泥泞，尽管他的这个要求立刻被洪场长断然否决，但无疑使当时每个人退缩犹豫的内心，得到一种力量和无畏的感染。

“谁也不能后退！”洪场长威严得近于专制，“现在咱们就算是进入灾区了，灾区就是战场，谁也不准停步！”他不容大家答话，便冲几个司机叫道：“把车给我发动起来！”虽然局机关的司机们那些年都养了一身大爷脾气，但受环境气氛使然，也不由自主地紧张和认真起来，只有一个年轻些的慢吞吞地刚要说什么，就被洪场长大吼一声打断：“服从命令！”声气阵势，把他吓得一愣，老老实实钻进驾驶楼去了。

这是战场，这是战争！每个人都咀嚼着这句话，对从来在平淡的都市生活圈子里打转的人来说，是那么新鲜，令人兴奋，又惊心动魄！

人多胆壮，靠两条腿一齐走进去，其实也不难，可要把装载着药品的几辆卡车也架过去，却横竖不是件简单事了，我们连推带垫，整整走了十三个小时，不知多少次差点连人带车滑到堤下的沼泽里去，直到天亮，直到明晃晃的太阳高悬在头上，才走出了这条被三十里烂泥封锁的长堤。

卡车沉重地喘着气，疲惫不堪地顺着公路往农场的深处开去。大家横七竖八挤着歪在车厢里，谁也不说话，生怕说话会耗去最后一点残余的体力。

只有你，小祥，扒着车厢的槽帮紧张地向前方张望，当你终于看到第一片残毁的村落在远处灰蒙蒙的树林后面露出身来的时候，竟像孩子般地惊叫起来：

“看！五分场！”

大家挣扎着爬起来，那片残垣断壁越来越近了，已经看得见其间的人迹出没。五分场位于全场的最西缘，在本来已是穷乡僻壤的清河，又是最偏僻的角落。村边的空地上，胡乱排着尸体和伤员，整个儿村子几乎没剩下一间完整的层子。人们望着几辆沾满烂泥的卡车自远而近，像见到了天外来客一样激动得发呆。从地震发生到现在已经几十小时过去了，还没有任何外界（包括清河其他地方）的人员和消息来过这里，人们所经验的那种被遗弃被忘记的强烈恐慌是不难想见的。正在废墟上挖人挖东西的男女老少，全都停下手中的工具，愣愣地看着我们从车上下来，只有一个人用胆怯得发抖的声音，向走在前面的洪场长叫了一声：

“老洪……”

“同志们，不要慌！”洪场长大步往前走，亮开嗓门：“北京派工作队来啦，来救大家啦！”

这一喊，人们才想起扔下手上的东西，轰一声向我们拥过来。不少人喊着：“毛主席万岁！”但多数人只顾得紧紧抓住我们的胳膊不放，像抓住了从天而降的救星似的，一个胖胖的中年人把我的手握得生疼，泪流满面，却一句话也说不出。

第一排房子还都摇摇欲坠地站在那儿，但正面的墙壁全部不见了，墙砖整齐规则地铺满了房前十余米远近的空地。可以想象得出这些墙砖是多么可怕地在一刹那间齐齐的飞迸出去的。有些房里的家具一件不剩地被甩了出来，只有里墙上贴的毛主席像和年画之类还保持原样，而另一些房子里，全部摆设竟安然未动，从敞开的一面看去，活像一个个家庭陈设的逼真的蜡像模型。

人们正在往外搬着没毁的家具，在乱石堆中寻找着手表、存折之类的贵重东西。我们问了一下，死的人不算多，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两处塌房里还压着人没挖出来。洪场长叫其他几辆车继续顺着公路往前走，他和我们这辆车留下来帮着救人。

在一座倒塌的房子里，还压着个女人，我们光能听见她在一块水泥预制板下连哭带喘的呻吟，人却一点看不见。因为怕悬搁的预制板掉下去砸了她，所以不能用锹和镐这类工具硬挖，只能靠手慢慢地往外掏土，一点一点试着挪动那块水泥坨子。

我们这些在大城市里坐机关的人真是出丑了，几个男同志把五分场的人换下来，轮流哈在那憋憋屈屈的地方往外掏土，干几下就汗流浃背。他们都不如小祥干得好，小祥并不魁梧，干起活来却如鱼得水一般，动作之协调，甚至让你觉到一种艺术的美感。那时我就开始羡慕他了，凡是在体魄和精神上特别强的人，我都羡慕，尤其是在那个“战争的危险时刻存在”的年代。

预制板终于挪开了一条缝，小祥跪在乱石上，把腰哈得低低的，想把上半身探进那条缝隙把人拉出来，可马上又缩回头。眼睛四顾，突然看到了我。

“你，还是你来吧……”

“怎么啦？”洪场长问。

小祥脸红起来，结结巴巴地说：“里边……她，没穿衣服。”

“浑蛋！”洪场长瞪眼骂：“人命关天，你还废什么话！”

我说：“我来。”又上来一个中年人，把满脸通红的小祥推开，我们俩把那一丝不挂的妇女从石板缝里拖出来，洪场长拿自己的雨衣给她裹上了。

我们把几个重伤员连同那奄奄一息的妇女一道，用卡车送到了农场医院。医院门前的广场上已经躺满了血肉模糊的人。地震发生后，各分场挖出来的伤员源源不断地往这儿送，也不管这个房子塌掉一半的小小医院是否还有能力接纳，横竖把人一放，转身再回去抬别人。据后来估算，送到这儿的伤员足有七八百人。头天下大雨，第二天又是罕见的暴晒，不少伤员就是在这儿断了气。远远就能听见广场上一片悲惨的哀号，成群的绿头苍蝇在令人眩目的热浪中寻找着血腥，那场面我至今难忘。

我们没在那个浊气逼人的广场上待多久。

下午四点多钟，通知工作队的人都到总场集合。这个通知似乎意味着这一天战斗的结束。我们从昨天下午起水米没沾牙，将近两天一夜没合眼，倒不觉得困饿，就是渴，渴得头昏眼花。

爬上被太阳烤得灼人的卡车，大家谁也不想费唾沫说话。小祥也一声不响，双手抱膝，在车厢角上缩成一团地坐着。

“你叫什么？”我不知为什么想亲近他。

他略感意外地愣了一下，羞涩地回答：“陆小祥。”

“有二十了？”

“差不多。”停一下又说：“十九。”

“你住哪儿，家里房子塌了吗？”

“就住总场，没塌，我们那儿的房子隔一排塌一排。”

后来我曾经问过一位在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的“内行”，他不相信会有这种非常规律的坍塌现象，但我在总场附近的居民区却亲眼见到了这个情形。小祥家的房子在第一排，没塌。那房子用大块石头砌成，看上去很结实，四周槐荫掩映，石墙上均匀涂着据说是防虫子的白灰，临一潭幽幽水塘，很有点田园诗味。

如果说总场的秩序已趋于正常，那么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便是职工食堂在那天下午恢复了开饭。大米是从倒塌的库房里刚刚扒出来的，在露天搭起的土灶里焖起，有点夹生，而且各家都限了极少的配量，当然对我们管够。

饭盛上来了，却没人吃，都等着水。

远远的，两个人抬着一大桶水过来了，一个是农场食堂的老职工，另一个，是小祥。

参加过工作队的同志都能记得这件事，多少年后说起来都要由衷地夸你，说你真不错。你本来比我们还要累，从清河跑出去，又杀回来，体力精力的消耗接近人的极限，但你居然又跑去给大家抬水。也许首先是因为这个，大家后来一致要求你到我们这儿帮助工作。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人们越学越精了，但要说交朋友、共事儿，还是喜欢心眼儿单纯的。那年月北京的小伙子都变得玩世不恭，没想到在这个偏僻的小地方还能见到你这种“五十年代型”的青年，认真、朴实，又勤谨，让人一看就爱。

水塔塌了，庞然大物的塔顶离我们不远，躺在被它自己砸出的大坑里，要喝水只能临河汲取。地震后的沟渠水洼，沉渣泛起，水中浮着密密的红虫暗藻。那位老职工一边给大家倒水，一边嘱咐等沉淀沉淀再喝。那确是一种吓人的水。

不知道这算是午饭还是晚饭，撤了锅，洗了碗，肆虐了一天的太阳便远远西去，烧红了天边。在我们那几辆大卡车的旁边，又多了两辆“212”，市公安局的孔副局长刚刚赶到。趁天还没黑，把工作队的同志召集在场部院外的公路边上开动员会。孔副局长慷慨激昂地讲了近一个小时，从爬雪山过草地讲到当前的批邓，再归到抗震救灾的主题上来，上下古今，国内国外，面面俱到。大家早累坏了，刚填饱的肠胃压迫着睡眠神经，个个昏昏欲睡。我也是，坐在地上总是想着家里那个干净而舒服的床，惶然不知在这儿该如何过夜，一身的臭汗泥巴干儿，到哪儿洗……人到此时，很难不去回味以往习惯了的舒适。我呢，同时又为自己被现代文明搞得蜕化了的体质和娇弱不堪的心魄而焦虑。

小祥，正因为这种焦虑，我才不能不佩服你。在这从未经历过的震灾面前，我实际上是有意带着一种“拼”的意识去应付各种艰难的，而你却像一个强壮有力的自然之子，处处显得比我们能干，娴熟，也轻松，也从容。在我们开会的时候，大家都看见你和几个农场的干部就在公路对面不远的空地上为新来的孔局长搭帐篷，那时我的神经尽管已疲倦得接近麻木，但内心却有种朦朦胧胧的激动，我想，要是真到了什么艰苦岁月，什么生死关头，你这样的准是个英雄！

好不容易散了会，却仍然不能休息。天蒙蒙黑了，按刚才会上的分工，我们分组到附近的几个居民点去查访群众生活情况。我和另外两个同志外加一位当地干部，顺着公路往南，查访了一个最近的居民点。这儿住户不多，房子都盖得挺讲究，户与户的间隔很宽敞。农场的那位干部告诉我们，这儿过去是农场头头们的驻地。

这个居民区有一半房子塌了，但没死人，所以人们的情绪较平定。居民们都在自家屋前的安全地带搭起了简陋的棚子，四处飘着袅袅炊烟。

就在那葫芦形的池塘前，我看见了你家的白房子。

你家还没做饭，门前显得有点冷清。你正在全神贯注地捆扎你们那寒酸的棚子——两张单人床一拼，四根竹竿一竖，一方雨布遮天，虽简单，却整齐，看去也舒服。你在世上惟一的亲人，把你拉扯成人相依为命的姥姥，坐在床上，唠唠叨叨地数落着，担心你把那块宝贝雨布勒破。啊，那真是一幅充满人间温情的动人画面，是一首关于慈孝、关于天伦的永恒的歌。你看见我们走来，脸上突然泛起微红，停下手中的活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这些年我想着你，想你的勇敢和热情，和忠厚，和倔强，和粗野，但我更多地想起的，却是你的羞涩，完全属于一个男孩子的绝无脂粉气的羞涩。当你感到不好意思，感到局促的时候，眼神顾盼间会使人人都喜欢你，觉得你单纯无邪。

继平，也许正因为对小祥先入为主的感受，使我对你在头一次和我见面时表现出来的那种矜持、成熟的派头感到不舒服，就连你那外交家似的交际风度，也让人多少觉得做作和酸气。

其实在婚后的那一段时间里，作为一个丈夫，你即使不算模范，也堪称温良。为了让我高兴，你做了许多违反自己性格和习惯的事。譬如因为我不愿在你家兄弟姐妹的嘈杂中过日子，你甚至从舒适、宽敞、处处方便的家里搬出来，和我在那只有十三平米的陋室里委屈了将近两年。我们的悲剧当然不能由你负责，相反，只是因为我——一个幻想太多而又要求太高的女人，总是念念不忘少年时代的旧爱；是因为我，那么草率地结婚，明知不行还要那么做。

可将近三十岁的姑娘不结婚，耳根子就别想清净；要是一辈子独身，人人都会觉得你不正常，不然就是反抗社会！

这趟班车只有三个人，司机、售票员和我。

售票员还是个远远不必为找婆家发愁的小姑娘，路上一边不断哼着些残缺不全的歌子，一边跟司机大声褒贬着昨天电视里的除夕晚会，并且时时用好奇的目光在我身上扫来扫去。她或许在琢磨我，大年初一不在家待着，跑这儿来干什么？

结婚成家，真的太轻率吗？其实也不。从和继平的第一次见面到结婚，拖了整整一年，那真是苦苦盘算、权衡、犹豫的一年。不管怎么说，继平对我，总是尽量顺从的。也许正如父亲所说：家庭生活是一个很现实很具体的过程，又琐碎、又累人，夫妻百年，找个脾气好的远比找个模样好的重要。

那么是继平的好脾气使我下的决心？

我不否认，促成我下决心的还有另外一件事，那年学院里分给我们研究所一个去美国进修两年的出国名额，所里决定我去。政审材料刚刚上报，突然传来院人事处的“精神”：为了防止年轻人在国外找……所以对未婚者的出国审批一律慎重。要知道，对于一个专门研究美国文学的人来说，亲身领略一下密西西比河的劲风；亲眼认识一下造就了杰克·伦敦、马克·吐温和海明威的那块伟大而又复杂的土地，是多么梦寐以求的愿望啊！

于是，就结婚了，且不管未来怎样。

我想，未来是夫妻双方共同创造的，而双方又都是可以改变的。我曾经在我们两人之间做过反复的估量，我自信依靠自己在文化素养上的优势，是能够慢慢包容、影响和改造他的。

于是就结婚了。父亲是赞成这桩婚姻的，可他却警告说：“你不要妄想去改造别人，他在爱你的时候可以听你的话，顺你的意思做人，但实际上一个成年人的本性和气质是多年形成的，没有另外一个长期的或者特殊的环境迫使，是绝难改变的。”父亲是对的！

可是，您当初干吗不拉住我？

售票姑娘沉寂了一会儿，又唱起来：

“为什么你为我饮马整鞍，

为什么你将醇酒奉献，

美丽的姑娘啊，我是个贫穷的流浪汉。”

她很追求抒情，故意唱得缓慢，拖腔拉长。可我的心却跳得像面急促的鼓，差点忍不住掉下泪来。我等她唱完，问：

“你这是……什么歌？”

售票姑娘有点不好意思：“外国歌。”

我问：“你是不是认识一个叫陆小祥的？”

“什么小祥？不认得。”

“他原来就住在总场……”

“不认得，我们家住一分场。”

一分场！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哦，不不，她什么也不知道，那时候她还小呢。

汽车在一个三岔路口缓缓停下来，“总场到了。”售票姑娘提醒我。

从这儿下车，顺着大路，也顺着风，走上十分钟，就能看见场部那扇铁制的大门了。不过用不着从那儿进去，只要从大门左侧沿着一条九曲十八弯的小河逶迤南行，绕过一个漫坡，你就会突然出现在那个布满青萍的幽幽水塘面前了。啊，水塘也一定毫无生气地结了冰，但它仍然会使你一下子想起当年那个疲惫的黄昏。我第一次临近它时，地震引起的水下喷沙搞得满塘混浊不堪，萍叶零乱。小祥家的防震棚还没有完全搭好，侧畔堆放着他姥姥早早为他备下的结婚家具，一切值钱的东西都从那被认为岌岌可危的白房子里搬了出来。双人床、沙发、还有“一头沉”，虽然都是新东西，样式却陈旧，并且带着点俗气。惟独那个三开门的大立柜用料颇讲究，外观也大方，漆工也好，如鹤立鸡群一般，非常惹人注目。就是到今天，拿到北京城里中等以上的人家，担保也是个好东西。难怪老太太要把好大一块在震灾时期极为宝贵的塑料布，另眼相看地蒙在上面呢。怕雨淋着，怕太阳晒。

一家两口，除了小祥那点可怜的工资外，大概还有点微不足道的抚恤金之类。小祥挣了钱就往姥姥手上一交，一年到头，烧柴禾、穿衣服，能自力更生的就绝不花钱。他年纪轻轻，生活能力已锻炼得极强，什么活儿都会干，大家老逗他，说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可看着那几件家具，尤其是那个大立柜，谁都清楚，老太太是瘦驴拉硬屎，为外孙子的婚事，恨不得倾家荡产了。

班车开走了。我孤零零地站在路边，茫然四顾。从旷野上吹来的冷风顺着大路由北向南，长啸而过，路边斑驳的枯草无力地抖动着，有几分凄凉。这就是那个三岔路口么？抗震救灾工作队的第一次会议就在这里召开。往前，延目可及的地方，是那块三角形的草地，到清河的第一天，我还依稀记得，就在那儿过的夜。

啊，我认出了这地方！

那一夜，除了市局孔副局长睡在临时为他赶搭起来的棚子里，其余的人都睡在露天。女同志受到特殊照顾，一个人分配给一辆卡车的驾驶楼，我没去，和男的一样躺在草地上。到晚上小祥又来了，不知从哪儿搜罗了几件雨衣，给我一件，我也不要，他硬给我，我硬不要，就用自己的外衣包住头，找张报纸包住脚，抵抗着漫天盖地的蚊虫和夜里阴凉的露气。

我有意这样自苦，正如黑格尔在论述欧洲中世纪宗教迷狂时说的那样：在痛苦中愈意识到自己所牺牲的东西的价值，便愈感受到把这种牺牲的考验强加给自身时产生的心灵的丰富。当然，我至今也不承认当时常激动我内心的自我牺牲精神与黑格尔所说的宗教迷狂是一回事，但是在吃苦时体会到的心灵上的丰富和快慰，却是那么相同。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我期待着也能成为一个强者。

地震后的清河，是强者的天地。

别的不说，光是蚊子，就够你操心的。清河多水，蚊虫滋生成阵，一到黄昏，这些孽障便气势汹汹地喧嚣起来。晚上在外面开会，非得找张报纸或者档案袋什么的把脚包起来，上面再摇起蒲扇轰赶才行。这儿的蚊子钢牙利嘴，再厚的袜子也是一叮就透，但是裹上一层薄纸，它就没咒念了。

有句顺口溜：“清河农场三件宝，苍蝇蚊子泥沾脚，”言之不虚。比起蚊子，苍蝇更是“成了精”，比北京的明显个儿大，也黑，也不怕人，一看就知道是极野的“品种”。那时候顿顿饭都在露天吃，苍蝇围着你的菜碗直滚团儿，叫人难以下咽。

从第二天开始，工作队分成若干小组，全面投入清河的抗震救灾工作。我的任务是留在场部协助肖科长汇总各组每天报来的情况。小祥呢，真的和另外几个本地干部一道，被派到工作队帮忙。先是帮助组织人在途经农场的津唐公路上加设巡逻岗，防止那些彻夜不停往唐山开的运水车（唐山已断饮水数天）半道被人拦劫，因此总是加夜班。后来他又调到善后组参加造全场遇难人员花名册的工作，每天忙着到各分场去核对人名、数字，只有晚上吃饭的时候才能见到他。

大家知道他家境困难，所以常借各种理由留他吃饭（起初工作队吃饭不收钱）。他的饭量虽不大，但无论什么都吃得香，而且从不受苍蝇的干扰，总是一边吃一边用手有节奏地轰赶那些讨厌的家伙，神态之随便，之和谐，仿佛那只在菜碗旁边来回摆动的手，和夹菜的手，和咀嚼的嘴，都是一个自然而完整的“全套动作”。

他也有胃口不好的时候，多半是精神因素所使。小祥，你还记得不记得那次食堂做的鸭血豆腐？按当时当地的标准，堪称色、香、味、形俱佳的好菜了，大家专门给你留了一碗。那天你很晚才从分场回来，步履疲乏，眼神恍惚，脸色特别苍白，大家问你吃了没有，你摇摇头，精神萎靡得不想说话。有人把那碗“血豆腐”端来给你，你没吃，看着它直发愣，突然跑开去，蹲在路边的草地上吐开了，吐了一阵又艰难地喘气。大家围过来，七嘴八舌问你是不是病了，你又摇头，问你是不是太累了，还是摇头。你那天晚上什么也没吃就回家去了。我猜想你一定是中了暑，便向工作队的医生要了点时疫药，天蒙蒙黑的时候到你家来了。你姥姥正躺在棚子里歇着，你一个人临池而坐，在暮色苍茫中，只是一个发呆的剪影。

我站在你背后，问道：“嘿！怎么饭也不吃？”

你回头看见我，站起来，说：“没怎么。”

“没病？”

“没病。”

“闹思想病了？”我用一种老大姐的口气笑了笑。

“不是。”

“那是为什么？”

你低下头，好半天才喃喃说：“今天，我看见刘成德的爸爸了。”

刘成德是一分场的管教干部，三十多岁，人老实，是场里出名的孝子。地震时他没睡在家里，他家的房子塌了，大伙儿帮他把塌房子挖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他的父亲。结果今天清理附近的一条夹道时，从碎砖里把老头儿挖出来了，脑袋砸扁了，眼睛也没了，嘴也没了，眼窝里全是土，土里还往外渗着血和蚂蚁。小祥他们组织一些没找到亲属的人来认，刘成德认了半天才认出是他爸爸。

说到善后组的工作，确是件苦差事，因为强调要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寻找尸体，所以接触哪怕已经腐烂的尸体，也不许带口罩手套，个别晕过去的可以解释为中暑，老是呕吐的，还要从思想意识上挖挖根源泥。也难怪小祥，这本来不是一个十九岁孩子干的“活儿”。

“上星期，我到刘成德家去，他爸爸还给我喝酒呢，老头儿挺好。”

你情绪低沉地说了这一句，便不再说话，我说了好些生硬的大道理，也说了几句关于生死祸福之类的自然规律，想为你宽宽心。你仍旧不说话，从口袋里摸出一根揉得窝窝囊囊的纸烟来，打着火狠狠抽起来。

“你也抽烟？”

“抽着玩。”

“玩这个干什么！”共青团书记的本能，使我下意识地认为年轻人过早抽烟是颓废的表现。

你虽没有说话，却仿佛也显出理亏的样子，抽进嘴里的烟细细地、慢慢地，甚至带着点尴尬地吐出来，好半天不抽第二口。

“祥啊，又抽烟啦？”棚子里，隔着布帘子，你姥姥大声问你，既严厉又慈爱，你这才慌慌张张掐灭了烟，含混地应了一句：

“没。”

你为刘老头儿的死难过，你为其他许多熟人的死难过，我那时批评你脆弱、小资调儿、感情用事，不符合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利于准备打仗，等等，可也许我自己的灵魂深处也还有“性善论”的余毒，就是在一本正经地批评你的时候，也还是觉得你心善可贵。后来我好几天晚上看到你和刘成德坐在一起，老气横秋地长嘘短叹，心里便朦朦胧胧有些感动，可又说不清什么道理。

那天晚上我并没发现你的大立柜不在了，它已经做了刘成德父亲的棺木，埋进了黄土。据说当时刘成德感激涕零，几乎要给你下跪，而你姥姥为这事则差点发作了心脏病，后来你还向人解释说，那并非因为她私心太重，而是早先就有的老毛病。

小祥，你可知道这两年，当我和继平吵了架，当我对他的这一点或那一点心生反感时，就想到这些事。我承认我实际上是以你的优点去比他的缺点，我也承认在道理上不该那么比。虽然继平日常庸庸碌碌，有时甚至给人委琐之感，但他毕竟也给过我难忘的满足和快慰。记得我第一次到他的医院去，看到他一身洁白、忙忙碌碌，便也觉得他很可爱。他看病很认真，不厌其烦，病人们都对他感激万分，使我从中感受到他的职业的高尚乃至神圣，由此也获得了自己的一份骄傲。那天我特地买了鸡、鱼、素什锦和酒，大大地保养了他一次。他莫名其妙地吃了喝了，却不知我为什么这么高兴。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准备辞掉医院的工作，到一家中外合资的大饭店去当按摩师的时候，我才慢慢收回了留在他身上的欣赏的目光。

我最初还不明白，“饭店里有那么多病人吗？”

“咳，保健按摩呗，外国人玩累了，我给他舒服舒服。”

革命工作无分贵贱，我当然不反对这个道理，可他是医生，而且他自己以前对那种只是让人舒服舒服的活儿曾是那么鄙夷，那么看不起，何至于变得这么快呢？

“我看得起钱呀。”他笑着说。

可你一点也不缺钱，你从小就没有面临过任何生计问题。你是宁愿看得起钱而让你的妻子看不起，你从来不了解你妻子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丈夫！你完全不知道夫妻的维系主要靠感情而不是靠肉体，而女人对男人的感情又常常离不开尊敬甚至崇拜，你让我崇拜你什么？

也许错就错在我老是自觉不自觉地这样拿小祥和继平比。“其实你那个小祥根本是不存在的。”父亲不止一次提醒我：“他已经不是历史上的小祥了，而是你的一个理想的幻影，是你多年来按这个幻影不断想象、净化出来的‘白马王子’。一个人心目中要是有了这么个偶像，那就别想和任何人过日子了，没有满意的时候！”

可能是的。人有记忆，是幸而又不幸，记忆就像天真少年在书本里夹着的残花枯叶，是着意留春，缅怀过往的念物，而这念物又常使人举目茫茫，仿佛失了什么不可再得的东西，因为记忆总是滤掉了许多杂质，比实际的历史要美好得多，所以就未免常常成为现实的反衬了。

父亲真像个无所不通的老哲人。

没错，假使当初我和小祥只是一面之交，假使没有后来在八分场共同工作的那段经历，我们不过是迎面匆匆的路人，我现在也就不会那么想入非非了。

偶然加偶然等于命。当肖科长告诉我，小祥将和我编在一个组里到八分场去帮助工作的时候，我一点也没想到这就是缘分。

我们这个小组一行三人，由肖科长带队，那天到八分场时天已偏黑。八分场的同志不知道还来了个女的，没准备单人棚子，结果还是小祥找来几个同学摸着黑现搭了个小帐篷给我住，离他和肖科长的大棚子不远。

到八分场的第二天就是参加八分场的党总支委员会，听前一段工作情况的汇报。会是在篮球场旁边的树阴下开的。总支委员们基本上都是各中队的队长或指导员，知道我们是从北京来的，所以很郑重，对我们，特别是对肖科长的发言和每一句插话，都认真用小本记上，会开得非常严肃、正规、一丝不苟。

惟独陆小祥，坐不稳屁股，进进出出，一会儿去换壶开水给大家续茶，一会儿又去找来几把扇子，后来干脆上厕所不回来了。中午吃饭时肖科长不满地对我说：“这孩子太没耐性了，这么游击习气可怎么工作？”

我替他解释了一遍，可心里也有点着急，寻个左右没人的空子，找小祥做了一次简短而严肃的个别谈话，恳切地指出他上午的行为，实质上是对自己工作组组员身份的无视，是政治上不够成熟的表现。他低头听着，最后嘴里唔了一声，表示接受。

下午继续开会，不料还不到一个钟头，他又故态复萌，说是上厕所，结果跑到球场对面帮人家修拖拉机去了。晚上，处理完事情，肖科长提议我们三人开一个小会，他一坐下来便把小祥批评了一顿。

“工作要有工作的态度，不能觉得没兴趣，听不懂，就到处乱跑，至少你应当做做记录嘛。”

小祥愣了片刻，开始反驳，没想到他的论据竟会一下子把我们搞得无言以对。

“我想我还不是党员，哪能参加这种总支会呢！”

肖科长尴尬地唔了半天，才说：“非常时期嘛，经领导同意也是可以参加的，算是群众代表列席也可以嘛。”他说的领导，自然指他自己。

后来又开了几次总支会，小祥都“列席”了，不但安分多了，而且还担负了会议记录的工作。令人惊讶的是，他的钢笔字居然极漂亮，行文也通顺、准确，在那个文化枯竭的年代，我敢说连大城市的青年都很少有这样的水平。小地方的人反而刻苦。

开头几天，我们的大多数时间都泡在会议上，总支会、场务会、小队会、中队会、干部大会、家属会，等等。可无论是研究生产还是研究管教，我们都是外行，插不上嘴，每次只好照例说些慰问和鼓干劲儿的话，久而久之，成了老生常谈，也不大有人再拿小本子记了。在无会可开的时候，我们更其成为多余。

于是我提议到监区去深入一下管教干部的生活，帮助他们解决些实际问题。提议的动机当然带有一点好奇的成分，因为到这个劳改农场好多天了，我实际上还没见过犯人是什么模样呢？肖科长大概觉得这在客观上也能解决一下我们的无聊，便同意了。

美国文坛上的“男子汉”杰克·伦敦就曾有过牢狱之灾，为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某些难得的感受和依据。我后来每逢在一些文学作品中看到有关监狱的描写时，脑子里便会浮出在八分场监区走马观花的印象来。

因为地震，监区里处处显得破烂不堪，活像战时的一个难民营。犯人们挤在用各式各样材料拼凑成的防震棚里，显得无所事事。看守对犯人的态度，照我过去的想象也颇有不同，虽然常能看到厉声叱责的情形，但总是感觉，不那么严肃、凶恶，说话心平气和居多。犯人中虽也有恶形于色的，老是斜眼看我们（特别我还是个女的），但多数人表情呆板、平静、恭顺，看上去完全是一群平平凡凡的人，只是他们身上清一色的黑衣服和统统剃光的脑袋，给人一种略带恐怖的压抑感。

小祥毕竟是老场长的公子，和分场里的干部都很熟，碰上年纪大的就叔叔大爷阿姨婶子的叫一通，碰上年轻些的，便“嘿”的一声，亲热半天，甚至有不少犯人也认识他，见面直打招呼。他完全没有了总支会上的那种局促。然而对年轻姑娘却从不饶舌。在八分场人的观念中，他以总场干部兼领导同志子女的身份，属于斯文的和见过世面的一类，再加上人物颇不丑，看来不大瞧得起分场里那些土气的姑娘们，连他中学的同学，在他面前也多少有些自惭形秽的谦卑。

清河农场的干部之间，以兄弟姐妹相称的随处可见，甚至还有不少呼爹喊妈的；后生对前辈不管是否真有亲缘，一般也都称叔道婶，使你竟会情不自禁地以为置身在一个血亲氏族社会的部落中。农场拥有一个子弟中学和十个子弟小学，学生毕了业无处就业，大部分要靠农场自己来消化，久而久之，干部队伍中形成了一大批“子弟兵”。“子弟”们到了成熟年华，于左右寻偶，内部联姻极普遍，再加上此地有认干亲的习惯，所以搞得人人沾亲带故，处处裙带伦常。如果上级要来了解哪一个人的情况，那就非得先搞清提供情况人的情况，说不定谁和谁就有拐弯抹角的瓜葛。连他们自己都开玩笑说：在清河开大会都用不着喊同志们了，只须喊一声父老兄弟姐妹子侄叔婶舅舅们，就全有了。

当然凡事都有例外。八分场三中队有个张玉海，和小祥极熟，论年序小祥该叫他叔叔，可他不让，说既然小祥已经参加了工作，彼此就是同志了，不必拘泥长幼尊卑。听小祥说，张玉海在小祥父亲当政时曾是全国劳改战线的标兵人物，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批臭了，从教导员降到副中队长，可工作照样兢兢业业。白天带队下地出工，别的队长找块阴凉一坐，喝茶看小说，连自行车都叫犯人擦，他呢，守着当标兵那会儿的老规矩，带头领着犯人在地里流汗。晚上回来，又忙着找犯人谈话、研究生产和管教计划，夜里还得查铺。地震后监区的围墙塌了好几处，一天二十四小时，还得参加值岗加哨……劳改单位就是这样儿，工作强度的伸缩性特别大，想干，能累死你，不想干，那可就是个养大爷的地方，特别是那年头，一切都靠自觉。

说到管教干部轮流值岗，我还能回忆起当时笼罩在全场的那个恐怖气氛。各分场的犯人之间完全是互相隔绝的，不知怎么却有一个耸人听闻的谣言在各处犯人中同时流传，说唐山的地震不过是一个更大的陆沉式地震的前兆，联想到远古时因大地断层陷落而出世的五百里滇池，似乎唐山一带，不日也会沧海桑田，变成汪洋一片。犯人大都文化不高，孤陋寡闻，以致无知生恐惧，无不谈虎色变。更兼少数反改造尖子有意兴风作浪，惟恐不乱，使得零星犯人越狱事件时有发生。犯人们的心思：跑不出去就得淹在这儿了。

监区围墙多处塌毁，就算有干部轮流值岗，分兵把口，也难顾全万一。值岗本来是警卫部队的事，申请增加警卫兵力的报告早就打上去了，却一直在北京卫戍区和河北省军区之间踢皮球。清河农场的地理位置在河北省宁河县境内，而行政隶属却在北京市辖下，该谁派兵，两家推诿不决。就苦了那些管教干部，搞得终日疲惫不堪，逃狱现象仍然有增无减，甚至犯人的情绪，是否会升级为暴动鼓噪，谁也没把握。

我和张玉海谈过一次话，他对管教工作上这种被动防守的局面颇感焦虑，主张管教干部应更多地深入到犯人中去，掌握思想情况，对症下药，主动控制局面。对管教工作我是门外汉，但听他慢慢道来，也觉得有理，甚至也跟着直着急。

“犯人跑出去，不敢回家，又没经济来源，只有作案，才能生活。现在又地震，北京、天津的人都住在街上，治安部门的担子已经够重了，我们这一关不能再松。”

情辞恳切，令人感动。

张玉海是回民，八分场没有回民灶，吃饭得自己动手，工作一忙他就常常只吃冷馒头了事。他爱人孩子都在保定，是农村户口，孤儿寡母日子也很艰难。虽然八分场家属队很需要劳力，可许多干部的家属都进不来，因为清河农场用的是北京市宣武区的城市户口，一切规矩都随北京，就连当时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禁止居民私养鸡鸭狗兔的通知，这里也尊此不另。领导干部带头开刀，一夜间杀得鸡飞狗跳。至于说此地去京山水之遥，说大多数干部十年也捞不上一次逛京城的机会，那就没人管了。既然这儿的北京户口这么纯粹，这么正牌，牛郎织女问题就不足为怪了。

我们下到队里，说是深入，其实对任何事依然无从措手，往队长办公室一坐，人家还得沏茶倒水招待我们，极累赘。在队里待了一天，便觉得有些难堪。到了第二天，因为我住的那个防震棚的地下，越来越明显地往外泛臭气，肖科长便决定放假一天，一方面把那棚子拆了看看，一方面也松弛一下神经。

棚子拆了，地挖开，吓得人头皮直发麻，原来这些天我一直睡在一具死尸上。经人辨认，认出是分场食堂里的一位老职工，地震遇难后就埋在这儿。八分场死的人多，当时都是东一处，西一处匆忙埋了的，没有统一指挥。到底都埋在哪里了，后来谁也说不完整，入土又浅，这几天热气一蒸，尸身腐烂，便开始往上泛臭。因为这件事，分场才下决心专门组织人把几个可能埋过遇难者的地方全部挖开，把找出的尸体装殓好，找适当地方重新深葬了一遍。

放假那天，小祥说要回家看看姥姥，所以早上五点钟就起来帮我拆棚子，等我们把新棚子易地搭好，还不到正午十点钟，他借了辆自行车，急急忙忙地走了。

吃过午饭，肖科长乘了一辆分场的拖拉机，说要回总场汇报工作，我正好也想回去看看工作队的熟人，于是搭车同往。

路上难免是寂寞的，便漫天找话说。扯了会儿闲篇儿，话题突然扯到小祥身上，肖科长问：

“你觉得，这小伙子怎么样？”

匆忙中我一下搞不清他指哪方面，只好笼统地点点头，说：“还行吧。”

“我看你们还挺谈得来。”

我看着那张讳莫如深的脸，揣摩不出他的含意，谨慎答道：“有时候在一块儿随便扯扯，他兴趣很广。”

“噢，”肖科长沉吟片刻，又问：“他是共青团员吧？”

“中学时是团支部书记，现在是总场公安分局的团总支副书记。”

“那他可是你的兵啊，你这个当团委书记的，要站得高些，多在政治上关心他、帮助他。啊，这年轻人还是有前途的。”

真不知道肖科长是什么意思，难道我现在站得低了吗？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团员了吗？小祥抽烟，我不是劝导过他吗；他开会坐不住，我也批评过他，这些你知道吗！

现在回想起来，也许那时候肖科长已经意识到了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那个问题，我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言外之意竟然是：男女有别！

到了场部，肖科长汇报去了，工作队的人大都下了分场。我找不到什么熟人，随便盘桓了一会儿，看时间还早，就顺着小河往小祥家这边溜达过来。

小祥的姥姥和我虽然只是一面之交，却像对待贵宾似的那么热情、郑重，烧了认真滤过的河水给我冲茶，又专门打湿了一条像是还没用过的毛巾让我擦脸，这在当时灾区的环境里，已经足够表现出老人的感情和讲究了。

“小祥不在？”我的眼睛四下扫了一圈，然后看了看那座漂亮的白房子。虽然场里已经根据北京市关于恢复城区（清河人自认为属于宣武区）正常工作、生活秩序的通知，要求领导、党员带头搬回屋里去住，并且做了一系列科学解释和思想动员工作，但人们毕竟对地震的血腥记忆犹新，没几个胆大的敢进屋，后来又连续发生了几次小余震，连少数搬回去的头头儿也都顺势又搬了出来。当地人讲话：“一朝遭地震，十年怕进屋”，十年是虚，但直到第二年夏天还战战兢兢不敢进屋的，据说相当不少。

小祥不在，原来他并没有回家。“不是跟你们到八分场去了吗？”老太太反而问我。

“今天我们放假……”

“哟，那他怎么不回来看看我？”老太太说话侉里侉气，大惊小怪，说不上是担心还是责备。一会儿脸上呆呆的，不知在琢磨什么，半晌叹了口气，说：“现在的孩子，都没良心。”

“别是到哪儿偷着抽烟去了吧？”她又露出一脸放心不下的神色，猜测得却那么荒唐。

据说小祥姥姥在邻居中的人缘儿并不算好，自私、跋扈、爱唠叨，长相又干瘪，像童话中的老巫婆。谁也奇怪只隔了一代，竟能“遗传”出小祥这么个俊秀的外孙来。她对外孙的严厉近于专制，常使旁观者为之不平。但有一点是众口一词的，老太太独自拉扯小祥快十年了，一粥一粟，就是自己天天喝稀饭，也没让孩子缺过一顿干的，算得上含辛茹苦，恩重如山了。

小祥不在，老太太执意不让我走，拉着东扯西攀，开始漫无主题，后来话茬儿便有些集中了。

“小祥这孩子，傻！我说他最傻！跟他爹一个德行。你瞧人家的孩子，谁都比他活泛。”

“他在我们那儿表现可好呢。”我说：“现在像他这样肯吃苦的年轻人真不多。”

“你可别夸他。”

“真的，也挺懂事。”

“你可别夸他。”

“他老念叨您，可孝顺呢。”

“你看不是，人家都说他孝顺，我就不说，他孝顺谁了？孝顺我了？我省吃俭用，啊，折腾来那么个家什，啊，一转手，让他给人啦，孝顺谁了？不成心气我就成！”

我知道她还在心疼那个三开门的大立柜，让小祥送给刘成德的爸爸当棺材了。

“过后我得叫刘成德赔我，小祥还等着结婚呢。”

“小祥这是做好事，学雷锋，您也光荣啊。”我只好一味说大道理，否则跟老太太搅不清。

“我不待见那份光荣，人家姑娘家现在都要这个（指立柜），没这个，哪有媒人踢门坎啊。”

“小祥还怕找不着，又能干，心眼儿又好，长得又精神，将来身后得跟一大群，您就挑吧。”

“哼，”老太太故作不屑地撇撇嘴，其实心里挺高兴，她突然看看我，说：“要是能找上你这样的城里姑娘就好了，又懂礼，又体面，又白净。小祥可佩服你呢，一回家就说你，说就你一个人，敢跟他一块儿过西大堤，把那么多爷们儿都压了。咳，小祥可没那福分哟。你今年多大啦？”

没提防老太太居然说到这儿来了，我脸上一烧，胡乱应了一声，岔开话题：“您身体还好吧？”

老太太病殃殃地摇摇头，“胸疼，就这儿，老憋闷的慌，咳，要不是惦着他这事儿，我早早死了。”沉默了一会儿，不知又想起了什么，自言自语地又绕得没边儿了：“将来也让小祥上北京找事由去。”

我不知道该表示什么，坐了一会儿，估计着肖科长该找我了，便起身告辞。老太太非留我吃饭不可，我当然不能留。

和肖科长回到八分场，吃过晚饭，直到晚上十点多钟，通往总场的大路早已被又浓又深的黑暗吞没，却仍旧不见小祥回来。我坐立不安，担心他出了什么事，肖科长也觉得不对，跑来问我：

“这小伙子看来今天不回来了，他事先和你说了没有？”

“他倒说过……他姥姥身体不好，可能是他姥姥病了吧。”我胡乱编派，却搞不清干吗要替他遮掩。

“唔——”肖科长沉吟一下，说：“要是他家庭负担重，应该叫他们场里换一个人来，咱们本来人手少，不能再要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我没说话，心里不禁有点气愤，小祥的姥姥虽然有病，可他这些天忙上忙下，从来没耽误过事，活儿干得比谁都多。你说人手少，可咱们都干什么了？他今天不过超了点假，你就不能容忍，对人也不能这么苛刻呀，谁没妻儿老小，你没有？

那天我很久没有睡着，听着草丛里的蛐蛐声、水塘里的蛙声，忽而想到小祥姥姥老态龙钟、唠唠叨叨的样子，又想到我自己的父母，那保养得很有风度的体态，我们的长辈是多么不同，有如天壤。我想象如小祥这样的青年，居然守着一个如此古板、厉害，又丑陋的老太婆过了这么多年，那该是既奇特又枯燥，既充满温情又难以忍受的漫长岁月吧！也像这个充满矛盾的夜晚，既安静又喧闹，又这么平凡。

他没回来，也没回家，到底哪儿去了？

小祥是半夜回来的，轻轻放倒自行车，衣服也没脱就睡在床上。早上我起来了，肖科长也起来了，他还睡得人事不省，脸上很脏，显得有点憔悴，睡相中带着稚气未脱的疲乏。

肖科长没有叫醒他，但看得出不大高兴，开饭时叫我替他打一份早饭，我没打，也不知为什么突然有点气恼，特别是小祥竟毫无顾忌地睡到快上班才起来，更使我几乎生出一种被辜负了的委屈感。大概他根本不会想到别人正在为他操着心，编了谎。他真是个粗枝大叶的孩子！

吃过早饭，肖科长找分场秦教导员谈话去了。小祥蹲在他的棚子外面洗完脸，泼了水，直起身，发现我脸色异样地站在他面前，便眨了一下眼睛，不作声。

“你昨天上哪去了？”

“我？回家去了……”语气含糊。

“回家去了？”我冷笑着把眼睛一眯。

他愣了片刻，龇牙笑了，“嘻——骗你呢。”

我板着脸，“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别告诉肖科长啊，”他压低声音：“我到唐山去了。”

“唐山？”我当真吓了一跳，“你怎么去的？”

“骑车呀，路可不好走呢，净绕冤枉道儿了，来回小三百里呢。嘿，你知道吗，唐山那才叫真正的地震，五斗柜都甩到电线杆上去了……”

“你到那儿干什么去了？”我气冲冲打断他，“为什么不请示一下？”

“我，我和张队长说了。”

“哪个张队长？”

“张玉海，三队的。”

“他管得着吗，你现在是工作队的人，上哪儿去应该跟我和肖科长说一声嘛。一个人跑那么远，唐山又那么乱，出了事怎么办？你跟你姥姥说过没有？”

“没有。”他嘟囔一句。

“你也不小了，怎么这么不懂得老人的心？”我的口气俨然是个长辈了，这也许有点过分，可他居然一声不吭跑到唐山去了，也实在是太胆大太随便了。

“到唐山到底干什么去了？”

“看人去了。”他低着头，有点不高兴，情绪抵触。

肖科长回来了，我们都闭了嘴。接着就是开会，先由肖科长传达孔局长的指示精神，然后研究下一步的工作，然后又分了工，再然后散会。当着肖科长的面，我们都没再提这件事。

地震，这个沧桑交替的自然现象，把地层深处的水和沙翻上了光天化日，同时翻上来的还有人——人的灵魂。

根据孔局长指示，我们开始在八分场彻查地震后发生的“坏人坏事”，深挖细查了三天，终于找出了一个坏典型。这人叫马盛利，三十多岁，是分场卫生站的“医生”，当然不是继平那种正规的医生，仅仅卫生员而已，不过八分场的人却全部口口声声呼之为“马大夫”，堂而皇之。

马盛利的长相却不够堂皇，个儿矮、瘦小，脸上长疙瘩，虽然一副深边眼镜为他平添了几分斯文气，可那种从来有理、惟我高明的自负嘴脸，却又味道难拿，让人不怎么顺眼。

情况基本核实后，由我、小祥，加上分场政工股的股长，三个人找他正面谈了一次话。

马盛利被政工股长领来时，步态矜持，进门后点头同我打了个招呼，一本正经，不卑不亢，对小祥则连理都没理。

“马盛利同志。”我开门见山，“据群众反映，地震发生后，二队的老吴同志被一块预制板压住下身，食堂的邢管理员一个人搬不动，正巧你从那儿路过，老邢叫你帮忙一块把老吴同志救出来，你拒绝了，有没有这回事？”

马盛利慢悠悠地反问：“请问这是谁反映的，唵？”

我被他的傲慢激怒：“马盛利同志，我是代表工作队找你谈话的，群众反映的是不是事实，你应当正面回答。”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他的口气之果断，态度之委屈，之愤慨，足以令一切发问的人都心虚几秒钟，可是在我们掌握的材料中，既有邢管理员的证明，又有老吴的家属根据老吴死前的话所做的揭发，似乎是铁证如山的。于是我问：

“你是说，不是那回事，还是说，没有那回事？”

他略略反应了一下，说：“不是那回事。”

接着，他振振有词地讲开了：“毛主席说过，一切事物都要问个为什么。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是在研究一切问题时，都不割裂特定的历史环境。噢，光那么一说，我路过那儿，老邢叫我救吴队长，我说不救！能那么简单吗？我路过那儿到底是干什么去了，你们调查清楚了吗？你们横是以为我在散步吧？”

“马大夫，你看，这不是向你了解情况吗，没有别的意思。”政工股长连忙拿出一副安抚的口气。

“这叫了解情况吗？一上来就质问我。好像和犯人说话似的……”马盛利反倒来劲儿了。

“那么你路过那儿干什么去了？”我耐着性子。

“我找我的裤子去了！那天晚上我把裤子洗了，晾在球场那儿了，我的宿舍塌了，我光穿着条裤衩跑出来的。”

天下真有这么一种人，就是再没理的时候，也觉得自己受了委屈。马盛利滔滔不绝，一副正义在握，真理在胸的样子，理直气壮地说：

“那时候的特定环境你们根本不知道，房子塌了，到处是死人，伤人，谁管谁呀，根本不像你们在北京想的那样，死个人，多大事儿似的，我们这儿死人多啦。”

一直没吭声的小祥忍不住了，厉声打断他：“你知道不知道吴队长是怎么死的？”

马盛利斜了小祥一眼，不客气地说：“是你知道还是我知道？他是出血过多，下肢伤口感染，引起高烧，造成心力衰竭，导致……”

马盛利侃侃而谈，做着纯粹内行的阐述。陆小祥跳起来，涨红着脸骂道：“你还算人吗！吴队长就不值你一条破裤子？你还是医生呢，你连人都不配当！”

马盛利开始吓了一跳，继而镇定下来，皱起眉头，以一种居高临下的不屑的口气，摆摆手说：“坐下坐下，别像打架似的行不行，这可是工作队找我谈话，告诉你，嘴巴干净点。”

“我就说了，你不是人！”小祥把袖子都捋起来了。

我觉得没有必要让他们吵起来，便站起身说：“好了，今天就谈到这儿，马盛利，你可以走了。”这几乎是用了对待犯人的口吻，马盛利愣了半天，却没能发作，沉着脸走了。

八分场的政工股长没想到会是这么个僵局，惶然不知该如何善后了。见我板着脸一言不发地收拾着桌面上的材料，不好说什么，便转而埋怨小祥。

“你也太没经验了，谈话哪儿有这么谈的，这件事，就是再大的错误也是人民内部矛盾，怎么能出口伤人呢。”

“人民内部？”小祥梗着脖子骂了一句难以形诸文字的脏话，然后说：

“我根本不把他当人看。”

小祥，说实话，我原来光是以为你生性老实、勤快，又特别拘束，没想到你也会这样骨鲠激烈，说出话来也这么噎人。哦，我想起来了！你曾毫无惧色地要独自闯入那漆黑泥泞的三十里长堤；你敢于一个人骑自行车往返几百里到唐山去，所有这些，连同你那么熟练地骂出来的脏话，又提醒我注意到你和我们这些在城里长大的青年存在多么大的差别，你毕竟有着非常粗野非常强悍的一面。

离开政工股的防震棚，小祥气鼓鼓地不愿说话，我主动问他：“你看该怎么办？”

“妈的，清河水就喂了这群软骨头，一个大师傅，一个医生，没人敢得罪。”他答非所问，而且矛头所指，似乎也转移到政工股长的身上了。

我们走到路边的树下，沿着大路都是这种浓绿浓绿的阔叶杨。太阳晃得人眯着眼，可一到树阴下就立刻觉得凉爽起来。头顶上的知了哇哇的聒噪，自近而远，顺着大路响去，给人带来一种朦朦胧胧的振奋。

“喂，你说怎么办？”我微笑一下，又问，像老师考学生。

“叫肖科长见识见识他吧。”他嘟囔一句。

“肖科长到总场开会去了，明天也回不来。”

“那你说吧，你是工作队的。”

“你现在也是啊。”

“我不是。”

他不知跟谁赌气。

沉默片刻，我说：“嘿，跟我去总场告他，敢不敢？”

“告谁？”

“马盛利。”

“你敢不敢？”他瞪起眼睛。

我笑了一下：“我是工作队的，有什么不敢，怕他以后不给我开病假？”

他也笑了，“走！”

说走就走。我们当天就回到总场，三十多里地，他骑车带着我，车蹬得飞快，我从来没坐过这么疯的“二等车”，可又不愿露出害怕来，横着心准备挨摔。我那时在他眼里是个有经验的老同志，老大姐，我要尽力保持这个形象。

总场正在开头头们的会议。

那几天，犯人中流传的那个谣言越来越稀奇古怪，情绪不稳已开始表面化。我们和马盛利谈话的前一天晚上，五分场几个犯人居然把一个队长打了，气焰嚣张。总场召集的紧急会议从第二天晌午一直开到傍晚。我们在开会的防震棚外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才见到洪场长从里边出来，我们把马盛利的情况先向他汇报了一遍，他的反应居然比我们想象的激烈得多。

“这简直是犯罪！见死不救，国法难容！”他怒气冲冲，当即领我们去找孔局长。孔局长开了将近一天的会，形容疲倦，无精打采地听我们说完，开始并不太重视，后来听到洪场长言之凿凿地说起马盛利的行为实际上已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不知是觉得事情严重还是听了新鲜，总算动了点兴趣。

“怎么叫‘间接故意杀人罪’？”

“犯罪人明知如不采取行动将会造成受害人死亡的结果，而拒不采取行动，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就构成了一种‘不作为’的犯罪，马盛利还不够吗！”

孔局长是军管干部，搞公安是半路出家，对法律几乎一窍不通，但听听也有道理，于是说：“唔，我看处理他一家伙也不是不可以。”

晚饭我们就在工作队的灶上吃了。吃过饭，我和小祥在河边洗碗，一边商量着是赶回八分场去还是在这儿住一夜，看见肖科长在不远处洗衣服，便过去把这事向他说了一遍。他说这事不能光这么口头说说，要想把马盛利处理了，就得写个正式的报告，交给孔局长批。因为知道了孔局长已经有了那么个态度，所以肖科长同意报告就用驻八分场工作组的名义写。

于是我们决定留下来写报告。那时工作队的大多数同志都下分场去了，棚子大部分空着，有的干脆把床板拆了当成放置救灾物资的仓库，堆满了铁锅铁勺塑料布之类的东西。整个驻地显得冷冷清清。我们在工作队那个女同志的棚子里，随便挑了个干净些的空床，我写，他抄，天黑前便完工了。我看着那几页抄得工工整整的报告，突然觉得被吸引了，哦，这是多么洒脱、流利、有才气的字啊，完全不像一个穷乡僻壤出身的青年所能写出来的字。

我说：“你的字真不错。”

“这还不错？”他马上红了脸，露出难为情的样子，可我知道每逢别人夸他的时候，他内心总是很兴奋的，连眼神都会变得温柔起来。

我又说：“你姥姥说，将来要让你上北京工作去。”

他慢慢收起脸上的兴奋和腼腆，摇一下头，“听她瞎说呢。”

“你不想去？”

“我哪儿去得了。”

“要是去得了呢，你去不去？”

“不去。我对这儿熟了，这儿的好坏我都知道，可北京是什么样儿，上北京我大概连马路也不会过呢……”他笑起来，突然用一种朗诵式的声音念道：“啊，我爱你宽阔笔直的马路，爱你高耸入云的楼房，爱你富丽堂皇的剧院，爱你五光十色的商场，啊，繁华美丽的城市……”他停下来，仿佛融入了某种遥远的遐想，“唉，那儿倒是好，可惜不属于我。”

小祥，你是个爱幻想的人，喜欢追求一种无缺陷的美，你又是个知足常乐的人，保持着中国人信天命而尽人事的古老本色。你说得对，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应的生存空间，“花在树则生，离枝则死；鸟在林则乐，离群则悲”，皆同此理。可我又不全赞成你的克己精神，一个青年，如果完全没有想人非非的、甚至不妨有点狂妄的向往，是不是太古板了呢？青春必与无穷尽的向往同在，所以青春才是玫瑰色的。

但是和继平相比，我又觉得还是你对，你并非没有向往，只是你的向往更偏重于追求精神方面的寄托和感奋，至于其他方面，连古人都说：“知足不辱”。

“知足者贫贱亦乐，不知足者富贵亦忧。”继平如是。你出身于名医之门，和新中国同时诞生，从小到大，除了在“文革”中受了几年既未“触及灵魂”也未“触及皮肉”的惊吓外，几乎没有吃过一天苦。你至今都不知道中国的农村究竟穷成什么样，这在饱经忧患的“同龄人”中是相当少见的。可你仍然总是一副受了委屈的脸色，好像天下数你最倒霉似的。

你每每提到你那几个在体工队或者京剧团里当按摩师的学生，出国到了日本后，如何凭了那点粗知潦草的本事，摇身而成了名噪异国的“推拿专家”，口气中的嫉妒多于不平。假使仅仅不平，倒还罢了，中国人自己的学问，要是非得受到外国人的赏识，国人才肯跟着认数的话，终究不是个叫人痛快的事情，但若为此生妒，也就实在不值得了。

有一次你兴奋地对我说，有个英国商人对中医发生了兴趣，想邀请你去英国合开诊所。为这事你几乎一夜未眠，当真地计划起诊室该主治什么病种、设些什么科目、如何做宣传广告之类的细节来了。“关键是利润分成问题，英国人讲究绅士风度，不像日本鬼子那么爱占便宜。”你对英国人的好感在那一天中翻了好几番。计划完了，你又郑重其事地说，要带我一起出去。

去英国？啊，研究一下莎士比亚对美国早期文学的影响，倒是个不坏的题目。

见鬼去吧！

“我才不信呢，你就真的不想出国？”你总是想当然地笑笑，你并没把虚伪看得多么丑恶。可我憎恨虚伪，因此我应该承认：我想出国。

就是那年，学院政治部找我谈了话，也填了表，也做了体格检查，去美国进修的一切手续似乎都办齐了，连那位刚刚调到我们研究所才三天的“罗营长”也一本正经地祝贺过我了。可最后上飞机的不是我，却是他。据说他父亲是个将军，虽已离休，但在战争年代和学院的党委书记有过患难之谊。他调到我们这儿以前是部队上的营级干部，再以前当过几年“工农兵大学生”，我们这儿的人都叫他“罗营长”，绝不是恭维，当然也不全是讽刺，或者仅仅是自嘲吧，“咱们这儿都快成连队了。”“他到美国可别露怯，别把福克纳当成哪一届美国总统……”背地里都拿他取笑，那些最乐意当我面说的，或许还是为了给我出气。

不知是为了安慰还是为了补偿，两年后学院党委在讨论我们研究所领导班子的人选时，有人提了我的名。据学院人事部一个打字员的透露，提我为副所长的报告已经报到院党委去了。不久，研究所的第一把手也非正式地向我“吹了风”，可最后结果呢？如果两年前出国那件事的一个螺旋式的循环：所里新班子一公布，高榜提名的，恰恰是那位刚刚从美国回来还来不及喘口气的“罗营长”。

提拔的根据是相当理直气壮的：留美学生，中年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提？

可究竟学到了什么？不甚了了，回来后召集全所做了次“学术报告”，言不及义，讲的都是在外国如何利用课余去餐馆洗盘子节省国家的学费；和美国人如何团结、如何斗争、又如何皆大欢喜的“花絮”之类。他的一副相声演员的腔调引得那些年轻的资料员和年老的科室干部们捧腹大笑。搞研究的人谁肯浪费这份工夫，一个个夹着书本溜了出去。

他就这样搬进了副所长的办公室，甚至没有经过任何“个人奋斗”。多少人为我不平，但当着同事们的面，我不露声色，像没那么回事似的。回了家，才大哭一场，不是委屈，是气，觉得咽不下这口气。

“这倒好，等七月份工资一改革，你起码比他少拿三十块。”

“继平，你一张嘴，就把主题扯歪了。”我几乎冲你喊起来：“你知不知道铜臭是什么味！”

你撇撇嘴：“狐狸够不着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

我后悔跟你扯这些事。

继平讪讪地走了。等我也渐渐平静下来，父亲才慢吞吞地开口问：

“一个副所长的交椅，有那么大魅力？”

“不。”我摇摇头，其实我并不愿意干，我只是心里窝气，这些人还讲不讲原则，讲不讲道理呢？

“这事要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你也这么哭一场？”

一针见血，我默然。

“你有义愤，但这只是一方面，关键是，你首先觉得自己被侵犯了、被剥夺了，才会这么气不打一处来。你也想当官，也想出国，至少心里有这种潜在的欲望和需要。你要真能超脱，就不会这样委屈、这样气急败坏了。对不对呢？”

对的。

我毕竟是个俗人。

我是什么时候变成俗人的？

“孩子，难怪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人不大看得起你们了。青年人本来应当满腔热血，勇于牺牲；视千金如粪土，视名利如浮云；应该赤诚、忘我，以天下为己任！不不，这绝不是什么抽象的老生常谈，这些东西本来就代表了人的青春。我并不是从概念上说的，而是从感情上说的。我有时候想起自己青年时代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想起身边死去的那些信奉利他主义的伙伴；想起我们那种自找苦吃的、牛虻式的、悲剧式的、浪漫主义加禁欲主义的热情，还会激动不已，并且感到充实和安慰。将来等你老了，也要回首当年，如果你的青春是壮丽的，那么你会觉得一辈子的灵魂都是干净的！”

我真的忍不住奔涌的泪水了，我想起了我的二十岁，想起了小祥，我也有过短暂的，却是真正的青春！

就在场部留宿的那天夜里，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把我，也把我们这一群人，猛然推上了生与死的关口！

地震把全场的电话线路破坏殆尽，工作队来以后，只是在总场和机械厂之间现拉了一根线，接上两部直呼电话，以沟通南边四个分场和总场的应急联系。那天电话打来时已是夜里十二点钟，值班员叫起睡眼惺忪的孔局长，孔局长接过话筒，先是漫不经心地唔唔两声，嗓门陡然提高了：

“什么？你再说一遍，你大声点！”

他的喊叫把大家都吵醒了，有人似乎预感到出了什么事，探头探脑地钻出帐篷，面面相觑。孔局长放下电话，脸色紧张地冲大家说了句：“都起床！”便跑进自己的帐篷里穿衣服去了。大家飞快起了床，全都把询问的目光投向值班员，值班员这才慌慌张张地说道：

“八分场，八分场的犯人暴动了！”

我当真吓了一跳，“什么，你是说八分场？”

他几乎来不及回答，几秒钟之内就有一大堆问题争先恐后地包围了他，“多少人暴动？”“怎么引起的？”没去过八分场的人老是弄不清八分场到底在什么方向，离总场有多远……当然，更多的人最关心的还是——现在局面如何。

“不知道，不知道，”值班员招架不住了，“是八分场派人跑到机械厂打来的电话，现在闹成什么样子，他也说不清楚。”

我知道八分场离机械场有十几里地，算算时间，心里不禁有点发凉。到现在为止，暴动显然已经发生将近一个小时了。几百个年轻力壮的亡命徒一哄而起，谁都明白那将是多么可怕和难以收拾的局面，说不定暴徒已经控制了监区，甚至占领了整个儿分场。他们手里的劳动工具，锹、镐、扁担，都是足以杀人见血的凶器。自然还有更坏的可能——他们已经血洗了八分场冲出来了，正向各处露宿的老弱妇孺杀去……

不用说，这时候人人都在想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办？警卫部队来源的纠纷还在京直两地的军事机关里扯皮，这会儿你就是骂出娘来也不赶趟了。

洪场长来了，和孔局长急急商量着对策，声音虽低，但谁都能听得见。

“关键是我们没有武器，人又不整齐。”孔局长一脸焦灼，“我看应该迅速召集总场党委紧急会议……”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洪场长打断了：“不行，得马上行动，什么会都来不及开了。”洪场长的辞色几乎是无可商量的，“叫那帮人冲出来不得了，各分场的老人孩子都睡在外面，这些人敢闹就是不想活了，要是冲出农场往天津北京方向去就更麻烦了。”

孔局长机械地不停点头，却说：“不过冲出去倒好，与其逼成困兽之斗，不如网开一面，叫部队在沿途消灭他们，打运动战是我们的传统嘛。”

洪场长仍然唱反调，“不行，按责任这个压力应该是我们担的，让他们冲出去我们就是失职了。得马上派人通知各分场，把所有路口都封锁起来，应该把他们堵在清河！干部家属都得动员起来，他们到哪儿就在哪儿跟他们干！我已经叫人通知场部的干部都到这儿集合了，八分场的同志说不定还顶在那儿拼呢，得赶快增援他们。”

孔局长似乎没有固定的主意，只是一劲儿点头：“对对，我完全赞成你的意见，我们要号召大家发扬这个军队一往无前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要动员每个党员、团员，每个革命干部、职工，用行动保卫毛主席、党中央，保卫抗震救灾，保卫批邓……”

“对对，”洪场长抓住他换气的片刻插进话来，“当前首先要把司机动员起来，这儿有几辆车？”他转身问左右，“四辆？好，马上发动起来，大家上车！”

大家呼隆呼隆地朝汽车那边走，及时中断了孔局长的长篇大论。

正好那天从北京来了一辆准备接运伤员的大轿子车，便成了这一军事行动的临时指挥部。小祥急匆匆地赶来了，在开车的一刹那跳上车来。他气喘吁吁，却没有忘记从堆在路边的救灾物资中绰来两把漆黑的大铁勺，大家这才想起赤手空拳，真应该拿点什么家伙才好。

最狼狈的是肖科长，他因为那天傍晚把衬衣背心全都一水洗了，所以只好赤膊上阵，挺着雪白虚胖的肚子，很是尴尬。他一上车就悄悄问小祥：“你里边穿背心了吗？”

“没有啊。”小祥摇了一下头，马上领会了他的意思，当即把自己的衬衫脱下来了。

“那，你怎么办？”肖科长接过来，有点不好意思。

“我没事，我们这儿夜里特凉，您不习惯准冻着。”

肖科长这才感激地点点头，穿上衣服，苦笑着说：“哎呀，我今天不该把它们都洗了。”

我们这辆轿子车一马当先，从总场及沿途各分场开出的其他卡车和拖拉机遥遥随后，一路灯火成龙，浩荡东来。出发前的短短瞬间，全军的实际核心似乎已从孔局长转移到洪场长身上，后者的果断和强硬，有效地驾驭了整个儿局面。开车以后，孔局长有些自卑地一声不响，洪场长则趁这个机会做了个简短的动员，他的声音沉重、庄严，带着不容无视的权威。

“大家都是公安干部，我不多废话，待会儿就得真刀真枪地干了。农场的同志情况熟，要组织个敢死队，冲在前面。孔局长是总指挥，我是敢死队长！今天，咱们都得清楚，在这个农场里，在那些亡命徒面前，咱们这些人就是代表国家、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的。首都的安全，天津和唐山的安全，咱们自己的父老兄弟姐妹们的安全，就靠大家了；咱们今天就得把一腔子血都洒在这儿！公安人员不要孬种，清河的父老兄弟姐妹也不要孬种！现在我来组织敢死队，有不怕死的没有？”

“有！”小祥头一个举起胳膊。

“还有我！”

连同我在内，几乎所有的人都举了胳膊，当然，有真正热血沸腾的，也有犹豫胆战的，举了手，却生怕叫到自己。

“不能都去嘛。”孔局长从座位上站起来，“我的指挥部也要留些人嘛。”

洪场长高声点卯，叫着那些个他熟悉的人的名字，他的目光从我脸上扫过，“女同志一律留在车上！”

可这时，我的整个儿身心已被沸腾的鲜血烧热，我急切地叫道：“我不怕死！”那一刻我真的不怕死！

“我知道你不怕死。”洪场长顾不上再理我，只回了这么一句便又忙于挑选他的勇士们去了。

我挤上来，在杂乱的人声中拼命抬高自己的声音：“洪场长，洪场长，洪场长……”而他只顾向别人布置任务、安排兵力，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大家别吵，都住口！”他使劲挥着手，“听着，我们就按刚才编好的组行动，四个人一组，不打死不散。天黑看不清，咱们的口令是：‘打狗！’记住没有？”

我抓住他换气的机会，连忙插进去：“洪场长……”

“大家注意，等后面的车上来，也是按四个人一组分。到了那儿，要是犯人们已经冲出去分散逃跑了，就以组为单位搜索，组与组之间要拉紧距离，互相得呼应得上。”

我又插进去：“洪场长，我也要参加到他们组里去！”

“要是八分场的同志正在和犯人干呢，咱们就一齐冲进去，但是打起来四个人一组还是尽量不散，在任何一个小的局部都要形成优势，才能减少伤亡。”

“洪场长……”

“嘿，你就算我们组的。”小祥拉了我一把，小声说了句，接着把全车仅有的武器——两只大铁勺，慷慨地分了一只给我，“拿着！”

这句话洪场长却听得那么清楚，劈手夺过那把铁勺，“嘡”地一声在小祥赤裸的肩膀上敲了一记，不知是对我还是对他，厉声吼道：“这儿是我指挥！”

在车内黄暗的灯光中，我看不清小祥的表情，他准是被洪场长的盛怒吓坏了，一声不敢吭。我呢，被委屈和气愤煎迫着，全身发抖。

汽车戛然停止，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八分场。透过车前宽大的风挡玻璃，我看到了那熟悉的路口，顺着这儿一直走下去，就能看到八分场场部的篮球架和监区的围墙了。但此时蓦然撞进视觉的，却是一堵人墙，坚固地堵在路口，夜幕依稀，远远的看不清他们的模样。

车厢一下子静下来，大家都看见了那堵着人的路口，那些人手执长短不齐的锹镐棍棒，面对着我们步步逼来。天地间那一刻忽地失去任何声响，每个人脑子里只剩下了一个念头——八分场完了！

在突如其来的寂静中，我嗅到了血的腥味儿，随之而生的，却是一种身临绝境的英雄感。啊，这不正是我梦求已久的幻想吗？从少年时代起，我就无数次想象过能有一天，英勇地去死！

我意识到了死，同时又想到我的父母、老师、同学、我的家，脑海里是一片温柔多彩的重叠印象，我第一次发现世界和未来原来是这么美好诱人，胸中不由充满了纯洁而伟大的对于生的渴望。然而我已决心去死，我知道自己那时候有多么真诚，那是对温暖人生的壮别！那种强烈而又深沉的激动，使我忍不住热泪盈眶！

就在这时，有人在我耳边低声说了句：“给你！”

是小祥光裸的胳膊，递过来的，是他手上最后一把铁勺。

如果说，那是一个充满了恐惧、苦闷、忿恨和失望的年代，那么同时，又确是一个闪烁着幻想、激动、悲壮和狂热的年代。

可那个年代毕竟太愚昧了，以至于连许多本来是神圣的东西也被弄得荒唐、滑稽起来，令人不堪回首。而今俱往矣，谁还再有心总去翻找那些被玷污得失去了本色的情怀呢？今天的人有今天的课题，和过去早已远隔了一个时代。今天十九、二十的少男少女们，未经“红尘”而看破“红尘”，那么早熟地沉湎和追逐在物质生活的升沉中，似乎完全无须再到精神世界里去寻找寄托、安慰、感叹和振奋了。大家更多地关心着工资、升级、房子和出国，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甚至小到沙发的样式、红烧鱼的做法这类事情，也能成为一种重要的兴趣。即便仅仅是从我自己的本行——文学研究的角度，我也不敢说这是否表现了某种“时代心理”。我只能说，在一己的感觉上，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常常被对生活地位的追求所代替，似乎确是一种令人迷惘的社会氛围。

还有钩心斗角！

罗营长挤了谁的位置，心照不宣。他见了我总是客客气气，却又总不自然，仿佛藏了多少戒备。

“哟，下班啦？”

在楼梯上碰见，总是他先打招呼，然后淡淡地侧身而过。

他每天总是最先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去年评上全院的劳动模范，这是材料里最过硬的一条事迹。新官上任三把火，偏偏就是这条，使我心生反感，理智上也知道不该这么做。

“嘿，你知道吗，罗副所长和小唐住一个大院。”

“哪个小唐？”

“司机呀，开‘丰田’的那个。”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我想起“罗营长”是住在他爸爸那个部队大院里的，高高的墙，森严的岗，放个车绝不怕让人砸了玻璃。司机又和他是邻居，上下班同来同往，利益均沾，岂不两得其便？啊，怪不得他每天趁大家没来就来，等大家走了才走，原来有这么一段猫儿腻！

对了，我又想起有个星期天去看一个“内部片”，一进电影资料馆的大门，就看见研究所的那辆小“丰田”正端端地停在院里，第二天中午就听见他在饭桌上和人大谈那电影里的笑料。我原来还纳闷这车子是怎么停到那儿去的，现在明白了，那是他的“专车”！行啊，你就是这样当的模范？

在学院人事处召开的考核所级干部的群众评议会上，有人说你架子太大；有人说你学问太小，当然大家也说了你很多优点，光凭那个每天早来晚走的工作态度，工作成绩的优劣似乎便足以忽略不计了。谁也不提起，不，谁也不知道你每天虽然走的最晚，可等你已经舒舒服服地坐在饭桌前的时候，别人还在公共汽车上挤着哪！

我本不是个好事者，可这些事无论如何使人生出一种不平之慨。尤其对你，我们彼此原本就隐隐有一种谁也不想捅破的敌意。

又一个平常的黄昏，太阳照例该循环到西半球去了，办公楼也慢吞吞地静下来，只有你房间里的日光灯还抖抖地亮着。我下了楼，没走。楼门的斜对面，一箭之遥，是学生们清晨读书的小树林，这会儿没人。这是我白天就选好的位置。假使我能获得证据的话，那么第二天就可以找个“旁证”人一块来看！

五分钟后，我的心怦怦跳起来，正是那辆小“丰田”，悄然没声地来了。小唐从车里钻出来，车门的碰撞声在寂静中显得非常沉闷。他在车旁踱着步子，看看表，又抬头往三楼那亮着日光灯的窗户望一眼，然后低下头来点烟……

我为自己这个小小的“外线侦查”的成功而得意，脸上想笑一笑，嘴里不知怎么却突然泛苦。毫无联系地，我竟然想起了八分场那个惊心动魄的深夜……十年了，我早已不能这么清楚地回忆起那种视死如归的内心体验了。这回忆的突然闪现，如雷轰顶，把我的那点得意轰得荡然无存。我胸口上像压了沉甸甸的东西，怎么也挪移不开，我羞愧得几乎要哭出来，疯了似的跑出了小树林。

啊，我曾经有过多么单纯、善良、正直、豁达的青春！我不是这么无聊、猥琐、阴暗、狭窄的。然而往事像一泓毫无偏袒的清泉，不管你是吓一跳还是不敢认，映出来的倒影都是你！

那天晚上我们下了车，谁也不再怀疑一场残酷的、寡不敌众的肉搏迫在眉前，无可避免。眼见那些手持凶器的暴徒黑压压地逼将上来，我，还有每个站在前排的人，都不再有侥幸生还的幻想了。

洪场长喊了一声：“大家别散开，咱们人多！”后来大家不止一次地咀嚼和评价过这两句话，都佩服得不行。因为路上既定的作战方案，是四人为组散开战斗，可没想到下了车就得开打，几乎是一个遭遇战，后面的大队人马猝然跟不上来，我们以少敌众，不能不随机应变，保持一个大坨子应战。特别是后面那句话，更绝，安定自己震慑敌人的作用兼而有之，我们的胆儿真的壮了一点。大家谁也没经过刀枪战阵，那时全都发蒙，既不敢前进又不敢后退。只有洪场长才这么镇定和老练。

暴徒越来越近了，领头的一个突然喊了声：“洪场长！”

洪场长一愣，迎了一步：“是老秦？”

正是：八分场教导员秦文忠！

“怎么回事？”

“啊，”老秦加快脚步跑过来，摆着手：“没事，没事。”“什么？”“误会了，虚惊一场，啊，虚惊一场，嘿嘿嘿。”老秦难为情地笑着。

大家全都愣在那儿，生死之间，何以转化得如此轻易？谁反应得过来！

“乱弹琴！”孔局长挤到人前，他的怒喝把老秦的傻笑吓呆在脸上，“你们怎么搞的！”

“这，这，犯人们起哄，啊，也不是起哄……”老秦本来就拙于辞令，见孔局长一火儿，竟吓得语无伦次。

这时，后面的车辆络绎不断跟上来了，此起彼落响着喇叭，数不清的明晃晃的车灯很有气势地甩在公路上，远处仍能看到刺目的亮点儿长蛇似的蜿蜒而近，那天至少来了上千精壮！远远近近人言车吼，许多人不知局面如何，乱哄哄地下了车向这边走来。不少人胳膊上已扎起白毛巾，手提棍棒利斧，脸上一片杀气。洪场长四下环顾一圈，轻声说了句：

“孔局长，上车谈吧。”

几个头头和秦教导员上了轿子车，谈的什么不得而知，不过大家围住八分场的干部，七嘴八舌之间，便把事情的概貌弄清了。

事情本来很简单，那天晚上天热，蚊虫多，值班队长允许犯人们晚睡一个小时，在各班自己的防震棚外面乘凉。几个犯人找了个旧喷雾器，修修，改成了个灭蚊机，一试，还挺管用，经值班队长同意，便拿它在监区各处喷洒杀虫药。犯人嘛，年轻好动、穷极无聊，精力无泄处，每喷到一处，那里的犯人便兴高采烈地喊叫一阵：“噢——噢——胜利喽！胜利喽”此起彼伏。当时，队长看见犯人自己动手改造的灭蚊机成功了，也挺高兴，所以对犯人发泄兴奋未加制止。这时恰巧有一个队长正从外面往监区走，忽听里边一片喊叫，吓了一跳，以为犯人闹事了，于是不敢再进去，拔腿便往场部跑。场部正在开总支扩大会，传达总场关于肃清谣言，防止逃跑、闹监和集体越狱的指示，一听见监区——用秦教导员和其他几位分场领导的话说——响起一片喧嚣声；又看见那位队长慌慌张张从监区那边跑过来，便问：“怎么回事？”那位队长想当然地答道：“不好，里边要放羊（要逃跑的意思）。”分场的头头们都以为他是从监区里边跑出来报警的，于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谁也不再怀疑这些天在全清河的犯人中酝酿着的那个潜在危机，终于首先在八分场暴发了。他们当即宣布休会，一面派人飞驰机械厂打电话求援，一面紧急动员全分场的干部、职工、家属和“就业人员”，[1]行动起来，镇压暴动！

事后分析了一下，当时这些措施还是必需的，因为附近没有警卫部队，电话又要到十几里地以外去打，如果真是犯人鼓噪，非这样断然行动才来得及，一犹豫就完了。搞出这么一场天大的虚惊，不能怪分场领导，只能怪那个误报军情的队长，后来大家都说他是吓破胆了。

决定镇压暴动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大部分干部、职工都回家休息了。总支委员们一面分头去喊人，一面用场部那架装干电池的无线电扩音器广播开了。

“同志们，大家快起来，犯人暴动了！犯人暴动了！每个党团员、干部、职工、家属，都赶快拿起武器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反革命暴动，大家快起来，把监区包围起来！”

接着，又对监区广播：“犯人们听着，赶快回到各自的棚子里去，只要你们放下屠刀，政府保证既往不咎，共产党说话算话。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无产阶级专政绝不留情，绝不留情！”

扩音器的功率不大，但那尖厉的喊声在寂静的夜晚却格外清晰、震耳，震惊了监区内外！这时总支委员们已经分别到了各居民区，正在挨户喊人，一边叫着各家不要忘记带上棍棒刀斧，一边大声招呼着女人和老弱病残带好孩子，到某地集中。因为事发突然，猝然拉起的队伍衣冠不整，惊恐不安，从十三四岁到六十多岁的都有，几乎是乌合之众。靠他们围住监区，阻挡几百名身强力壮的犯人冲出来，无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了。他们自己也都明白，派去打电话的人刚走，等总场接到电话，号令全场，现从被窝里拉人赶来增援，该不知道是哪辈子的事了。事后想来，在这么一个敌强我弱的情势下，能置生死于不顾，毅然孤军围住监区，多少是要有一点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

好在更惊恐的还是监区里的“暴徒”，正在兴高采烈之际，突然听到广播里的庄严正告，丈二和尚，不摸头脑，全都目瞪口呆地哑了声，三队的张玉海正巧在监区有事，也是莫名其妙。倒是真有少数反改造分子悟过味儿来，认为天赐良机，不可错过，本性所使，乘势兴风作浪起来。

“听见没有，共产党要拿咱们开刀了。”

“咱们怎么了，不就是笑笑吗，这都不许，咱们还叫人吗！”

“待着也是死，索性出去逛逛，还能多活两天呢。”

大多数犯人吓傻了，一时没人公开响应，但有不少人犹豫，假使有人挑头往外跑，那必定会有人跟着去，情况有点危急，张玉海赶快站出来了。

“大家别怕！”他竭力想压过扩音喇叭的声音，嗓子反倒显得嘶哑，“没你们的事……你们没事。”他一时不知道怎么才能叫犯人明白他的意思。

据说绝大多数犯人立刻镇定下来，倒不是因为张玉海的两句话有多么清楚、明确，而是他在犯人中长期以来获得的信赖和威望，使局面得以控制。后来总场对这一事件的始末专门组织了调查，逐个儿找犯人谈话，很快查出了那几个挑动越狱的反改造分子，分别做了处理，有的还加了刑。和每一个犯人谈话，都能叫你强烈感觉到当时张玉海站出来喊话所发生的巨大作用。

“张队长一喊，我们就知道没事了。”一般都有这句话。

有个犯人还痛哭流涕，“地震以后，张队长还托人到唐山替我看了看我妈和我妹，说她们都挺好。这份恩典我就是死也报答不尽啊，要是再跟政府闹事，还他妈是人吗！？”

言者发自肺腑，闻者为之动容。

这次事件后，一些表现勇敢的同志受到了通报表扬，谁料，张玉海竟然榜上无名。理由既简单又充分，说是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黑标兵，宣传上要注意分寸，否则容易在社会上造成误会，甚至引起不必要的思想混乱云云。八分场的秦教导员从总场开会回来，悄悄告诉我们：这是工作队的意见。

“咳，”他苦笑一下，说：“老张这人，在旧公检法统治时期是积极了点，可现在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干得也不错呀，特别是这件事，没他还真崴泥，其实表扬一下，也算是组织对个人的一点意思吧，咳咳。”

这近于公然散布对工作队的不满了，我们都没表态。过后肖科长大摇其头地对我说：“老秦这人真有点二百五，政治干部没有一点政治头脑，没辙。”

说老秦二百五，损了点，不过这人确实有些稀里糊涂缺心眼，常爱发些没遮拦的议论，走资派和新生力量都骂，别人听了心惊肉跳，他自己却浑然不觉。但是张玉海这件事，他说的无论如何是公道话。

受表扬的人名单里，也没有陆小祥。他似乎太卑微了，人们干脆把他给忘了。我曾经向农场政治处的同志提醒：他是第一个举手参加敢死队的。“哟，是吗？他叫什么？”他们挺惊讶，郑重其事地记下了他的名字，但最后的名单里还是没有他。总场政治处主任后来在一次会议上解释说，这次各分场都报来一大批候选人，总场受表扬的光领导干部就已经占了很大数量，不能不照顾到“面上”的名额，所以难免有“遗珠”之憾，等等。

照顾领导，兼顾一般，这大概是援引了分电影票的惯例。

我也和肖科长提过这事。那天他和小祥在一个车里，小祥的表现他是知道的，如果肖科长以工作队骨干成员的身份说两句抬举的话，未偿不占地方。不料肖科长听完，想了一下，说道：

“那天他在车里，好像还挨了洪场长的批评……我知道，我知道，那是因为……不过那种时候，光凭蛮勇是不够的，一介武夫永远打不了胜仗，还要守纪律、听指挥，洪场长已经明确女同志都留下来，他还要拉你去，不是添乱吗？”

这一非难简直荒唐至极，却又使人无从攻击。停了一下，肖科长颇有些语重心长地又说：“你这个团委书记，我可得给你提个醒啦，你和小祥，呃……当然，我不反对年轻人在一起多接触，但还是要适当注意影响。咱们是工作队，当地干部对咱们是很信任很尊重的，现在群众已经有点反映了。当然，我知道你不会有那方面的想法，他也比你小，可总归人言可畏，特别是这种事，弄不好身败名裂，也可能我言重了。”

我万没想到会引出这么一段严肃的告诫，脑袋涨得嗡嗡一片，哆嗦着问：

“反映什么了？”

“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啊。”

肖科长走了好久，我还气得一句话说不出来，胸口堵着一团闷气，既无处发泄，又欲罢不得。疑心地环顾左右，在那一张张道貌岸然的面孔里，不知藏了多少讪笑。热衷于对别人私隐的窥探，历来是国人的一大精神乐趣！

那天夜里我辗转反侧，通宵不眠。我痛恨这些无聊的流言，却又惶惶不安。怪，如果流言纯属无稽之谈，又何至于不安？

小祥的身影老在我面前晃，他就睡在离我不远的棚子里，匀细的呼吸似乎能随着年轻肉体的气息弥散过来。他真好看。他心也好，也能干，也勇敢，也不自私……

不行，全是胡想，这不可能，下流，大逆不道……

也许，人到青春年华，都免不了胡想。

还喜欢唱叫人胡想的歌！

“……我本不该停步，是你的美丽使我流连。

你愿不愿和我结伴，去那遥远的天边……”

小祥老是低声哼着，逢我问，“唱什么呢？”他便慌张起来，又有点腼腆，“瞎胡唱，咳，不是好歌。”支吾其词。

“不是好歌你还唱，当心中毒。”我笑着说。

他轻松下来，“没事。”接着大声唱起：“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要注意……”

也许，正因为总是胡想，年轻人才喜欢唱。

事实上，肖科长的告诫恰得其反，他使我把原来并未意识到的某种感觉，或者说是某种潜在的可能性，意识到了。

尽管从那天起，我开始处处注意规避，但小祥在我心里的位置，却越来越鲜明越特殊了，举手投足，一颦一笑，无不牵动我心中微澜，而如此下去何以了结？心里却惶然。

小祥似乎全然不知，他那几天特别兴奋，因为告马盛利的状子终于告准了，尽管并没有定为“间接故意杀人罪”，但鉴于他在震灾面前见死不救，丧失了起码的阶级感情，农场党委特决定给予其留场察看一年，以观后效的处分。这件事可以说是小祥走上社会以后的第一个成功，大大增加了他的一种男子汉气概。

他工作更积极了，什么事都认真。那时场里统一放了四天假，让各家把地震后仓促搭起来的防震棚修整加固，以便长期抗震。他只回去了两天，就修好棚子回来了，还给我和肖科长各带回几件干净衣服。我们出来的时候，两手空空，换洗的衣服一件没带。

马盛利被劳教这件事，在全场引起很大反响，又被孔局长和其他领导在一些会议场合多次提到，各单位引以为例，好像不在本部门也照样查出几个孬种，便有“一潭死水”之嫌。于是，接二连三有人被“揪”出来，颇有一窝蜂之势：见死不救的，玩忽职守的，乱拿公物的，还有装猫学狗起哄吓人的，越搞越多。那年头无法可依，援引的判例早已不局限在马盛利的处分上。有说北京的小偷到别人防震棚里偷了八块钱饭菜票就照数判了八年刑的；更有说唐山对抓住的坏人一律就地处决的，诸如此类，大家似也理解，觉得震灾时期，非重典不足以安天下。但无奈重典常常就是“土政策”，加上大轰大嗡，“扩大化”就难免了。有的单位确实搞得人人自危，都在惴惴然地回顾自己在地震后的表现，是否有不英勇或者不检点之处。我们在八分场自然也收到不少揭发检举信，可大都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

那天，因为我和肖科长在分场部党支部参加组织生活会，小祥就一个人去东村搜集情况去了，中午吃完饭才回来，神色异样地悄悄对我们说起，上午东村一个干部向他揭发分场教导员兼党总支书记秦文忠玩忽职守的情况，我们都吓了一跳，不由得郑重起来。

“地震后，他一整天都围着自己家的屋子挖东西、看孩子、做饭，根本不知道组织群众抗震救灾；下面干部找他请示汇报，他也不管，还叫几个工人给他搭防震棚呢。有的群众没东西吃，找他，他说我到哪儿找去？一点阶级感情都没有，可他们家那天把砸死的鸽子都煮着吃了，根本不管别人还饿着肚子；东村几个遇难的干部下葬时请他去向遗体告告别，他说‘不去了，就埋吧。’人家回去就骂开了，说在八分场干了二十多年的老同志，人死了当头儿的连看一眼都不肯，让活着的人都寒心！”

小祥开始语气还平和，越说越有气，“还是老革命呢，一点责任心也没有，我以前还叫他秦叔叔呢，得，以后我才不叫呢！”

对这个情况，肖科长非常重视，不住地点头，最后沉吟着说：“这完全是革命意志衰退问题，太典型了。”

当天下午，我们停下所有工作，三个人一齐到东村来了。先是找有关人员个别谈话，然后也顾不得先搞清谁和秦文忠有什么亲亲厚厚的瓜葛，便开了几个座谈会核实情况。因为矛头所向，毕竟是八分场的第一把手，又是清河老资格的分场领导，非同小可，所以我们只问情况，不加评论，结果证明：小祥汇报的情况基本属实。

第三天开始起草给工作队和总场党委的调查报告，我和小祥写第一稿，以“关于对秦文忠同志在抗震救灾初期玩忽职守问题的调查”为题目，把两天中证实到的情况归纳为几个问题，做成客观反映。写好后交给肖科长改。肖科长在上面加了许多观点，并且换了个标题，我和小祥一看，不禁目瞪口呆。

——“秦文忠是蜕化变质的走资派！”

这个标题，这顶帽子，那时候谁都知道意味着什么。

老秦大咧咧，脑袋里缺弦，丧失责任心，缺少革命感情，怎么说都行，上到这么高的纲上，就言不符实了。可我当时没有吭声。

报告是肖科长亲自带到总场去的，早上坐拖拉机去，第二天早上改坐一辆吉普车回来。同车还来了两位分局的民警，接着出现了谁也想不到的场面，秦文忠在场部办公棚的门口，被逮捕了。

对我们的调查活动，秦文忠已有所闻，可没想到情况会如此急转直下。民警下车时他还像招呼熟人似的打着哈哈：“嗬，什么风把分局的吹来啦？”当其中一位民警板着脸向他出示逮捕证时，他一下子呆住了，及至亮晶晶的手铐磕在腕子上，才猛省似的喊道：“我要找孔局长！”

他不想想，要不是孔局长拍的板，谁敢抓他？

一个月以后，他以玩忽职守罪被判了两年有期徒刑，比起马盛利的留场察看来，当然是轻罪重罚了。

小祥完全想不到会是这样一个结局，逮捕秦文忠的时候他也呆住了，瞪着吃惊的眼睛好像比秦文忠还傻。

当天晚上，根据总场的要求，由肖科长主持召开中队长以上党员干部会议，端正对秦文忠事件的态度，同时进一步揭批他的问题。临开会时，肖科长特地要我去找一下小祥，要他也来听一听。我找了一圈，棚子里、操场上，哪儿都没有，问了好几个人，才知道他一吃过晚饭就往东村去了。

东村？

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犹豫了一下，决定也到东村去。

东村离场部二里地。那一片残垣断壁之中错落杂乱的防震棚，正笼罩在深紫色的暮霭中。进村以后，我直奔秦文忠的家来了。

果然，小祥在这儿。

他在给秦家搭防震棚。

秦文忠的老婆，面黄肌瘦，带着三个闺女和一个四岁半的儿子，正在吃晚饭，脸上身上还带着干活儿时留下的尘土，见我不速而来，全都惊惶地停下碗筷。

小祥卷着裤腿，满脚是泥，正在脱坯。他和我对视一下，随即低了头，垂下拿着坯模子的手，问道：

“你怎么来了？”

我说：“晚上开会，到处找你。”

他仍然不抬头，喉咙里咕哝了一句：“什么会？”

“中队长以上党员干部会。”

“我不是中队长，也不是党员。”

“肖科长让你参加，再说你也应该参加。”

沉默了一会儿，他把坯模子摆好，又干起来了。我看看那堆已经不多的剩泥，说：“我等你。”

他没回答，难堪的沉默中只有泥坨摔在坯模上发出的砰砰声。突然，身边掺进秦文忠妻子嘤嘤的哭泣，大人一哭，几个姑娘随即跟着唏嘘起来，直到扯起那男孩子震天动地的号啕。

我只得搜索枯肠，尽量安慰，“这是没办法的事，老秦犯了错误，和你们无关。你们生活有困难，可以提出来，组织上会帮助解决的。”不说则已，一说，哭得更其伤心，那女人边哭边唠唠叨叨地不知数落着什么，样子很凄惨。设为其身地一想，也是，仅止一夜之间，就从教导员宝眷沦为囚犯家属，人生沧桑，不堪回首，怎能不悲从中来？

小祥默默地脱完最后一个坯，又默默地收拾家伙，洗了手脚，最后穿上衣服，带着一种男人的威严和沉着，板着脸说了句：“别哭了！”哭声果然小了，变成细细的抽咽，他又硬硬地说：“我明天再来。”然后，也不理我，一个人径自往大路走去。

天完全黑了，四周的景物依然历历可辨，大路上静悄悄的。我费了好大劲才追上他，却说不出一句责备的话。我惊奇地发现，他比我原来想象的要成熟得多，我想象他是个孩子，实际他是个男人。

“你怎么，想起给他们家搭棚子来了？”我迟疑了半天，才开口问。

他只顾埋头走路，好一会儿才瓮声瓮气地说：“孤儿寡母，谁管？”

连我也弄不清了，你是觉得有负于秦文忠吗？可你当初对他的失职是那么义愤填膺，甚至耻于再叫他一声叔叔；你是可怜孤儿寡母吗？可不光你，连我，也许连肖科长，都没有料到孔局长的反应会这样激烈。这对秦家无疑是一场横祸，可你并没有错，也用不着赎过。

有时候，你知道吗？做人也得横着心做！

我站住了，叫了一声：“小祥……”

他也站住了，回过头来，一动不动。

“你，你真好。”我竟然稀里糊涂说出这么一句说来，那一刻我心慌意乱，不知怎么就觉得他和我的距离一下子挨近了，仿佛有许多话可以说，却只稀里糊涂说了这么一句。

他眼睛看着我，那目光既惊异又温柔，不不，这绝非我的自做多情，我真真切切地听到他用胆怯得含混不清的声音答道：

“你也真好！”

那一刻，也许正是从那一刻起，我们建立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深深的沟通和默契，谁也不敢捅破，却都心照不宣。

我们面对面一声不响地站着，让甜蜜而奇特的心灵感应默默地延续，站了多久，已记不清楚，直到他开口说了句：

“走吧。”

回到场部的时候，会议也散了。肖科长怀疑地看看我，又看看他，问：“这么晚，你们干什么去了？”

小祥头一低，没答话，我说：“我找他来着，刚找着。”

“找这么久？”

“下次再找人，您去得了。”我没好气地撂了一句，扬长而去。

对肖科长这种人，有时就得小小地横一下心！

对继平，不，对我们那个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我也横过心，像今天！

可有时候横了心，又免不了要陷自身于阴暗、恶毒和卑鄙之中，引起那么痛苦的自我谴责，像对“罗营长”。

我们这种人也许注定就横不了心，横了心，心就必定是不安宁的。

打击“坏人坏事”的浪潮就像铝锅烧水，热得快，凉得也快。继之而来的是对好人好事的表彰活动，更有轰轰烈烈之势。

为了迎接北京市乃至全国的抗震救灾英模大会，总场开了两天的“马拉松”会议，研究部署准备工作。因为清河农场是全北京市受灾最重的下属单位，所以市里向中央报送的英模人物的出处，显然非此地莫属了。这在清河人的眼里甚至有点坏事变好事的意味，要不是土地爷这么一闹，这个憋屈的小角落大概下辈子也出不了这个风头。

我们在八分场的中心任务，也很快转移到搜集先进事迹方面来了。和揭发坏人坏事的情形一样，人们又被发动起来，拼命回想着曾否耳闻目见过什么英雄事迹和豪言状语之类。无数“素材”又一次雪片似地飞来，虽已非“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但无奈内容质量大都平平，无论怎样拔高，也难冠以“英模”二字。但看到别的分场都纷纷拿出材料往总场报去，我们不由有些着急。恰巧那天总场通知召开全场中队（股）长以上干部大会，肖科长便决定顺去总场开会的便，把手上这些尚难成为典型的素材，姑且汇报一番。

总场的礼堂塌了，大会就开在场部院外的树林里。这是震后农场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大会。借着会前片刻，劫后重逢的人们互道平安，七嘴八舌谈论着自己分场的情况，打听着别处哪些房子还立着，哪些塌了；哪些干部还活着，哪些死人，熟悉的多几声嗟叹，不熟的少几声唏嘘，都有隔世之感。会开了一上午，大家屁股下面垫半张报纸，坐在林中潮湿的地上，闷着头抽烟，听孔局长从“三年建成新唐山”的口号中生发出来的“关于一年建成新清河”的长篇动员报告。孔局长慷慨激昂地喊了两个多小时，究竟说了些什么，至今早已记不得了；工作队其他副队长和总场的政委又都说了些什么，也记不得了，但是最后洪场长的那两句话所引起的反响，却令人难忘。他眼睛发红，声音苍老而迟钝，“我没有说的，只想借这个机会向各分场这次遇难的干部、职工和家属同志致哀，他们很多人为党工作多年，是好同志。”话音未落，满场动容。等人们恢复平静，他又说：“有些犯人，改造得是不错的，这次遇难了，我也向他们致哀。”台上出语突然，台下面面相觑，一时不知道该做何反应才好。向犯人致哀？闻所未闻，倒不是说死了犯人如丧考妣，总归“致哀”二字，有点别扭，至少提法欠妥吧，那年头很讲究“提法”。果然，事后还真有人上书言事，说堂堂大会之上，居然把干部和犯人相提并论，实在是敌我混淆，胡说八道。据说孔局长看了，只从鼻子里笑了一声，说：“也难怪旧公检法砸烂快十年了，阴魂不散。”声气虽平缓，却令人不寒而栗！

散会后，趁午饭前的功夫，我们到孔局长的棚子里汇报。照例由肖科长讲，我插话补充，小祥则坐在角落里，一声不吭。总共只讲了一刻钟，孔局长便已面有倦意，仅仅是听到某老工人在震发时看到地光，误以为苏修扔了原子弹，跑出来叫喊要大家都披上白被单以防辐射的事迹时，才淡淡地说了句：“这个老工人的战备思想倒是很牢固，可以表扬表扬。”可究竟怎么表扬，后来又没再提起。

小祥后来曾和我说过，好多人在地震发生时都以为是苏修扔了原子弹。地震没人经历过，原子弹的威胁却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他说这话时用了一种“大不敬”的嘲笑口吻，我不由提醒他说：“要准备打仗是毛主席说的。”他调皮地笑一下，反唇相讥：“我就是不准备，打起来也比你们强，看谁不怕死！”可随后又说：“苏联打中国干什么，要这块地方，疯啦！”

我当然不能苟同了：“边界上陈兵百万，怎么说呢？”

“咱们中国八亿人口、高山大川，百万，够打中国吗？咱们无非是它政治上的敌人，他摆上兵吓唬咱们呢。再说就是打，哪有头一天就往这大平原上扔原子弹的！我们清河人一辈子这么没见识，就是这一点，我不喜欢这儿。”

这是很偶然能从他嘴里听到的鄙视家乡的话，虽与一向宣传的口径不合，道理却不失雄辩。

也许正是体现了那个时代青年的一种共性，小祥对于政治问题有着特别的敏感和兴趣。看报纸很注意中央什么人又出来啦、什么人好久没露面啦、谁的名字排在谁的前面啦、联合国开会中国说了什么美国说了什么啦，诸如此类，都记得一清二楚。和八十年代许多青年不同，无论多么遥远的“政治问题”都能使他在这山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里变换着喜悦、兴奋、忧患和咬牙切齿，而现在的青年谁还冒这种杞人忧天的傻气呢。像继平，连报纸都不看，四项基本原则和五讲四美三热爱全都记不完整，他的爱国主义热情多数只是在工人体育场为中国队加油的时候才迸发出一点火花来。

人都是跟着时代走的，在今人眼里，小祥对于国家和世界大事的漫无边际的关切和认真，当然是十足的学生腔了。但我不愿笑他，简单地嘲笑历史也就嘲笑了自己。

那个乏味的汇报会草草地完了。我们三人没精打采地从孔局长的棚子里退出来，连吃午饭的胃口也没有了。小祥要请假回家，肖科长同意了，嘱咐他黄昏前赶回来，好一块乘车回八分场去。

夏天的黄昏照例盘桓得特别久，说不清该从几点算起，几点算完。吃过晚饭，日薄西山，天色却还是大亮的，只不过一阵阵南来的清风，稍稍有些凉意了。

炊事员涮了锅，撤了火，收拾得差不多了；在棚子里看书写材料的人也纷纷钻到外面来找亮了，却迟迟不见小祥回来。我正在着急，怕他误了开车的时辰，忽见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沿大路飞奔而来，问了几个人，找到我，喘着气说：“陆小祥、陆小祥，叫你！”

我心里一惊：“他怎么了？”

“他姥姥，他姥姥，不让他出来。”

我一听，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又好气又好笑，心想都十九岁的大小伙子了，居然还有这等窝囊事。我抬头往马路上扫一眼，肖科长正在八分场的拖拉机旁边跟司机指手画脚地聊天呢，车斗里已经坐了一些等着回分场的男女。我轻声对小孩说：“快，带我去。”

我们一路小跑，过了小河，能看见小祥家那白色的石屋了。小孩突然踟蹰不前，身子直往后挫，“那就是他家，你去吧，我走了。”他显然是害怕那个不怎么慈眉善眼的老太太。

白房子门前的防震棚已经焕然一新。材料虽是七拼八凑，但拼凑得极贴切、精巧。小祥的姥姥盘腿坐在门前的一领窄席上，沉着脸孔用蒲扇挥赶着蚊虫；小祥在一边坐立不宁，东张西望，不时同姥姥说一句什么，姥姥爱搭不理，外孙子脸上就红一阵白一阵。唉，看你，你在三十里长堤够多么无畏；在敢死队里够多么英勇；在马盛利面前又多么血气方刚，我真想不到，人说你家祖严孙孝，名不虚传，你在你姥姥跟前竟是这么懦弱、胆小。

小祥姥姥看见了我，连忙绽开笑脸，忙不迭地起身，“祥啊，看谁来啦，快倒茶。你吃饭了没有，没有我给你做。”老太太不是客套，当真要动手，我不由得直拉她，并且极尽亲热地寒暄了几句，然后话锋一转，转脸问小祥：

“都在等你，怎么还不走？”

小祥低了头，用胆怯而含混的声音说：“啊，就走。”然后瞟一眼姥姥，他姥姥趁势把话茬接过去了。

“哟，你们一去多少天，也不惦着让我们孩子回家吃顿好的，人都瘦成这模样了，我看他爹妈在世谁也不敢这么不讲理；再说啦，我见天的心绞痛，谁管我？”话是笑着说的，却很难听。我扫一眼这间七拼八凑的棚子，想到贫富有别，溺爱孩子却是一样的。

“姥姥，”我说：“小祥去帮助工作队工作，是组织上对他的信任和培养，您还能不乐意他出息吗？”

“敢情了！”老太太一高兴，有点蒙，顺着我的话路就说下去了：“这孩子可积极呢，实心眼儿，跟他爸爸一个德行。”又说：“又能跟你这样的闺女在一块儿工作，也长见识啊。”

“姥姥！”小祥敏感地嗔了一声。

时间不等人，我赶快就着话口，说：“那我们就先走啦，车等着呢，回头再来看您。”

“啊？”老太太愣了一下，“啊，啊，我也没说不让他去，我刚才是想到供销店给他买俩鸡蛋带上。现在连总场都不让养鸡了，八分场那地方就更甭提了，不割自个儿腿肚子就甭想闻上丁点荤腥，可这小子说走就要走……”

老太太话没说完，我已经拉着小祥开路了。她拧着步子在后面追着喊：“姑娘，你在这穷地方不习惯，脏的累的值不当自己动手，叫小祥给你干，他什么都会干。”我嘴里哎哎地答应着，只怕老太太再啰唆个没完，不敢停步，直走到小河拐弯处，小祥说什么也要站一下了。怯怯地回头望去——远远的，老太太的身子一动不动，还在暮色苍茫的池塘边上站着呢。

“唉，”他老气横秋地叹口气，“她真有冠心病。”

回八分场的车显然等候多时了，乘客中已啧有烦言，肖科长很是不快地扫了我们一眼，话闷在嘴里没说出来，只催促司机上路。

一车人同路，当然是不甘寂寞的，人们扯着嗓子说笑，粗野的打情骂俏压过拖拉机砰砰的排气声，惊起路旁林中的昏鸦。人人脸上罩着一层夕阳的深红，真是美极了。我看一眼远眺沉思的小祥，心中忽生怜悯，想到人皆有天伦，照理该放他回分局上班去，老太太的晨昏茶饭，也就有了伺候。可我又想，要是他回去了，剩下我和肖科长两个人，又该是怎样的枯燥乏味呢？这么想也许太自私了，可小祥看样子也甘愿继续在工作队干下去，好多一些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另外，大概也不愿意离开我，我看得出来。

一路胡思乱想着，车在八分场操场边上刚刚停稳，我心里忽觉豁然一亮，竟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

“肖科长，”我一下车就把他扯到一边去了，“咱们骑驴找驴，明摆着一个模范人物，就没看见！”

“谁？”

“陆小祥。”

“啊……”

肖科长倏忽明亮起来的目光又暗淡下去了。我有点气馁，警告自己说，算了，何苦再让他想到男女之大防上去呢，然而又忍不住赌气，说道：“你不是也看得见吗，跟洪场长千辛万苦上北京告急的是他；提出一个人徒步闯过长堤的是他；第一个要求参加敢死队的也是他；告马盛利的又是他，为了帮助咱们工作，他扔下有病的姥姥，从没怨言，自己准备结婚用的大立柜，也献给死难的同志当棺材用了，还有……”真是不数不知道，一数吓一跳，连我自己都惊异，陆小祥竟有这么多动人事迹。

“唔，这小伙子表现是不错的。”肖科长居然动了点心，沉吟了一下，不知是自问还是问人，说：“要是文字再加加工，也许还行？”

小祥的卓越加上我的口才，终于激发了肖科长的“写作冲动”，当晚就找小祥谈话，要把他推出来当“英雄”。

“我？”小祥满面涨红，手足无措，“不行不行。”可从他眼神中能看出他很兴奋，有点受宠若惊。

“我平时是批评你多了一点”，肖科长不紧不慢地说：“但对你的优点，还是看得清的，总的来说，你还是很不错的。”

“我真的不行，而且一当英雄，整天让人看着，怪难受的，我不受那份罪。”

这倒可能是实话，我不由得笑起来。肖科长却一本正经，说：“这可不是个人难受不难受的问题，现在组织上需要你去当英雄，你就应当积极配合，当好英雄，要是搞出一份有宣传价值的事迹材料来，不光对你们场，对全国人民都能起到教育作用嘛。”

这番话如此郑重其事，小祥不由得一脸严肃了，既然当英雄的社会意义这么重大，他也不好一味推辞了，服从组织分配，干就干呗。

肖科长本来计划亲自动笔，不料那天夜里起来小解时，被一只大毒蚊叮了鼻子，第二天肿得几乎无法呼吸，而且发了低烧，遵医嘱卧床敷药，只好交代我先写起来看。

一动笔，才知道难题很多，凡亲历其境，容易感动，而形诸文字，反倒平平。去北京告急，奉命随从，似乎算不上什么个人事迹；独闯长堤，毕竟未成事实，也难多施笔墨；反暴动事件又是一场虚惊，在人们心目中早已失去悲壮之感，所以敢死队一节也不宜过分渲染，否则反而滑稽；告马盛利的事又因涉我在内，为避自我标榜之嫌，也不能吹得过分，至于牺牲家务一心工作，则有点俗套，很难吸引读者，想来想去，单单献立柜当棺材这件事，易动人，也新鲜，非择为重点不可了。

肖科长病中交代，不能见事不见人，关键要把人的思想境界挖掘出来。于是，我就找小祥谈了一次话，也用不着迂回，开门见山。

“把那么好的立柜送人当棺材，当时你是怎么想的？”怕他不理会，我索性点了题：“没有深厚的无次阶级感情，恐怕做不到这一点吧。”

我期待他能说出几句惊人警世的“内心独白”，给我的材料增色添彩，但看他微微泛红的脸，看他低头思索的窘态，又害怕他真的编出什么豪言壮语来满足我。他在我心目中本来是个多么真实的人，没有一丝一毫的虚伪和矫饰，我害怕破坏了这个印象。

他抬头，笑了一下，说：“这立柜，这立柜，是我姥姥瞎给我张罗的，我才十九岁，也不想在农场里找朋友，我用不着这家伙。”

我愣愣地，一句话说不出，心里又痛快又失望，随口又问：“送了人，你姥姥同意吗？”

“她才舍不得呢，开始死活不让抬，说那么多人都没用棺材，就埋了，她自己将来也不要棺材，死人不碍活人的事。”

我灵机一动：“那你是怎么做你姥姥思想工作的？怎么把她老人家说通的？”能把这一点写好，不也能见到思想的脉络和闪光吗！我信心陡起，不料小祥却狡猾地一笑。

“我姥姥？你甭想说服她。趁她不在家，叫人抬走就是了，她回来？回来再说。”停了一下，又说：“她其实疼我，也不会拿我怎么着。”他说着笑起来，“就是差点犯了心脏病。”

陆小祥，你叫我说什么？你果然是个真实的人！

好，我也一定照实写？

恰巧第二天，洪场长专程来看望肖科长的病，临走时顺便看了这篇刚刚收笔的材料，当即大加赞赏，说要带回去向孔局长力荐。

我高兴得不行，一吃过午饭就跑到肖科长床前叙说此事，谁料肖科长把材料内容一一问过，脸上却是一片不放心的神色。

“他家现在的经济状况我是知道的，把那么好的立柜送人可不是件小事，不把世界观的根源挖深，不把思想斗争的过程写足，就不太真实了，这是写材料的基本要领嘛。”

不知是因为已经有了洪场长的叫好，还是肖科长那习惯性的好为人师引起了我的反感，我不以为然地分辩道：“小祥就是那么个人，实际上他把立柜看得很轻，把同志间的情义看得很重，这完全是出于一个人的本色和感情的事，不像我们想的，还非得有什么激烈的思想斗争不可。”

“没思想斗争的材料有什么看头？也不真实，无冲突论？流水账？”

也许我就是不懂写材料的那套规矩，我只是想把小祥写得像小祥，而不是像八股。写材料的要领是什么？难道就是让真实服从概念，服从了才算真实？也许是的，很久以来，读者的真实观就是在这种要领的训练之下形成的，你要写出真实，反而让人觉得不真实了。

话不投机，我不再争辩，肖科长也扯开了话头：

“小祥呢？”

“给你打病号饭去了。”

八分场食堂今天十一点半就开了门，小祥一吃完就留在那儿等病号饭，可眼见着快十二点半了，还不见他回来。我有点疑心，和肖科长说了一声便去食堂找他，可大师傅说他早就端着面条走了，我又折回住处，仍不见他的人影。再出门，才看见他远远地端着饭盆来了。

“你干吗去了？”我直皱眉头。

“打面条去了。”

“我还当你种麦子去了呢。”

“嗐，许大马棒打他老婆。”

好嘛，原来他管闲事去了，“那和你有什么相干？”我真想说，你吃饱了是不是，病人还饿着肚子呢。

“许大马棒喝多了，把人往死里打，别人都劝不住他。”

“你就那么大本事？”我倒觉得好笑。

“跟这种浑人，来鲁的就成，我告诉他了，你再揍你老婆，我就揍你！”

他倒蛮得可爱，“清官难断家务事，夫妻之间说不清楚。”我俨然一副“过来人”的口吻，“看吧，你得罪了男的，过两天两口子又好了，合起来骂你。”

“哼，”小祥没反驳，却仍是耿耿于怀的样子，进了屋还小声嘟囔：“他儿子死了，也怪不着他老婆呀。”

这话肖科长倒注意了，或许也是这两天在床上躺出无聊来了，他一边吃面一边挺有兴趣地问：“怎么回事啊？”

原来这个许大马棒是总场车队的一个司机，名叫许世杰，家住在八分场。老婆黄朝英是八分场的出纳员，两口子快四十了才憋着了个胖儿子，宝贝似的养到五岁，正是逗人喜欢的时候。地震那天许世杰在总场和人打了半宿扑克没回家，震发时黄朝英正在外面上厕所，两个大人都幸免于难，孩子可捂在房子下面了。黄朝英从厕所跑回来，先帮助隔壁邻居寡妇李玉华挖李的小女儿，后来才回家挖自己的儿子。结果李玉华的女儿活了，自家儿子却没了救。这下可好，许世杰把一腔子怨气都泼在老婆身上，怪她把儿子的小命给耽误了，成天喝了闷酒非打即骂，谁管他，他就冲谁吹胡子瞪眼抡板凳，还动不动就寻死觅活的找歪脖树。小祥是初生牛犊，端着面条正巧经过，于是便路见不平了。

“哎，”肖科长停下咀嚼，“这倒是个很不错的素材。”

我和小祥先是一愣，随即差点欢呼起来，真的！黄朝英放着自己的孩子不救，先救李玉华的女儿，先人后己的品德是何等高尚啊！这么典型的英雄模范人物，居然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大家全兴奋起来，越想越觉得有门儿。下午肖科长也不躺着了，亲自出马找人谈话了解情况，晚上便启笔开写。小祥字好，写出一张，他誊清一张，一直干到下夜两点多钟，才算完成了黄朝英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尽管材料里多了些溢美拔高之词，可人家毕竟是把一粥一粟养大的亲儿子牺牲掉，救出了别人的孩子，难道不是表现了一种伟大而崇高的母性吗！人们感动之余，谁还会挑剔呢。

材料送到总场的时候，头头们正为找不到一个可以推荐到北京市去的英模而一筹莫展，看了黄朝英的事迹，无不大喜过望，当即拍板，决定把黄朝英作为参加全国抗震救灾英模大会的代表，上报北京市。孔局长当晚亲自动笔修改，叫人连夜誊清，第二天便派专人送到北京去了。

马盛利、秦文忠和黄朝英三人的荣辱升沉，先后成为轰动一时的“全场新闻”，肖科长因此众目所瞩，很有了点好名。孔局长那天也特地把他和我一起叫去，大加鼓励了一番。纯是无意地，也谈到了关于小祥的那份材料。

“关键是主题没有选好，”孔局长摇着头说：“像陆小祥办的那些好事，指导思想上还存在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余毒，这样的典型人物在十七年黑线统治下照样可以树起来，那时候这种人我见得多了。当然，对他本人，还是要多鼓励、多表扬，但不能放松提高他的三大觉悟，要教育他适应新的社会主义潮流。”

肖科长点头附和：“对对，这个人政治上是很幼稚，工作上倒还积极，我们以后多加引导。”

小祥，是不是我的材料把你写坏了呢？假使我走在街上，连续听到三个人都说前边有老虎，我还能不能保持泰然而不惊骇奔走呢？也许我没有这种浩然之气。这时我真的搞不清到底该何以为是非了，一会儿觉得你太倒霉，明明干得不错，却总叫头头们看不上，一会儿又觉得他们可能说的也对，你在政治上就是有点不那么……明白。

而你呢，其实你恰恰把政治方面——确切地说是精神方面——的荣辱看得比生命还重。黄朝英的事迹是你第一个发现的，你为此沉浸在难以自禁的得意中，并且为能亲身参与这样一件于八亿人民都有益的工作而自豪，你浑身洋溢着的那种光荣感像是要对所有和你一样在清河土生土长的青年伙伴们宣告：你干了一项他们只配在边上望望的大事业！

黄朝英的材料送走后，北京的反应来得很快，先是市公安局政治部一位负责人带着市委领导及市局刘局长的慰问和祝贺，来到清河，受权对孔副局长领导下的工作队给予高度评价；对孔副局长提出的“以批劝促抗震，力争一年建成新清河”的战斗口号给予充分肯定。这些不同寻常的评价和肯定给这里带来的兴奋和鼓舞尚未冷却，北京市委宣传组的派员和《北京日报》的记者接踵而至，专程探望黄朝英并准备搜集“第一手”资料，以便对材料做进一步修改润色。喜讯频来之际，肖科长又接到通知，调回总场受任顶替工作队一位因病回京的处级干部，主持整个秘书组的工作，第二天便踌躇满志地走马上任了。走前还特为嘱咐我，在新组长未到之前，要尽力维持住八分场的“大好形势”。

八分场的人都在谈论黄朝英，一个整天挨打受骂只配叫人可怜的女人，一夜之间竟成了此地前所未有的新闻人物。黄朝英这个最不起眼的名字，如今居然要和雷锋、门合、张铁生等等辉煌的名字相提并论了。八分场头头们的主要精力更是专注在这位“英雄母亲”的身上，一会儿要组织人去总场开座谈会；一会儿要陪她去参加接见；一会儿又要应付记者的采访。八分场从没来过记者，因而记者的到来成了一件既新鲜又严肃的大事，需要认真准备。譬如黄家的防震棚太破了，记者要是拍了照，登在报纸上，准保全国都要指责：你们就让“英雄母亲”住这样的贫民窟吗？说八分场不重视英雄人物事小，让外国人看了，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事大，所以不能不组织人抢修一下。干脆，来个全分场卫生大突击吧。

原来最叫人担心现在又最叫人放心的，是许大马棒。虽然他照旧喝酒，而且照旧常常喝醉，可再也不打骂他老婆了，相反，他逢人便吹他们夫妻怎样和美，他老婆怎样疼他。作为英雄的丈夫，他说话走路，越来越趾高气昂。群众可都心明眼亮，都说这人也太没劲了，跟自己老婆都这么势利。

真正让人放心不下的，倒是英雄本人，她已经被人们摆弄得有点手足无措。其实她原不过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妇女，还不具备放眼全球的政治水平；也不懂得还有这些大事需要她克制丧子之痛加以应付，所以一直精神恍惚，有时候发愣能愣上一整天，为此早就被暂停了出纳员的职务。记者采访时，她几乎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全得由人代答。大概记者问得猛了点，后来她竟一哭不可收拾，搞得很是不好。因此孔局长一再指示，无论如何要做好她的思想工作，一定要让她把英雄当好。

于是指定由我和八分场一位姓林的中年女干部专门陪着她做思想工作。本来一切都可以维持下去，黄朝英毕竟是个胆小、老实的芸芸之辈，不至于闹出什么大差错，可万没想到那位缺乏“政治头脑”的陆小祥，突然生出了个天大的是非来！

那天早上很闷热，阴沉沉的天色仿佛孕育着一场大雨。我吃过早饭，正要到黄朝英家去，小祥来了，头一句就问：

“黄朝英的事你听到什么了吗？”

莫名其妙，我问：“听到什么？”

“救人家孩子那件事，好像有点不牢靠。”

“啊？”我吃惊地瞪起眼睛，盯在那张严肃不苟的脸上，“你怎么知道？你胡说八道什么！”

“好多人都知道这回事，说这个英雄是黄朝英白捡的。”

“这是什么话？这事当初还是你第一个提起来的嘛。”我的口气有点气愤，可内心却突然慌乱起来。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那时候大家就是觉得黄朝英老是挨打挺可怜，谁也没想到能为这事成了英雄。现在把她说得太神了。人们私下里都在说，她和隔壁的李寡妇以前并不怎么和睦，老是为一点鸡毛蒜皮吵架。地震时那一排房子都塌了，她从茅房里出来，是慌慌张张把李家错认成自己的家，才跑去挖人的。”

我笑了，“嘿，你可别跟着那帮市侩瞎嚷嚷，他们看见人家好啦，心里不舒服，不舒服就生是非。”

小祥愣了一下，有些委屈地说：“我也没嚷嚷呀，我就是觉得人家说的有点门儿。我知道黄朝英那人，平常跟家庭妇女似的。”

“英雄人物在日常生活中并不一定显出多么英雄，这是正常的；家庭妇女又怎么样，就不能有急中见义的巾帼英雄？”

“那也不是，我是说她那人……唉，怎么说呢？”

小祥苦于措辞了。我用一半体贴一半警告的语气说：“这么大的事，可别人云亦云。咱们回头把情况再详细摸摸，看看群众中到底都有些什么反映，提上去供领导参考，可别听风就是雨。”

“我知道。”小祥嫌我啰唆了。

又说了几句别的，我匆匆离开棚子，到黄朝英家来了。

黄家刚刚搬进了专门为她新建的防震棚。棚子搭得极其漂亮，也坚固。齐膝高的红砖墙支撑着粗细适度的木柱；檐下露着暂新的油毡布，油毡布上铺了厚厚的带绿叶的枝条；大门不知是从哪里现卸下来的，上面还镶着明亮的玻璃窗，看去煞是阔气。

许世杰上班去了。姓林的女干部正陪着黄朝英待在屋里。我去了以后，先是扯早上的天气，后又欣赏新居里的摆设。老林很卖力气地配合着我的闲扯，黄朝英却除了唔唔地应声几句外，没有更多的话。我留意地在她脸上端详了一下：确实，有点痴相。

“阿姨说，大宝从来不打架，不骂人。”她突然自言自语冒出这么一句来。

我听懂了，这是说幼儿园的阿姨呢。连忙顾左右而言他地问道：“老黄，你爱人中午不回来吧？”

黄朝英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像是没有反应过来似的，老林机智地接过话来，替她答道：“那么远，回不来，咱们呀，今儿都到我家吃午饭去，我给你们蒸包子。”

语毕，又是一阵尴尬的沉默，我一时找不出新话题，不得已又问：“那么老许同志每天都回来吃晚饭？”

这回黄朝英点了点头，说：“道儿远，他每天到家晚，我下班也晚，阿姨说，我们老是不按时接孩子……”

又让她扯回去了，我和老林相顾无言。黄朝英突然一捂脸，哭出声来：“唔——”她哑着嗓子，抽抽噎噎地边哭边说：“大宝，那天大宝还冲站岗的解放军敬礼呢，解放军没看见，他还一个劲儿冲人家敬礼，他最爱当解放军，唔——”不知她是想起什么时候的事了，唠唠叨叨地说着，悲伤至极。

看来再没法拿闲扯替她排遣了，我慢慢坐过去，揽住她的肩膀，正面劝解：“大宝是好孩子，可总没法哭活他呀。你已经救活了一个孩子，尽了做母亲的心了，咱们全场、全北京、全中国的母亲，都会说你做得对，这是多么大的光荣啊！”

“不不！我不要！”她烦躁地，带着近乎病样的歇斯底里，拼命摇头。我还没闹清她想说什么，手已被她紧紧抓住，“你说，我怎么那么傻，我太傻了，她家门口有棵树，我们家没有……我准是没睡醒，我过去就得过梦游……大宝给压在门口了，裤子都尿湿了，他准是往外跑来着，准是找我来着，我应该先从门口挖，可我先挖床那边了，我太傻了……”

她是有点傻了，让人联想到死了阿毛而变得疯疯癫癫的祥林嫂。

唉，那可真是绞尽脑汁、精疲力竭的一天。毫无效果的开导；艰难地没话找话；讲遍了所有大道理和小道理，还要替她收拾屋子，做她和许世杰的晚饭，直到许世杰终于回来了，我们才深深喘了口气，告辞了出来。

老林如释重负地回家去了。天快黑了，食堂早已关门，我没处吃饭，也没胃口，只有一脑袋沉甸甸的乱麻。想想这一天的努力，茫然不知该如何复命，我忽地想起了小祥早上的话，心里不由咯噔跳了一下：

——黄朝英真是个英雄吗？

迎面深深的暮色中，走近一个人，提一篮青虚虚的小梨，不期然地同我打起招呼来：

“哟，溜着呢？”

哦，是李寡妇，李玉华。

“老李同志。”我不知为什么叫住了她。

“你女儿没事了吧？”我问。

“没事儿，没事了，不知怎么那么寸劲儿，就卡在一个缝子里了，愣是连肉皮儿都没破。尝尝梨吧，还不很熟。”她把篮子递过来。

“那么那天，那天的情况你还记得？你女儿不是黄朝英同志帮忙挖出来的吗，你们一块挖了多长时间？”

她愣了片刻，难于启齿似的：“又有人说什么了？”她反而问我。

“噢，我随便问问。”

“唉，”她放下篮子，“那些话别人说行，我不好说，人家黄朝英就是帮我搬了一块砖，我也得谢谢她，还能说别的？你说是不是。”

“只搬了一块砖？”

“搬是搬了几块，后来发现不是她家，就赶快跑回去了。她的大宝也压在屋里了，两口子四十多岁，养个儿子不容易。咳，这事本来别人不知道，是我看她老公老打她才说的，当时也就是想让她老公别再打她了，我说朝英是为了救我们小兰子才耽误了一会儿，她老公横是不敢打我吧。说实话，朝英就是没认错门大宝也没救啦，大宝是给砸死的。唉，要我说，就别再让她当英雄折腾她了，不然她老是觉着对不住大宝，您甭不信，就冲她这份想不开的劲儿，早晚得憋闷出毛病来。她出了毛病，我就更不好做人啦，现在都说大宝的死是耽误在救我们小兰子上头了，回头再连大人也饶上，背这么大的人情债，您说我冤不冤哪！”

我呆呆地一言不发，好比一件心爱的东西突然被人指破连自己也未发觉的假处一样，心凉嘴苦。颓然走回棚子来，想到明天还得打足精神继续去给黄朝英当“伴娘”，心里烦躁极了。

小祥听完我的叙述，并未马上表示什么，看了我一会儿，才说：“该让领导早点知道，别再端出去糊弄别人了。”

“你看呢？”他又问。

我重重地坐在铺上，无可奈何地说：“明天我到总场去，跟他们说。”

决心虽下，无奈夜里仍然辗转反侧。即成的局面是很显然的，黄朝英已经名扬在外，是及时撒火还是生米煮成熟饭，都是难办。我想了大半夜，也琢磨不妥，见到那些在黄朝英一事上春风得意的头头们，该如何措辞。

清晨勉强起床，和小祥同行。心事重重地上了公路，搭乘刚刚恢复运营的环场班车去了总场。我找孔局长汇报，小祥回家看姥姥。

很巧，在为孔局长新搭起来的那座宽大崭新的军用帐篷里，肖科长也在。他们面无表情却又非常耐心地听完了我的汇报，并未表现出我想象中的惊讶或遗憾，然而帐篷里的空气却分明是僵硬和沉重的。

“光凭这些，恐怕不能这么简单地否定吧。”肖科长小心翼翼地先开了口，说道：“李玉华作为当事人，原来也是承认黄朝英帮了她的忙的，如今为了减轻自己的精神负担，又说这些话，如何能凭以为据呢。何况这件事已经搞到了这种程度，再推翻，对市委、局党委，对广大群众，怎么交代？”

他说话时脸冲着我，话里的倾向却是说给孔局长听的。看来肖科长的偶然在场竟是件非常不巧的事，他在黄朝英问题上出足了风头，应该说是个既得利益者。

可我仍然想说服他们，“黄朝英现在神经受了刺激，见了人就眼泪汪汪没完没了说她的大宝，这样子怎么上台盘？”

“所以才要派你陪她做思想工作嘛！”肖科长说一句，看一眼孔局长。

而孔局长，则完全是另一条思路，冷冷地问：“你对这件事的看法，还和什么人谈过吗？你是怎么怀疑上的？是不是有人向你说了什么？”

我未及思考，答道：“这个怀疑最初是陆小祥同志提出来的，我也有同感。”

啊——原来是陆小祥。我看出他们脸上浮起的这种不屑一置的轻蔑的神情，知道让他们改变主意是没门儿了。

孔局长抬高声音，以不容置否的强硬语气，朗声说道：

“黄朝英的事迹是经过认真调查的；材料如何使用最后也是市委和局党委定的调子，我们要坚定不移地予以贯彻，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动摇。你个人的看法，向组织上反映是可以的，但是到此为止，不要再扩散了。告诉那个陆小祥，在这么重大的问题上，他还没资格乱插嘴，就说是我说的，叫他小心别犯错误！”

我忽地出了身冷汗，没想到孔局长的态度会如此尖锐、严厉。我暗暗后悔不该把小祥扯了出来，也知道后面这句话实际上也是警告我呢。

我心绪败坏，本来想去小祥家的，也没去。下午离开总场前，肖科长又把我叫到路边，自从他担任了秘书组的领导工作以后，说话比以前气粗多了。

“我跟孔局长研究了一下，根据八分场的情况，工作组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所以不准备再派新组长去。你和小祥抓紧把未尽的事情处理完，也回来，另安排任务。”停了一下，又说：“小祥嘛，准备让他回分局上班去。”

我没做任何表示，甚至弄不清这番通知意味着什么，是怕我们再惹娄子，还是怕……“儿女情长”？

“撤回来好。”肖科长似是斟酌了一下，然后带着无限的诚恳，说：“工作队领导对你一直是很重视的，一个女同志，又这么年轻，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战斗不容易，我们准备回去以后向你们处的领导做详细反映。这次表现好的同志，还要上报局党委和政治部。不过，希望你能在各个方面都要求自己更严些，有些事……呃，总之，不要因小失大吧。”

什么事，他没说，没说我也明白。

我没招呼小祥，一个人乘中午的班车回八分场去了。我只想一个人安静些。

小祥是乘傍晚的班车回来的。他一走进我的棚子，便用略带埋怨的口气说道：“怎么也不叫着我，我还等着你呢。”

棚子里光线很暗，我没说话。

他从书包里拿出一个透明塑料袋，里边装着六七个鸡蛋，放在我的床上，有些局促地说：“我姥姥说，过两天请你到家里吃顿饭。”

我没回答，只把鸡蛋推还给他，“拿走，这是你姥姥心疼你的。”

“她说啦，给你的。”

“给你的。”

“她知道你们城里人离了荤腥活不了。”

“工作队几十口子，都是城里人，干吗单给我？”

“那我可不知道。”他笑一下，并不恋战，把鸡蛋放进我的床里头，随即扯开话题：

“孔局长怎么说？”

“叫咱们准备撤。”

“撤哪儿？”

“回总场去。八分场的工作已经走上正轨了，咱们留着也是多余。”

小祥似乎并不太关心去留问题，接下去问：“黄朝英的事呢？”

“说了。他们说不能那么简单地否定。”见他不以为然地报以沉默，我又说：“何况把材料宣传出去，就算有不合黄朝英的地方，对全国人民仍然能起到教育作用嘛，又何必太认真呢。”我现在反倒希望能说服小祥了，不料他却皱起眉头。

“这也是孔局长说的？”

“不，是我说的。”

“你那么愿意挨骗？”

我噎住了。

“我可不愿意骗人！”他又说。

我几乎是恳求的口气了，“小祥，领导上会慎重从事的，咱们就别管了，反正已经知无不言，对得起自己了。”

“也对得起别人？”他的倔劲上来了。

“搞假的，还有什么意思呀！”他觉得泄气。

这耿耿于怀的样子，甚至已经使人觉得不仅仅是由于政治上的稚嫩了，简直可以说是社会经验的缺乏，他居然简单得把说真话当成了人的一种不可违背的义务，这说明他在怎样天真地追求着生活的完美，也说明了他真是傻得可以！我不能再顾他的情绪了，断然结束了这个话题，用命令的口吻说道：“准备一下，咱们后天撤。”

我看得出，他闷闷地把想说的话咽下去了，好半天才开口提醒道：

“后天是星期天。”

“那就照常休息，星期一回去报到。”

他点点头，走到门口，迟迟疑疑地站住，回头看看我，说：“天真热。”

“唔。”我应了一声。

“星期天，我们去游泳好吗？有个地方，水很清。”

没想到他会突然生出这么个鬼鬼祟祟的建议来，我愣住了。

“也很静，没人”。

小祥说的，就是那条神奇的孩儿河！我和它相处的时间那么短，而十年中想起它的时候却那么多，在单位里生了气，和继平吵了嘴、甚至无缘无故地……比如在拥挤的菜摊上排队买菜的时候，都会想起它来。

不，它和现在脚下这条结了冻的弯曲的小河完全不同，这结冰的河水在夏天是一线凝止的浓绿，滋养着半池厚厚的青萍。而孩儿河却流动，碧蓝，临观更觉透澈见底；河底陈蛋卵，黑色的细鱼从上面无声游过；岸边有树林，林中有蝉鸣，飞鸟在树冠的律动中呢喃起落。这正是我想象中既荒蒙又充满生机的伊甸乐园，连美如西子的西湖也要黯然失色了。

西湖多嘈杂，而这儿，真的没人，大喊大叫也没人知道。

小祥带了一领干净的草席，我们游累了就坐在上面休息。小祥赤身子比穿衣服显得健壮，光滑的皮肤紧紧绷着发育匀称的肢体，在阳光下泛着一片耀眼的金色。他游泳的动作纯粹是“清河”式的，勇猛而笨拙，而划水时肩臂上滚动着的肌群，却显得活泼，带着一股勃勃的男子汉味儿，使人感受到阳刚的力量和青春的美。

他哈哈笑着从水里爬上来，灵巧地抖落身上的水珠，伸开两臂仰天大叫：“啊，生活，我多么爱你！”真痛快！可随后在席子上坐下来，却又老气横秋地叹口气，“唉，黄朝英要是个真英雄就好了。”

他从衣服兜里拿出一盒“飞马”，还没找到火柴就被我抢过来，一甩手扔到水里去了。你还抽烟？你还仅仅是个把一切都理想化的少年呢。你带着一种学生腔的诗味儿去追求完美，可碰到的却是个到处都是缺陷的现实。我想，大概会有一种强烈的遗憾，一种若有所失的灰暗情绪，时时与你的那些幻想同在吧。

于是你必定有许多叹息：“要是早生几十年就好了，”你说。“那为什么？”我问。“那我一定是个英雄，我不怕死，也能受苦，要活就轰轰烈烈地活着，只要带劲儿，死也没什么。”

这当然也是学生腔了，然而那个受到压抑的献身精神却真实得极其可爱。我也是一个“英雄狂想症”患者，我也曾为没能早生三十年而惋惜而痛苦过。

我们都沉默了，头顶上的天很蓝很蓝，蓝天下孤单单地浮着一朵蓬松的白云。面对着清溪流水和隔水相望的幽幽树丛，我们一定不约而同地感受到了自然宇宙的无穷和人生青春的有限。那种对于自然美景和自身存在的深切的意识和珍视，伴随着人生苦短的惆怅，一齐埋进无可奈何的叹息之中了。

我一点也没记错，就在这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你亲了我！

你那带着些湿意的嘴唇突然在我脸上触了一下，生硬而又胆怯。那一刹那，我们两个都惊住了，也许你比我更害怕。

这是什么行为？我们让自己给吓坏了。按理我本该大声申斥你，可我却连一点责备的脸色都没有，只觉得心慌意乱。也许这迟钝的反应本身就是一种鼓励，你居然又来了，整个湿淋淋的身体都挨了过来。我第一次这么近切地嗅到男人的强健和野性，紧张得不能呼吸，可却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搂住你的身子……不，除了亲吻，咱们并没干任何过分的事，而且实在也不懂得干什么事，那时候咱们都太年轻，生在那样的禁欲主义时代，对这方面的常识几乎一无所知。

可这已经是难以容忍的放纵了，尽管这个大胆无忌的片刻给我留下了伴随终生的甜美记忆，但也使我很长时间背负着一种隐隐的罪恶感。一个团委书记应当成为青年的楷模，而我是不是很不干净？

你的身体挪开了，我们都深深地吐了一口气，仿佛要放松那令人晕眩的快感。直到这从未体验过的快感渐渐淡去，我们才如释重负。你仰面躺下来，被树叶筛碎的阳光眼花缭乱地晃在宽宽的胸脯子上，很好看。你大声唱起了那首不知名的歌：

“啊，美丽的姑娘啊，我是个贫穷的流浪汉。

你愿不愿和我结伴，去那遥远的天边？

那儿只有你和我，我们的诚实和热血，

还有头上一方湛湛的蓝天！”

歌子的曲调很抒情，可你唱得却粗野、专横，甚至带着几分天真的、少年式的无赖，仿佛那歌中的美人非得跟你一起走不可似的。

然而毕竟，“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它的旋律是诱惑性的，把一个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指给人看，引人浮想联翩，不知不觉地陶醉在其中了。

歌罢，你一挺身坐起来，看着我愣愣地说了一句：“我想入党！”

我问道：“唱着这种歌入党？”

你笑了，还是那句话：“嗐，我瞎唱。”

你渴望加入共产党，尽管你有时还爱“瞎唱”，然而凭你的品质和实干，我想你准能入党。我后来还“指导”你写了“入党申请书”，从《党的知识》和《新党章学习材料》中抄来许多对党的赞美之词，我希望你能把对党的认识从朴素的阶级感情上升到理性阶段。不料你写完这篇长长的申请书时反而茫然。你说党太神圣了，高不可攀，我不懂你的意思，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表现离入党还太远呢？可你又说，现在好多党员的表现还不如普通群众呢，如此看来，党似乎又不太神圣了。你一会儿觉得党提出的口号是伟大的，“三年建成新唐山，一年建成新清河！”听了深受鼓舞，一会儿又觉得那简直是痴人说梦。在大问题上，你老是这样矛盾着。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据说你不但积极参加了全场声讨反革命“暴乱”的大会，并且还由于相貌和口齿方面的原因，代表分局登台念了长达三十分钟的“声讨檄文”，可在八分场我又看见你在监区院子里和一个在天安门事件中被抓进来的犯人长谈，我原来还以为你是了解犯人的思想动态呢，没想到你居然在向他打听天安门事件的情况。这实在太不谨慎了，可后来听到你忧郁地对我说，如果当时你在北京的话，恐怕也要上天安门去写诗的时候，我又感触万端而不愿再责备你了。

“总理谁不爱，写几句诗又有什么？当初他们谁都没想到后来会给抓起来，都以为没事。”你情绪低沉，语气中带着明显的不平。

“你当时去了吗？”你问我。

“去了。”我说。

“怎么没把你抓起来？”

我无以为答。我没法告诉你我是去抓人的而不是被抓的，当时局里的外勤干部几乎倾巢而动，连我们这些年轻些的后勤、政工人员也拉上去了。不过我没打过人，也没亲手抓过人。也许因为是女的。

你心事重重叹口气，“要是我爸晚死些年，跑不了也是走资派。”

你父亲是在文革的前一年病逝的，场里三十岁以上的人无不把他当偶像一样崇拜，他的生前身后，已成为人们的一个永恒的话题。对如此一位德高望重的父亲，当儿子的居然说出这种叫死者不安的话来。

可我知道没有孤儿不想念父亲的。他活着的时候很忙，很少顾你，但你那天特别向我说起孩儿河附近有一座古庙的遗迹，在你七岁那年，有一次父亲忽然心血来潮地领着全家出去野餐，在那儿慷慨地消磨了整整一个上午。那次野餐的快乐给你的印象一定深极了，这是在你脑子里保存的关于父爱的最富于细节的记忆，也是你向我说起童年时，唯一眼圈发红的一次。你后来常常在想他的时候，就一个人到那古庙去。

那天游完泳，是我提议，看看那座古庙去。

古庙残败得已不成其为庙了，然而基础铺展的阔大，却令人惊讶。谁也说不清这片古建筑起于何朝，毁于何代。除了一两座小殿还摇摇欲颓地歪斜着（地震时居然未倒），其余砖木已不复存在。几处隆出地表的残基，几株老本生鳞的树木，还能使人想象出当年殿阁参差，掩映于高槐大柳之间的盛境。特别是中央一片平地，原先必是一座雄伟至极的敞厦，里面必是供奉了一座巨型的鎏金大佛……中国的庙堂不像伊斯兰建筑和哥特式教堂那么高耸入云，以图把人的精神通过空旷幽闭的塔尖引向神秘的上苍，而是平面铺展、纵深复杂而又实用的殿阁群体，引你生出可游可居的人间联想，哪怕是在这样的残址上逶迤游历，也能使你隐隐体会出某种人生的安适和对环境的主宰。

没塌的小殿里，空空如也，只有壁画依稀，能辨出画的是个菩萨，面挂富于哲理的深奥的微笑，飘逸、超脱、安详，又潇洒。

我这是怎么了？我这个共产党员、无神论者、热血沸腾的狂热青年，怎么竟会对现实生活忽生厌恶了呢？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和坎坷正需要我们去解决去铺平，可我的斗争激情在这一刻为什么如此淡远了呢？是被这里诱人的荒凉气氛引发了幻觉，还是被眼前这个菩萨无为而无不为的微笑勾去了魂魄？不，我并不追求有如神仙般的出世离俗，但又仿佛忽然间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了悟——渴望天地间再没有纷繁人事的羁绊，只有我们两个人；只有千秋永在的自然山水；只有“日出而作，日人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永恒的平静，那该有多好啊！

我为自己的胡思乱想感到深深的恐慌……

幽美透澈的孩儿河、萧条神秘的古寺庙，是不是也给了小祥同样的寂寞？在回去的路上，你默默骑着车子，我坐在后架子上同你说话，你只是勉强应答着，心神不属，我奇怪地问：

“怎么啦？”

“没怎么。”你仍旧沉默，好一会儿才开口问道：“你们工作队，什么时候回去啊？”

“谁知道，快了吧。”

“你也走吗？”

“还能在这儿扎根落户？”

我们都故意用极其轻松的语调问答，也都知道对方心里想的是什么。

“那，你还会再来吗？”你平静地，却又是突如其来地问道。

“你还让我来吗？”我反问，想尽量把气氛调节得再轻松些。

“我怎么管得了你呢。”

我笑了一下，“你就不想去北京吗？”

“不想，”你迟疑了一下，“也有点想。”

我心里忽然轰一声亮了，仿佛在无边海上，猛然间发现了远处的陆地，我说：“嘿，要是我帮你调到北京去，你去不去？”

“北京？”你似乎有点意外，也许你不明白，进京之难，难在户口，而清河人拿的都是正式的北京城市户口，只要有个单位肯要你，这儿也愿意放，那就算调成了。刹那间我脑子里转出了一大堆能收你的单位，或者根本用不着劳驾父亲，我自己就能办成！

“我姥姥怎么办？”你倒先想这个。

“你姥姥要是知道你能到北京工作去，准添十年寿。”

“我走了，谁管她？”

“你先去，慢慢再把你姥姥接去，城市生活，对老人也方便。”

你大概还是觉得那是太遥远的事情，并不怎么动心。你喜欢幻想，可对个人前途又总是抱着“知足之足常足”的可怜的胆怯和惰性。你的封闭的眼光又把你拉回到自己那套狭窄的思路上去了。

“这穷地方，你反正不会再来的。”

我知道一时不必逼你相信我的计划，便说：“当然来。”

“还来干什么？”你画蛇添足地又问了一句。

“看你，不行吗？”

你笑了一声，做着根本不信的口气，“真的假的？”

“看吧，除非我死了。”

你沉默了，虽然看不见你脸上的表情，但从那瞬间发僵的背部，却能察觉到你的感动。好半天你才低低地说了一句：“干吗要说丧气话。”

我笑起来，“可是有一条，你得做到，今后不许再抽烟了！”

一连几天晚上我睡不着觉，一想起小河边上的情形，心就跳个不停，脸上老是一片火烫的感觉；有时候不知不觉自己又会悄悄笑起来，暗暗地叫一声：“啊，清河……”十年过去了，我并没有再回过清河，可十年中多少梦境和遐想，却引我冥冥神游——古庙、白屋、孩儿河……

十年来，在枯燥乏味的课堂，在刻板单调的办公室，在喧嚷嘈杂的菜市场和能把肠子都挤出来的公共汽车上，我过着平淡如水却并不轻松的生活，被考试、分配、提级、出国、房子、煤气瓶，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烦恼拖累得精疲力竭。一个人可以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去羡慕当年心灵上那种年轻的快乐和忧愁，但却无法找回它们，我不能不随着潮流而下，卷入到人类生存竞争的旋涡中去。我完全理解竞争对于社会前进的杠杆作用，也因为竞争能不断使我看到自身价值的变化而躁动，可我老是觉得这躁动里包含了某种自私的成分，所以常常情不自禁地，对自己和别人的“个人奋斗”持了一种厌恶、鄙夷的心理，恨它撕破了我少年时代的纯洁幻想。

或许世事本来就该这样，幻想固然美好，在现实面前，却常常是失望的源头。

研究所的第一、二“把手”去年年底就被年龄杠杠一刀切下来了。新调来的第一“把手”对所里情况不熟，递进上来的第二“把手”年龄偏大，“罗营长”又是外行，所以院党委决定，从所里再拔出一位副所长来，指定要年轻的，而且最好是女同志。

“你又动心了？”父亲那洞明一切的微笑使我感到羞耻，可又觉得完全可以分辩：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兵。我有十多年党龄，坚定拥护三中全会，贯彻四项基本原则，思想解放、勇于改革，学术上也有成绩，我的关于海明威的论文受到国内同行的普遍重视……

“别提你的海明威了，”父亲打断我：“海明威是‘迷惘的一代’，你也是。海明威对战争的失望引起他对整个世界的厌倦；你的浪漫理想的破灭使你热衷于追名逐利。可实际上，你破灭的东西仍然是你怀念的东西；你追逐的东西也正是你厌恶的东西，所以即使你有朝一日名利双收也绝不会幸福，你注定永远是迷惘的！”

是的父亲，您说得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和生存本能的驱使在我身上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可我有什么办法呢，人的价值、受社会重视和尊敬的程度，越来越明显地取决于地位的高低、财富的多寡。我怎么能比您呢，离职赋闲，除了养花植草，打打太极八卦之外，就是带上本《古文观止》到郊区干休所去养尊处优，“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何等的散淡、超脱、清静啊。可我们不行，社会的各个位置正在中青年中重新分配，你想搞个体户赚钱也好；你想当官掌权也好；或者说得高尚一点，你想得到在事业上有所施展的条件也好，那就得去争。不是吗？现在多少青年人重视的哪里是什么正确错误、是非曲直，而是胜败强弱，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高低分晓。

所以即便“常恨此身非我有”，也不能“何时忘却营营”了。

偏偏这个时候，我得了肺结核，肺结核是富贵病，好治，问题是谁还会提拔一个肺痨鬼当副所长？

继平比我更着急，“干脆，”他说：“就别让你们单位里知道，我给你找个地方治去，反正你们也不坐班，无非是自个儿花药费而已，现在的肺病有个二三百块钱包你拿下来，可你要是提不上去，每个月都得少好几十块呢，咱可别冒那份傻气，为了芝麻丢了西瓜。”

我厌恶继平的商人嘴脸，可这主意并不坏。

人逢此时，就免不了要感慨青春的早逝了，青春与强健的体魄同在。我多么羡慕二十岁的时候，清河的蚊虫酷暑，风餐露宿，吃生吃冷，把很多男同志都拖垮了，可我居然没病。

工作队里的病号越来越多，甚至连一向以军人体魄自居又特别善于保养的孔局长也拉了稀。到清河已经整整一个月了，我从八分场回来后，各摊儿工作都已开始着手扫尾，看来归期将近。大家都是在地震当天匆忙拉出来的，跟家里都不曾打个招呼，无不盼着早点回去。我呢，也想念爸爸妈妈，不知现在北京的人们是否还睡在街上；还有小祥的工作，最好也能早点回去替他活动。

在我们去孩儿河游泳的那天晚上，小祥姥姥的心脏病猝然发作，被送到总场医院输了一天一夜的葡萄糖，因为医院的病床太紧张，所以第三天便让小祥接回家去将养。肖科长代表工作队领导专门到家里探望了一次，同时以照顾为由，顺理成章地通知小祥即日起回分局上班。

我们就此分开了，虽然还都在总场这个大范围内，接触的机会却极少，他只是借着偶然的工作之便来工作队看过我一次。当着众人耳目，我们也只能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我呢，为了避口舌，也一直没再到他家去。

重新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我的本行——帮助场团委搞团支部重建工作，黄朝英的事则奉命全部交到另外几个同志手上。他们情况生，不接头，开始常来找我问根由，我记着孔局长的警告，自然出言谨慎。他们似乎也觉得这事有点古怪，茶前饭后免不了拿它当个话题。

“八分场也太不像话了，我们提出让黄朝英先在八分场做一次事迹报告，他们居然还不太积极，真是岂有此理。人家将来还要到全局、全市、甚至全国去作报告呢，八分场怎么能不组织一次！”

碰上这类大惊小怪，我只能说：“墙里开花墙外香，都这样儿，不做就算了。”

可他们觉得说不过去，硬是压着八分场组织了一场报告会。黄朝英上了台，倒是勉勉强强照稿子念下来了，可还没从台上走下来就哭开了。她这一哭，更搞得八分场上下左右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孔局长原先还准备搞一次全场性的报告会，知道这件事才算作罢，并且决定和局里联系，尽快把她送到北京去，好让人领她玩玩逛逛，调整一下心情，免得在全国的英模大会上出丑。

这天清晨天蒙蒙亮的时候，孔局长的帐篷旁边多了一辆满身风尘的吉普车，这时人们都还没有起床，谁也没看见来人的眉眼。开过早饭以后，从那帐篷里传出话来，叫包括肖科长在内的几个头头进去开会。什么会，没说，别人只知道开了整整一上午才散。午休的时候，突然把我给叫了进去。

帐篷里这时只有孔局长和那位神秘人物在座。从那人的年龄和气度上看，至少是个处级干部。他们让我坐下来后，孔局长突如其来地开了口：

“陆小祥给市委写了一封信，你知道不知道？”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儿，胸口狂跳起来，尽力镇定地说：“不知道。”

沉默了一下，孔局长的神态略有缓和，转而对那位北京来客说道：“他先去找了洪场长，跟洪场长胡说八道，老洪又不是分管这项工作的，当然无权答复他。没想到他居然敢上书言事，捅到市委去，这家伙的破坏性也太大了！”

孔局长面色青紫，一脸毫无掩饰的痛恨。我鼓起劲来问了一句：“什么事阿？”

“黄朝英啊，陆小祥把工作队告下了，说我们搞得是假材料！”

我知道这事不得了，连忙说：“那不应该，我回头找他谈谈……”

“你不用去找他。”孔局长打断我的话，又对那人说：“老李，市委既然责成局里重新调查，我们这两天就把调查材料搞出来报上去，情况就是上午大家说的那些。你回去转告刘局长，我搞材料多年了，什么都搞过，就是没搞过假材料黑材料，请他放心，你的那个意见很对，陆小祥的日常表现，我们是要查一查的。”

那个姓李的当晚就坐吉普车回北京去了。我犹豫了很久，决定这时候不能急着去找小祥，要是让人看见，反而会把问题搞复杂。往宽处想想，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向上级反映情况是干部起码的民主权利；查日常表现？那就更没说的啦。我想，没事。

我的心情由此而安定下来，第二天孔局长没再找我，小祥也没到工作队来，我想如果来了，倒是可以向他问问情况，我一点也没想到第三天会出事。

第三天早上，八分场的女干部老林照例去敲黄朝英家的门，发现门是反锁的，屋里明明有响动，却不见有人答应。从窗帘的缝里，她看见黄朝英正在床上打滚儿，知道坏了事，连忙喊人砸开了门。一个有经验的先捏开黄朝英的嘴一闻，满是敌敌畏的味儿，便赶快张罗车子送到医院急救，灌了半天肠子，好歹算留住了一丝游气。

这个轰动新闻几乎当天就传遍了全清河，传到工作队时，人人目瞪口呆，只有我了解黄朝英丧子之后的那种日甚一日的负罪心情，觉得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然而由黄朝英的自杀而引出的另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却真正把我震惊了——下午，小祥被宣布了隔离审查，当晚就被押到一分场直属队关起来了，消息传来，我几乎不能控制住自己的喊叫！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孔局长，黄朝英的轻生本该使你清醒了，可你不，你气急败坏，反认为是小祥捣乱导致的后果，于是你这样严厉地报复他。就因为总场腾不出空棚子，你居然让人把他押在一分场监区那间快塌的反省号去，那时候地底下的小余震频繁不断，那惶惶不可终日的小屋子连犯人都不敢再住，你却把他关进去受惊吓。他还是个对前途充满幻想的青年，可你却这样无情地斩断了他希望的路！

小祥，你写那封该死的信为什么不和我商量？是怕我拦阻，还是不愿牵连无辜？你太认真太自信，也太满不在乎，赢了一个马盛利你就犯晕了。你不肯蜷缩自己的良知是对的，可自以为什么都能干成就大错特错了。你难道不懂得在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领导就是你头上的云，云一黑你的背就得湿。往上走，入党、重用；往下走，排挤、处分，凭他好恶。你不是想调到北京去吗？他可以下放，放了也能把一点不清白塞进你的档案里，一辈子跟着你。你何苦去冒犯这些你必须依附的上司？

我知道自己人微言轻，可我不能不冒大不韪去为他讲几句说情的话，我预备好一肚子道理，战战兢兢走进孔局长的帐篷，当着几个正在汇报工作的人提出了疑问，但又马上发现自己的一相情愿是多么孤单无力，孔局长一脸铁板，几乎不容我说完。

“这事他当然是有责任的，何况关他也并不光是为这事。”

肖科长也在，凑过来说：“我们这不正在兜情况吗，看来这个人是有些问题的，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在八分场有一天让他回家去看看，结果他到半夜才回来那件事？现在查清了，他根本没回家，是去了唐山！”

这我可以解释：“他跟我说了，补了假。”

“他去干什么，也跟你说了吗？”

我心虚起来：“没有。”

“他跑到几个犯人家里去了，抗震救灾那么紧张，他不辞辛苦那么老远去找犯人家属干什么？”

“噢！”我恍然大悟，身上轻松下来：“替犯人看看他们亲人的情况，对改造他们也有好处呀！”

孔局长敲起了桌子，“死难干部的亲属还看不过来呢，专看犯人的？既然是好事，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做贼呀！要搞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嘛。娘的，我看八分场犯人差点闹起事来，弄不好就和这件事有关，能不审查审查他？”停一下，又说：“他既跟你说过去唐山的事，你不汇报也是错误的，至少是缺乏革命警惕性。”

眼看着孔局长就要迁怒于我了，肖科长有意扯回到主题上来，话也说得略有余地，“当然啦，他去唐山与前一段犯人中流传谣言的现象是不是有因果关系，还仅仅是个疑问罢了，既有疑问，审查一下，能排除也是好的。何况地震以后，陆小祥不是没有错误，有这么个机会闭门思过，总归没坏处。”

小祥去唐山看犯人亲属，一定是受了八分场队长张玉海之托，但前车之鉴还在，我当然不敢贸然再把张玉海扯出来同他们分辩。正在语塞，孔局长又抖出一件事来：

“去镇压八分场暴动的时候，你们还记得不？他吓得连衣服都忘了穿，丢盔卸甲。”

立即有人应声：“对，我也看见了。”

这又是一个冤案，我忍不住冲口而出：“你们问问肖科长，究竟谁没穿衣服！”

肖科长一愣，尴尬地“啊啊”两声：“这个这个，好像是有这么回事，他是给了我一件上衣，可我是因为把衣服都洗了呀，晾的地方又远，我是怕贻误战机才赤膊上阵的。”

斗争的大方向有点偏离的苗头，肖科长连忙自己把话头宕开，说道：“光膀子当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可据八分场的同志反映，秦文忠刚刚被捕，他就跑去给他家里搭棚子，献殷勤，是不是有点资产阶级人性论呢？以他当时在工作队帮忙的身份，这么做总有些不妥吧。”

孔局长当即厉声定性：“当然不妥，严重不妥！这实际上是对工作队正确决定的示威，是有意破坏抗震救灾！”

肖科长受到肯定，有些得意，又说：“去八分场镇压暴动那天，大家都赤手空拳，自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只有他，擅自乱拿救灾物资，后来不知他把那两把铁勺还回去没有。”

“查一查！”

我看出来了，在孔局长这种过分冲动的情绪下，又有这么个只顾逢迎的臭谋士，显然是多说无益了。

下午，在场团委办公室开会，听部分单位团干部汇报工作。我心不在焉，老是想着小祥，不知他此时该是何种心境。他的爱面子，他的自尊心，他的精神上的优越感，还有那简单的经历和溺爱他的家庭，都决定了他不能经受这种逆境。我心里发慌。又想到曾在八分场见过的一间反省号，连窗户都没有，里边闷热异常，不知一分场的那间是否同样。因为小祥是公安分局的团总支副书记，会上自然谈到了他，分局的团总支书记绘声绘色地向大家讲了他从办公室被带走的情形。

“开始他不肯走，非问人家为什么，人家哪儿跟他磨这个嘴皮子呀，说你再不老实就铐上你。你们想想，铐上，那不就跟逮捕流氓似的了，他这才跟着走了。”

一个姑娘问：“他不是一直表现挺好的吗，真看不出来能犯这么大错误……”

“就是，表面上挺好的，还是他们治安科党支部重点培养的‘纳新’对象呢。”

“他们说把他的领章扯下来的时候他都快哭了，是吗？”

“啊，不过没哭出来。”

“然后就跟人家走啦？”

“……啊，走的时候还问人家他姥姥怎么办。他姥姥病了。”

团干部们发傻似的沉默了一阵，又啧啧地感叹了一阵，直到团委书记敲敲桌子，大家才把注意力拉回到正题上去了。七嘴八舌又扯了些什么，在我脑子里只是含糊一片。

哦，是的，你此时一定在想你的姥姥，正在病中的姥姥，你走了谁去照顾？

终于散了会，我跑到洪场长的办公棚来了。

据洪场长说，本来已经安排了几个邻居轮流照顾一下老太太，可不知是谁，把小祥的事跟她漏了嘴，老太太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刚刚送了医院。

“心脏病就怕连续发作，她本来刚来过一次，还没完全稳定，不知谁那么嘴快。老太太十几年辛苦，大家都知道，就是为陆家这条独根。”洪场长一脸忧郁，叹了口气，声音略略放低，又说：“小祥父亲过去是我的老上级、老战友，他母亲死的时候还托孤给我。这孩子我是看着他长大的，毛病就是太认真了，人生活在社会上，眼睛里容不得半点灰星儿怎么行。他父母从小管他管得太死，不给他接触一点黑暗面，所以他就容不得黑暗。在他眼里，社会是一片单纯的光明，真理也应该是战无不胜的。他太年轻了，不像我们老头子，凭着涵养功深，知道来日方长。他其实跟我说说也就得了，完全犯不上写那封信嘛，弄成这样，我都不知道怎么向他爹妈交代了。”

焦急和沉痛使他的呼吸有点急促，他停下来，深深地喘了口气。我怀着一线希望，恳求说：“洪场长，你当然是了解小祥的，他就是那么个人，他对工作队其实也一直是很有感情的，您能不能再找孔局长说说去？”

然而说什么？怎么说？连我自己都没主意。洪场长沉吟了一下，说：“这案子的处理，总是得依靠组织，我个人说话……看看吧，至少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知道，洪场长是十七年黑线时代在位当权的老公安，现在属于“控制使用”的一类人，不能不谨小慎微。

从他的办公棚出来，我闷闷地往驻地走。逼近白露的清河，仍未脱尽“秋老虎”的闷热，白天汗出在身上，还是发黏。只有傍晚此时，东南方的清风才乘虚而来，习习掠过秋黄的田野，带着些泥土的湿味，向日落方向从容飘去。日落后的天空，青蓝，空旷。

路过干部科，适逢肖科长从里边出来，于是同路。

同路，却无话，没想到“患难”了一个多月，彼此反而越来越觉得生疏。默默地并肩走了一段，肖科长先漫无边际地把话拉起来。

“这几天可把干部科给忙坏了，这次遇难和受伤的科级干部将近一个排，孔局长又要求九月中旬非把各单位的班子配齐不可，干部科得全力以赴看档案，准备材料，大后天就得向党委汇报了。”

“唔。”我冷淡地应了一声。

“唉，有些同志，出身、表现，都不错，能力也行，就是因为以前有过一点小小不然的差错，这回还是提不起来。就怕领导一问：那么多没毛病的为什么不提，单找这种有疵儿的？你怎么说？搞人事的谁爱找这个麻烦。”

我从鼻子里吭了一声，表示在听。

话锋顺水一转，肖科长忽然用一种半是责备半是体贴的口吻，说道：“你呀，弄不好将来也吃这个亏。像你这么年轻的党员，又是团委书记，还不是明摆的干部苗子吗，这次参加抗震救灾对你又是个难得的‘镀金’机会，你怎么着也得把它变成你历史上的一个光荣，可千万别……”他斟酌着词句，“别弄一身不清白。”

“什么？”我倏然变色，“我不明白！”

肖科长站住了，恨铁不成钢似的抬高了声音，“今天上午你在孔局长那儿说的那些话就很不明智。你呀，也包括小祥，你们都太年轻了，太没经验了。我这是跟你说，小祥嘛，其实人并不坏，落得这么个下场，就是太认真了，他往上告有什么用！你跟孔局长顶牛有什么用！”

我心里直发抖：“对了，你们倒是不年轻，论岁数你可以当他爸爸了，可为什么明知道他并不坏，还要落井下石，凑在一块火上浇油？”

“你没看出来吗？孔局长这回是真急了，他没追究咱们就算不错。”

“咱们？”

“咱们一块给他写过先进材料，我定的，你写的。而且你前些天和他又那么热乎，这时候就更应该少说为佳。”

“我们在一起工作，难道整天板着脸才对？”

“人家要想给你造点什么出来，谁管你对不对呀，造谣有的是听众，分辩却没你的机会。”

见我闷了声，肖科长又说：“我是觉得你在这件事情上陷进去不值得，要不然我也不费这个唾沫，咱们又不是一个单位的，说不定那天就‘再见’呢。”

也许是的，肖科长并无恶意，他的话，十年后不是应验了吗！

十年后的今天，人事方面的无密可保几乎成为一大社会弊病了，连我都搞不清消息是怎么辗转传出来的——院人事部派人到所里了解我的情况来了，据说还是奉了当年拿他老战友儿子顶替我出国的那位书记大人的旨意呢。

知情面很广，先是有人前来拍马套近乎，“我早说了，第三副所长的交椅，非你莫属。不信你问问他们我说过没有。”后来连要好的朋友也要在碰面时开玩笑地提醒一句“可得请客啊”。我不禁有些飘飘然了，估量着自己工作上的表现，学术上的成绩，还有年龄、资历、性别……以及诸如此类，也觉得，该了。

关键是肺结核，不能让人知道，两大瓶“利福平”，几十针“链霉素”，疗效显著，阴影大大缩小，我想，八成这就算差不多了。

继平给我找的是友谊医院，按自费病人治，每周去两次。他现在正在友谊医院学习西医的儿科，跟内科大夫也混得很熟，连病历都破例让我自己拿着。

前天刮大风，我照例去医院看病，准备把春节期间的药都取回来。内科候诊的走道里，病人挤得转不开腰，药房的窗口也拉起了长长的大队，可进了诊室一看，只有一两个大夫坐班看病，人呢？难道都办年货去了？

一直给我看病的大夫也不在，我怕别的大夫不了解情况，只好转到儿科去找继平。儿科也一样，病人多大夫少。继平也不在，一问，才知道是跟着医院组织的街头医疗宣传队打着红旗上长安街了。

莫名其妙，谁顶着风上大街听你们宣传去？

在儿科的走廊里，意外地碰上了继平的表姐，带着孩子来看病，于是便说了会儿话。

继平的表姐在地质单位搞了多年野外工作，嗓门儿大，爱攀谈，先是大大咧咧地同我寒暄了一阵，然后突然问道：“怎么着，我可听说你们学院原来要提拔你当副所长？”

我未置可否地笑笑，却有些疑心：怎么叫原来呢？我随口问：“你消息倒灵通。”

“我那天到你们院樊书记家去了，你们所长正跟他说这事呢。咳，要我说，当那个芝麻官有什么意思，别人眼热，自己又辛苦，受洋罪。”

“我们哪个所长？”

“姓罗吧，我记不清了。嘿，你提防点，可不怎么地道。”

“怎么不地道？”

“胡说八道呗，说你这人工作还行，就是作风上……咳，你甭听他的。”

我认真了：“他说什么？”

表姐到底是快人快语：“说你地震那年在劳改场和一个犯人有过不正常关系，说你们公安局好多人都知道这件事，你就是因为这个才要考大学离开公安局的。我心说了，这都是哪辈子的陈芝麻烂谷子呀，再说‘四人帮’时期的犯人，也未准都是坏人呀。那姓罗的一走，我就和樊书记说了，我说我了解你，作风没问题！”

我压抑着胸中的愤怒，竭力平静地问：“樊书记怎么说？”

“咳，老头儿么，死框框，说要是真有那个问题倒真该慎重了，特别是女同志，不提拔则已，一提拔，什么话都来了，群众对作风方面的事最感兴趣。要提就索性提那种一点辫子没有的，也是爱护本人嘛。我心说了，女同志怎么啦，女的就活该倒霉？怪不得刘晓庆说了，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我也想开了，女子无才便是德，不声不响待着算了，只要别干缺德事儿，完了。”

见我沉默不语，她及时转开话题：“哎，你回去见着继平，就说我骂他了。前两天他姐夫求他帮忙买两张去广州的车票，他居然开口要十块钱手续费，他姐夫还以为他开玩笑呢，谁知道他竟是真的。这小子怎么回事，也真张得开嘴，要不认识嘛让他宰一刀也认了，可自己一家人，都挺熟的，你说给还是不给呀，甭说他收钱的，我这拿钱的都脸热。我们长年跑野外，不是没钱当这个冤大头，去年我们还捐了一千块修长城呢，不信你看去，将来那砖上有我们孩子的名儿。”

护士叫她孩子的名儿了，她这才住了口，匆匆道别领着孩子进去了。我心绪暗淡地离开医院。

肖科长一点没说错，即便是造谣，你都没个分辩的机会，你能怎么着，还能到樊书记家解释一通去？那岂不滑稽，岂不“越描越黑”？

这种拿风当雨的勾当，姓罗的能在领导的家里干，在所里未必不会。他张着嘴巴说，别人伸着耳朵听，既不会有人跑来找你问究竟，你也就无从洗白辩诬，无论真伪，舆论反正是造成了。

尽管我们大家，也包括他，都经历过舆论可以杀人的时代，都看到过在愚昧中留下的淡淡血痕；尽管那血痕已被如水的岁月洗刷，但现实中仍然有某些硬邦邦的东西，要不时地触痛你的伤疤。

它常常提醒我想起和小祥最后的那段日子。

那时候，总场抽了几个干部，加上工作队的一位老同志，组成了陆小祥专案组，组的阵容相当不小，专案却搞得毫无声色。在给市委写信的问题上，小祥不但不肯认错，反而常常把审案子的问得没话说。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在这件事上对他含糊责骂几句是可以的，一认真追究罪名，反倒成了“莫须有”。问题是专案既成，又不能不查出几件足以“服天下”的行状来了结，所以根据孔局长的意见，只好采取“歪打正着”的办法，从其他方面找岔子了。于是从尿布时代查起，几乎连上小学时打了教室的一块玻璃这类恶作剧也不肯放过。如此种种，全是鸡毛蒜皮，但集中得多了，似乎确实有了一点“舆论”的味道。轻信和盲从作为当时的一个时代性格，使得许多过去对小祥比较熟悉的人，都禁不住懵懵懂懂地疑心自己以前是不是被他的迷人的外表蒙蔽住了。

而了解内情的人，依然清楚专案组进退失据的难堪。因为他们回来和大家闲扯的时候，再也谈不出什么新情况了。

“这小子，要在旧社会准是个‘瘾君子’，审他的时候居然跟我们要烟抽。”

多数只能谈谈这些“当日新闻”，而对我来说，却能从这些关于小祥的只言片语中，想象到他此时的苦闷。孔局长大概也明白专案组的难处，所以很宽限，并不催着结案，就在这时候，发生了那件震惊世界的事——九月十一日，北京传来噩耗：毛主席在两天前逝世了。

主席的万岁之日偏偏出在了震灾期间，国难加国丧，祸不单行。为了减轻北京治安方面的压力，市局决定九月十五日从北京监狱转送七百名犯人和一部分“劳教”人员到清河来，除了要求清河农场务必做好接收工作外，市局还下了死命令：在毛主席治丧期间，不准一个犯人逃回北京。非常时期，如有胆敢闹监、逃跑和进行反改造活动的犯人，要不惜用最严厉的手段加以制裁！孔局长在长途电话里向局党委立了军令状，工作队的归期一下子变得杳然了。大家每天分组下去摸情况，和各分场一起订措施、抓落实，忙得不可开交，小祥的专案在无形中被搁置一边，难得再听到他的消息了。

仅仅是那次，在一分场汇报犯人对主席逝世的一些反应时，他们谈到了小祥。

“他听到消息的时候倒是流了眼泪，这几天没怎么说话，后来跟看守的干部要黑箍戴，没给他，今天早上发现他把褥子上的黑布撕下一条戴在胳膊上了。值班干部批评他这是破坏公物，可一看反正也撕下来了，也就让他戴了。”

孔局长没说话，洪场长说了句：“情有可原。”沉吟一下，赔着几分小心地又对一分场的人说道：“你们今天是汇报犯人的情况，顺带讲讲他的表现也不是不可以，但最好不要真的把他当犯人对待，他不是犯人。过几天看看能不能给他找个棚子住，那间反省号长期住人不安全，人也受不了。”

一分场的场长点头称是：“对对，那房子没窗户，人在里面待一会儿就是一身汗，可我们那儿防震棚又紧张得不行，现在只好每天让他擦一次澡，就是没换洗的衣服，他家没人送。”

洪场长点点头说：“我们找人送吧。”

散了会，洪场长让我去找一下小祥的邻居，他们有小祥家的门钥匙，让我到他家拿出几件衣服来托顺路的人带到一分场去。

嘿！这岂不是个难得的机会，我干吗不自己去？

第二天恰巧是星期天，我从小祥家取出几件干净衣服，借了辆自行车，谁也没告诉，一个人往一分场来了。以后要是有人问起，我可以说，没找到顺路的人。

一分场监区的围墙不像八分场塌得那么厉害，除了少数地段还搭着脚手架外，大部分墙体都已修复。在监区门口，我碰上了一分场直属队干部刘成德。主席逝世后，管教干部都发了枪，刘成德瘦巴巴的身子上也别了一支老式的美国撸子。他听到我是给小祥送衣服来的，便极其热情地把我领到一间办公室，引见给值班干部。值班干部见我是工作队的，不敢怠慢，说一声稍候，便拿上钥匙奔反省号去了。

我稀里糊涂不知等了多久，说不清为什么心情紧张，刘成德在一边和我说了些什么，我答了些什么，都记不清了。屋门被人拉开时，我站了起来，慌慌张张打翻了一条凳子，听见值班干部高腔大嗓地说了句：“看见没有，给你送衣服来啦！”我知道小祥已经站在我面前了。

他穿着上白下蓝的警服，领子上还残留着缝领章的红线头，胳膊上系着从褥子上撕下来的黑布条，裤子上尽是土；上衣被汗水沤得发暗，衬着苍白的脸，脸很瘦，下巴显眼地尖出来了；不知谁给他剪了个小寸头，显得土里土气。他一看见我就愣住了，没想到送衣服的是我。对他来说，他一定觉得和我，和他姥姥，已经分开整整一个世纪了。

我尽量轻松地笑笑，故意随便地问：“听说你那屋子没窗户？”

他低声说：“啊。”

我又问：“热得要死吧？”

他又低声说：“死不了。”

我只管拣好消息说：“洪场长要他们过两天给你找个棚子住。”他呆呆地没反应，半天才莫名其妙地问道：“他们给我整的材料，你看到了吧？”

我一时没弄清他的意思，含混地唔了一声。

他眼睛望着地面，说：“你才知道我不是个好人吧？”

我明白了，摇摇头说：“我没看，也不看。”

他嘴角动动，想笑一下，却是哭相，眼睛抬起来，投给我含意复杂的一瞥。

我们都沉默了。我有千言万语要说，张开嘴却什么也说不出，好半天才呆呆地说了句：“坐吧，看看我给你拿的衣服行不行。”

他听话地坐下来，眼睛不看我，下意识地摆弄着那几件衣服。

值班干部对小祥的看管很松，似乎体现了一种与犯人区别对待的政策性，见我又是工作队的，所以更其放心大胆地和刘成德蹲在门外面的台阶上聊天去了。我万没想到居然能有这么一个可以单独说话的机会，呼吸都禁不住急促起来。

“小祥，”我紧张地探过身去，低而急地说道：“你千万别想太多了，这是组织上对你的考验！”我多么希望他能从乐观积极的方面理解自己处境，因为只有这样他心里才会好受啊。

他低着头没答话，可手上停止了摆弄，我禁不住有点焦急了，几乎用恳求的口吻又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

“大家都很关心你，”我接着说：“都希望你能尽快配合专案组搞清问题，早点回去工作，千万别有其他想法。”

“你说呢？”我盯着他。

他抬起头来，那一瞬间我发现他的脸上竟是一片异样的平静，我的心反而更加缩紧了。他的声音小小的，发哑，一句一停，却很清楚：

“这些天，我老是想，我想我已经大了。”

他的眼里忽然闪起了泪光。

“我已经是男子汉了！”

我估不出这两句话是主悲还是主喜，迟疑地说了句：“男子汉心胸开阔，那就好。”

又沉默片刻，小祥突然自己宕开话头，问：“我姥姥呢？他们说她住院了，他们说没把我的事告诉她？”他显然不太相信这话，是向我核实的意思，我当然得说：“没告诉。”

他毫不掩饰地露出放心的笑容，又说：“要是你有空，能去看看她就好了，就说我到远地方出差去了。她喜欢你，你说的话她准会信的。”

我说：“我去。”

他感激地看了我一眼，话似乎也稍稍多了些，“工作队什么时候回北京？他问。”

“还没信儿呢。”

他仿佛一下子又被什么东西提醒了，又低下头去，低低地说：“有件事，想求你答应我。”

“行。”我觉得此时此刻，他的任何要求都是应当满足的。

“你走以后，以后……再也别来清河了。”

我鼻子一酸，拼命挤出些笑容，“你这是怎么了，你忘了，我们不是约好了吗，我还要来的。”

他低头不吭声，好半天才说：“我不想让你再来这里了。”

我忍住哽咽，“可你还在这里，我怎么能不来呢。”

他狠狠地吸了口气，“我也要离开这儿，带我姥姥走，再也不回来！”

我知道他这些天准是胡思乱想得太多了，走？能走到哪儿去？难道连工作、连户口，都不要了吗？我想劝他，也看出他此时不愿意听任何劝导的话，他的口气中发泄出一种从未有过的粗暴，喊道：“你忘了我吧！”

值班干部听见声儿不对，探进身来，看看，问：“怎么啦？”

小祥铁着脸，不答话。值班干部进来了，哼了一声问：“又犯葛是不是？”

我连忙站起来说：“没事儿。”

值班干部对我笑一下，说：“冲他这脾气，要是他妈我队里的犯人，看我不把他攥出尿来。”

小祥一脸轻蔑，挑衅般地说：“少废话，嘿，给根烟吧。”

值班干部瞪瞪眼睛，“年轻轻的，抽什么烟。拿到衣服没有，拿到了走。”

小祥抱着衣服被领走了。我有些发呆地站在屋子当中，刘成德进来问：“中午在这儿吃饭吧，我有饭票。”

我摇摇头。

离开一分场，上了大路，茫茫然不知该往何处。风吹猛省，我想起来刚刚答应了小祥去医院看他姥姥的，对，这就去。

骑车上路，中午十二点多钟才到医院。大概因为是星期天，医院门庭冷落，看样子连值班的人也大都回家吃午饭去了。顺着头一排防震棚往里走，忽听到尽里头一间有说话声，便去敲门。

进得屋来，有四五个大夫和护士模样的人像是正在商量着什么。我刚说了一句“劳驾请问……”有人便认出了我。

“你是工作队的吧？”

我略略迟疑，点了一下头。

“那正好，您能不能替我们把这个带到总场去？”他递过一张纸来，“您带去就省得我们跑一趟了。”

“带给谁？”我接过那张纸，表示愿意帮忙。

“这本来应该给家属的，现在呢，您看……”

我在那纸面上扫了一眼，入目一行铅印的粗体字——“死亡通知书”，把我吓了一跳，再看底下的名字，我心里嗡地一声。

那大夫接着说：“她是陆场长的母亲，是不是应该先交给场党委办公室？”

有人不同意：“再大的干部死了也得把通知书交给亲属，这本来就是通知亲属的。”

于是有人说：“她孙子是分局的，那就送到分局吧。”

另有人更正补充：“那是她外孙子，现在归专案组管，交不交给他要听专案组的。”

“哟，他犯什么错误了？”

我颤抖地打断他们，问：“来的时候好好的，怎么死了呢？”

这近于质问了，“白大褂”们全都愣住了。一个年纪大些的答道：“是今天早上去世的。”停了一下，似乎才反应出我的所问，忙又说：“按这个病人人院时的情况，能维持这么久已经不容易了。”

我两腿发软，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胸口堵得出不来气，说不清该可怜谁：是孤独地死去的老人，还是孤独地活着的小祥？我无力地问：

“她死前有什么话吗？”

“昨天夜里醒了一下，没头没脑地叫值班护士给她外孙子买两盒好烟，值班护士一看，就知道是回光返照了。老太太说了好几遍，睁了一会儿眼就又迷糊过去了，再就没醒。”

哦，她是在睡梦中告别她的外孙子的，这种梦别于死者毫无痛苦，而生者却无从知道她最后的遗愿和嘱托了。姥姥，你弥留时究竟惦念着什么？啊，我知道了，你曾经告诉我于人世惟一不能撒手的，便是小祥的终身，那么现在你可以放心地去了，有我呢！

我带着那一纸“通知”离开了医院。在路边副食店里买了两盒简装的“大前门”，是这里最贵的烟。

小祥，我爱你！

你身陷囹圄，又失去了唯一的亲人，几乎是突然地告别了以往的平静，在不幸中步入了新的人生。我为这不幸所感动，在感动中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爱所包含的价值和使命。

小祥，我们的未来是不会孤单的。

“你愿不愿和我结伴，去那遥远的天边？

那儿没有强暴和愚昧，也没有万恶的金钱。

只有你和我，我们的诚实和热血。

还有头上一方，湛湛的蓝天！”

但愿这首情歌终于应验！

在总场机关，在工作队，人人听到小祥姥姥去世的消息都报以一声长叹，连肖科长都“哟”地一声，把嘴张了半天。老太太人缘并不好，风烛残年连续发作这种要命的病，谁都知道住医院也无非拖日子而已。人们叹的其实是小祥，都能想到以他此时的心境，这无疑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打击！

人心都是肉长的。

孔局长面色僵硬，拿着那张“通知书”看了片刻，迟疑地征询左右：“在这种时候告诉他，会不会妨碍他集中精力检查问题？可不可以拖一段再跟他说？”

洪场长阴沉着脸，说：“瞒着不妥吧？”

肖科长也说：“还是告诉他好，否则弄不好反而激化矛盾。”

孔局长点点头：“好吧。不过不要简单拿通知给他看，要先做好正面教育工作，老肖亲自去一趟吧。我看可以用工作队的名义说两句安慰的话，但主要是要教育他化悲痛为力量，认真反省自己的问题，告诉他，他的错误并不大，现在关键是态度不好。凭这个态度还能出来？”

洪场长叹了口气，谁也不明白他叹得什么。“好吧，”他说：“我跟老肖一块去，既然出不来，也不能老住在那个蒸笼里，我去跟一分场商量一下，看能不能给他现搭个棚子住，不然他的‘通知书’也快来了。”

口气是不大顺耳了，可谁也反应不出什么词儿来驳他。

下午三点钟，他们乘一辆吉普车要走，我拦住车门，要求同去，他们答应了。

虽是星期天，一分场却因为忙着安置刚刚接收的两百多个新犯人，干部们大都没有放假。我们先到分场长的办公室和头头们简单说了几句情况，就准备起身到监区去。毕竟是洪场长和肖科长亲自出面，一分场的分场长格外重视地正要吩咐人把监区的接见室打开，不料洪场长却摆手叫住了。

“接见室是供犯人家属探视用的，他又不是犯人，让他上那儿去他会有想法的。”

分场长解释说：“就那儿还干净点。”

洪场长执意不允：“就随便找个办公室吧，我们谈不长。”

于是就定在离监区最近的生产股办公棚里谈，我们因为又谈了几句给小祥搭棚子的事耽搁了一会儿，等来到生产股时，带小祥来的队长说，他已经在棚子里等了。

肖科长和分场长正要进去，洪场长一横手又拦住了，说：“我看还是先让女同志进去开这个头吧，气氛好一点。”

肖科长看了我一眼，犹豫地点了一下头。

小祥独自坐在屋里，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进来。我一看见他才知道自己领了一个多么艰难的使命，我怎么开这个口呢？我的心怦怦跳，先把那两包“大前门”拿了出来。

“你买的？”他有点惊奇。

“啊，不，”我竟慌慌张张脱口而出：“是你姥姥……”

“她给我买烟？”他睁大眼睛，好在并未发现我的慌张，急着问：“你去医院了？她能下床了？”

我为自己的粗心暗暗叫苦，慌乱中只好一误再误地往下编：“是她托人买的。”

“啊——”小祥很认真地看看那两包烟，放在鼻子下面闻闻，脸上微微有点笑意，眼圈却红了。

我攥着兜里那张发烫的“通知书”，手心儿里全是汗，张嘴刚想说，一颗心却紧张得差点从嘴里蹦出来，这时小祥又开口了，他的情绪比上午好得多了。

“我忘了一件事，听说我姥姥前几天跟刘成德要那个立柜的钱来着，这怎么行呢，你什么时候再见到她，千万替我说说，就说我给她跪下了！”

我的眼泪忽一下出来了，扭身跑出了屋子。

“怎么样？”肖科长问。

我把“死亡通知书”拿了出来，“你们去吧，我说不出来。”

肖科长皱起眉头，“怎么他还没掉泪，你倒先哭开了，这可是执行任务！”

洪场长沉沉地打断他，“老肖，我们进吧。”

他们在屋里怎么谈的，我不知道，意外的是，小祥像是非常平静，我在外面没有听到一点声响。十分钟后，他们三个鱼贯而出，只简短地冲我说了句：“给他看了，让他一个人安静会儿吧。”

向分场长道了别，我们坐上车子回来了，一路上谁也没说话。

晚上，按工作日程的安排，各分场来汇报警卫力量的调整情况，又轮到我做记录。因为孔局长特意垂询，一分场的人便顺带讲了讲小祥的情况。

“今天洪场长他们走以后，他开始还倒安静，光是自己在反省号里小声哭了一阵。晚上给他送饭的时候，他提出要去看一眼他姥姥的尸首，送饭的同志没理他，跟他说已经埋了，他不信，砸了将近一个小时的门，凶得很，还骂人。”

“骂什么？”孔局长霍然板起脸来。

一分场的人迟疑了一下，说：“就是什么混蛋啦，畜牲啦之类，乱骂呗。”

砸门，又加上骂人，似乎不大好为他说情了，洪场长也只得环顾左右，迂回着问：“他姥姥下葬了没有？”

有人应声答道：“没有，准备明天下葬。天热，留不得。”

洪场长慢慢地说：“清河的群众倒是一向重孝道，也都知道他们祖孙的关系，实际上跟母子差不多……”

肖科长还算仗义，随声附和：“当然，旧社会忠孝仁义那一套要批判，但革命的人道主义还要讲。”

孔局长这才点了一下头，“让他看吧，这对他也是个触动嘛，说明组织上对他还是仁至义尽的。但是要警告他，到了医院不准又吵又闹的，丑话说在头里：要闹就别看！”

这事居然这么痛快就定了，让人从心里松了口气。散会后洪场长特别嘱咐，让我明天跟专案组的一位同志一起陪小祥到医院去，路上好安慰安慰他。

是的，这时候再也没有谁比他更需要安慰、同情和真诚的爱了。我盼着天亮。

天亮了！

我第一个吃完早饭，正要到家属区去找那个专案组的同志，迎面碰上一个从办公区方向来的半熟脸的农场干部，交给我一张电话记录，要我帮忙转交给工作队的“随便哪位领导”。我在电话记录上扫了一眼，血液突然紧张得不能流动了。

“据一分场秘书股今晨六时电话报告，寄押在一分场的隔离审查人员陆小祥今晨三时左右，撬开反省室逃出，凭借尚未拆除的施工脚手架爬上围墙，用反省室的棉褥垫在铁丝网上翻出监区，当即被塔楼执勤战士发现，鸣枪示警，该陆拒不理睬。值班干部刘成德和警卫战士黄茂发随即出击追捕，并一再鸣枪警告，追至监区以南树林外，因天黑恐其逃走，遂开枪将其击毙。分场领导已连夜组织人员对该陆逃跑的方法和路线进行勘查，以找出警卫工作的漏洞。详情待报。”

有人迎面走过来，笑着向我问了一句什么，我下意识地往前踉跄了两步，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在冥冥世界，我飘了很久，很久。直到朦朦胧胧地，发现有人在我脸上擦着什么，凉丝丝地使我心里打了个冷战。用力想睁开眼，头马上疼得像要裂开，有人从我身边站起来，说了句：“没事了。”

我听出这是工作队医生的声音，这才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一张床上了。拼命想坐起来，马上听到另一个声音：“躺着吧，躺着吧。”我感到疲乏，疼痛，但身体各部位的知觉却在一点一点地恢复，最厉害的是脸上的一片肿胀，还伴着一股刺鼻的碘酒味。

听觉也逐渐清晰起来，有人在近处小声争辩：

“开枪的有什么责任，武器使用暂行条例有规定，犯人逃跑警告无效的，可以开枪。”

“问题是他并不是犯人。”

“问题是谁知道他不是犯人，深更半夜翻墙逃跑，人家当然以为是犯人。”

“那也用不着打死嘛。”

“那可没准儿，你瞄的是腿，中的是背，黑灯瞎火的，谁那么好枪法。这种事，赶上非常时期，反正是白死了，能怪谁？”

“嘿，听说不是当时就死的，还活了一会儿哪……”

七嘴八舌，每一句都那么清楚，刺得我身心俱裂，我想到这一切都是真的，都无可挽回地发生过了。我真想爬起来，找个没人的地方痛哭一场，我的小祥死了，可我不敢当众哭他，人们会猜到……不，人们已经猜到了，不然，何以竟没有一个人来问问我为什么昏过去了，是太累了还是有了病，他们已经心照不宣。

接着，人们一拨一拨地下分场去了，奉命到一分场善后的人也吆喝着走了。一整天静极了，除了草地里零落寂寥的虫鸣就是值班员偶尔接电话的“喂喂”声，一分场现在也安了电话。我老是盼着那是来报告：小祥并没真死，又救活了……黄昏时人们纷纷回来，又接着议论起这件事，询问、叹息、争论……农场干部开始毫无顾忌地说起小祥的好处来；工作队的人想起刚到农场时他给大家打水、搭棚子、找雨衣的事，心里也都觉得可惜。到了夜幕降临，操场上闹哄哄地准备放映地震后的第一次电影，人们才停下议论看电影去了。

我挣扎着爬起来，值班的看见，还以为我不知道，说了句：“今天有电影。”

我没回声，像幽灵一样慢慢往家属区走去。

刘成德在家，他病了，发了一整天烧，说了一整天胡话，这时刚刚起床，正坐在桌边喝粥。看见我进来，又一下子跳起来，满面恐惧，见了鬼似的哀叫着：“不是我，不是我，我不知道！我没火柴……”直到他媳妇说：“这不是小祥。”他惊魂才定，往地上一蹲，抱着头就呜呜地哭开了，边哭边唠唠叨叨地说：“我不知道是他，我们都开了枪，他就摔倒了，那当兵的比我准，他比我准……”

我打断他，只想知道，“他还活了一会儿？”

缩成一团的五尺汉子慢慢停止了啜泣，抹了一把鼻涕，好一会儿才呆呆地喃喃道：“子弹从他后背穿进去了，可他没死，我跑过去，看见他还没死，我叫那当兵的去喊人找担架，我抱着他叫他，他睁了眼，他一点也没生我气，还冲我和气地笑了一下，还说：‘是成德呀。’”刘成德说不下去，又哽咽起来。

我把眼泪吞下去，问道：“他还说了什么？”

“他还说，还说，他要是……死了，千万把他和他姥姥都埋到‘孩儿河’去，他说他……喜欢那儿。”刘成德泣不成声，“他说，他说这事就托给我了……”

不行，我得走，我不能在这儿哭。

“他又问我带没带火柴，说他兜里有烟，他想抽烟，可我，我偏偏没带火柴，我刚说我这就去找，他就闭了眼啦……”

刘成德号啕起来，他媳妇替他捶着背，两眼通红地说：“不是我们迷信，今儿个小祥缠了他一整天啦，老来跟他要火柴，我们成德受不了啦！”

我用全身力气站起来，说：“这不怪成德，我去给他找火柴，他不会再缠你们了。”

我觉得我是代表了小祥说的。

第二天，一辆面包车把我和另外几个病号送回了北京，我们仍然是从那条三十里长堤离开清河的。小祥，他们不让我再亲眼看看你了，可我能想象到你死时的清醒和平静。你一定意识到我们永别的时刻到了，所以才要葬到孩儿河去，想永远待在那块使我们走向成年的启蒙地上，永远守着我们的初恋！

长堤上的泥土早已干硬，但被我们来时的卡车犁出的沟辙还史迹般地弓隆着。面包车像一只受了伤的小熊，在上面暴跳着、喘息着，一路颠簸。我默望着堤外茫无人迹的涸泽，心里喊道：“小祥，你等着我，我一定要再来的，清河！”

一回到北京我就病倒了，又度过了一段地老天荒般的寂寞和沉默，紧接着十年寒暑，一晃而过，我并没有再来过清河……

小祥，对不起，是新的生活硬把我卷去了。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大学招生考试，预告了“文凭时代”的将即，社会竞争有了新的内容和动力。我也如同一只被抽得不停旋转的陀螺，一下了班就关进小屋，埋进山一样的书本里。报纸上说这是在寻找失去的青春，我似乎由此在理念上也觉得光彩和有意义。我填了满满一脑袋概念和公式，肿着失眠的眼睛走进考场，考完后又把它们全部忘记，只想着该填的志愿，打探着发榜的消息。入学通知书终于来了——北大中文系，我高兴得三天没合眼，三天后又突然没了情绪，我惊慌地发现，我差不多已经忘了你！

在离开公安局之前清理移交文件的时候，在一堆过期的“简报”中，偶然看到夹在其中的一份“局领导参阅件”，我意外地发现在这份将要当废纸烧掉的过期文件上，竟然记载着你的后事。

“局领导参阅件

清河农场少数干警为一受拘押审查的人员送葬

据劳改处报告，清河农场民警陆小祥（男，十九岁），在抗震救灾中因散布破坏言论，严重违反纪律，敌我界线不清等问题，被隔离审查。九月十九日深夜陆撬开关押室逃出，被追捕的警卫人员当场击毙。九月二十一日陆下葬时，农场少数干部、职工约百余人围聚不散，其中有农场副场长洪××，农场分局副局长李××等领导干部，他们不但未对群众做疏导工作，反而向陆脱帽致哀。八分场干部张玉海和一分场干部刘成德等少数人竟公然抱尸痛哭，影响很坏。还有不少人参与为陆挖掘墓坑。据了解，该墓坑挖了约两米宽，三米长，近三米深，陆的尸体呈睡眠状被放在一个铺着新被褥的双人床上（均是该陆备以结婚的物品），置于坑内，填土后堆起一座坟茔。经市局工作组的同志劝组，没有立碑，也未发生其他闹事。

农场党委和市局工作组目前正在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考虑到在农场不少人员中，封建主义观念和资产阶级人性论尚有市场，因此对参与埋葬尸体事件的一般群众不拟急于追查，而以正面教育为主。但这一事件的性质是恶劣的，不仅破坏了党的威信，在群众中造成很坏影响，而且客观上干扰了当前批邓抗震的中心工作。因此农场党委已责令参与此事件的科以上领导干部停职检查，对个别表现极坏的一般人员也要查实处理，以杜绝今后类似事件的发生。

（此件增发各直属单位党委）”

你的父老兄弟就是这样把你埋了，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你盖着准备结婚的新被子，孤独地躺在家乡冰凉的泥土下。而我，回到了繁华的北京，然后上了大学，然后进了研究所，然后和别人结了婚，又差点去了趟美国……多少次梦中醒来，我都惶惶不安地感到你在怨恨地看着我。

可这怎么能怨我？十年了，你不知道人间早已天翻地覆。所谓“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大家都在人事世态和自然法则的驱使下，阅尽炎凉际遇。洪场长已是皤眉皓首，光荣离休，按劳改局对这一级干部的待遇，全家搬进了北京，就住在宣武区一条安静的胡同里。我去看过他一次，他还很想念你，说你父母托孤给他，而他没能照顾好你，是一生中唯一有负战友的愧事，说起来老泪横流。如果说，须眉皤然的洪场长已经步入了人生乐章中徐缓幽悲的尾声，那么年富力强的张玉海恰正经历着雄浑而又复杂的顶峰，常说的“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把他从偏僻的八分场流到了总场副场长的办公室里去了。当年的“一年建成新清河”的预言虽然早已破产，可我们现在都相信张玉海和他的同事们终归能慢慢地使八分场，也使整个儿清河不再那么偏僻、闭塞了。至于孔局长，不难想象他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揭批查运动中经历了怎样的难堪。人们用大字报把他在所谓“三株大毒草”的小册子上写的“批注”公布出来了，计有六十四条之多，但全是诸如：“批邓批邓狠批邓！”或者复杂一点：“邓小平大有炸平庐山，把地铁拧成绳之势！”一类简单的口号和文理不通的谩骂，人们这才发觉，这个往日何等威风凛然、叱咤风云的人物，原来竟是一肚子的草糠。后来他跟着砸烂公检法时期到公安局军管的“军代表”们一起撤回部队去了，很快就提前离了休。前两年我在街上碰见过他，他对公安工作还是那么关注，当时理论界正在反“精神污染”，于是他特别把他的关于刑事犯罪与资产阶级人性论之互为因果的独特见解向我大大发挥了一通，煞是满嘴时髦。不过他确实老了，光凭那颠三倒四的口齿，就不免使人怀疑他是否真懂“异化”这个词的含义。可他不服老，并且对权力的失却，对现在极少有人理睬他的意见非常的不习惯。看来也没办法，只好让他慢慢地习惯去了。肖科长倒还好，粉碎“四人帮”后调到外贸局当了个副处长，改行做生意了。实行政企分开后，他那个处又改成了公司，副处长也就改称了副经理，衙门虽是流水般地换着牌子，官儿，反正是铁打一般牢靠。

是的，人人都有了新生活，都面临着新问题，我也一样。我曾试图忘掉过去，可不行，我独独忘不掉你。

前天晚上，继平回来了，他先到小厨房去看了一眼，然后问我为什么不去办年货。我说我上午去了医院，下午给《世界文学》赶那篇关于海明威的译稿，那译稿人家急等着要他是知道的，我有病，他也是知道的。

“那你不过年了吗？”他还是发了脾气，“这家就是我一个人的？我在街上搞宣传，吃了一天风，难道还得我去排队给你买东西？”

也许是这一天风灌了他一肚子气，我强忍着不回嘴，等他终于唠叨完了，才扯开话题问：“前些天你是不是给表姐夫买车票了，为什么要人家的手续费？”

他理直气壮地说：“怎么了，我也得托朋友帮着买，能空着手求人吗？”

我气愤了，“没有酒肉不成朋友？”

他乜斜眼睛冷笑，“你快当副所长了是不是，秀才没脾气，一中举就打官腔了，可你知不知道你这官儿是怎么来的？”

我顿生疑窦，我并没把这次所里要提副所长的事对他说过，他怎么知道？我问：“你是什么意思？”

“你们樊书记的儿子摔伤了腿，我给他治了一个多月了，随叫随到不说，还为你费了多少唾沫。冲你这样儿的，我不给你使劲儿谁尿你！我本来不想这么早就告诉你，你不是看不起我吗，这回怎么样？”

我如梦方醒，却又几乎晕了过去！像吃了口苍蝇似的恶心，我发着狠喊道：“谁让你管我的事了！”

继平气疯了，“你还有良心没有，我辛辛苦苦，低三下四，为了谁？我为你牺牲了一切！”

我冲口说：“那好，你不用再委屈了，我们可以分开！”

这句我一直想说，又一直忍住不轻易出口的话，把继平弄愣了，他首先想到的是维护一个男人的面子。

“要不愿意过你就走，这是我的房子。”

这是医院分给他的房子，要分开当然是我走，“好，我走！”

他原不过虚张声势，没想到我这么坚决，好像早有准备似的，先是愣住了，又无论如何不肯自己下这个台阶，禁不住恼羞成怒地说：“你当然有地方住，清河那男的还等着你呢，不嫌远你就去！”

我从没和继平谈过小祥，他只是认定我初恋于清河，至今心神所属，也在清河。他时时感到那人的威胁，可那人究竟是谁，则一无所知，更不知道他在十年前就已死去。我们夫妻吵过无数次嘴，继平知道这种话我最不能容忍，他轻易也不说的，可这次说了。这次，也终于把我魂牵梦系酝酿了多年而又一直悬而未下的决心，砸下来了。好，我就去！

决心一下，我反倒不那么火爆了，整个身心都沉浸在一种如释重负的快感中。我不再和他吵，且不管他如何得意洋洋，自以为吓住了我。这个意外的胜利使他兴奋得第二天对我格外假以词色，以示恩威并用。我默默地干着自己的事，写完译稿，又拿出大半天工夫去采办年货，买他爱吃的东西，最后一次尽一个妻子的义务，我只给自己买了一条议价的云烟，是准备带给小祥的。我这时真切地觉得自己的灵魂得到了多年不曾有过的平静和净化，多年来拥挤在胸中的种种污浊的和非分的和庸俗的念头，全都一劲儿荡涤净了，什么副所长，美国，争名夺利，社会达尔文主义，见鬼去吧！我已经累透了、脏透了。我真真地看到了那早逝的青春，我狂喜地发觉自己离他突然那么近了，虽是朦朦胧胧，却仿佛一伸手就能触到。

小祥，我来了。哦，我终于看见了，看见了你的家，又古朴又别致的白房子，还有房前大肚子葫芦似的池塘，塘里果然结了冰。

那防震棚居然还奇迹般地立在房前，似乎在十年中经过了不断修缮，已变成一座永久性的建筑了。里边住了人？还是堆了物？连同那间白房子，如今换了哪位主人？

物是人非，悲从中来，我宁可希望这儿还空着，还是老样子。

怀着异样的激动不安敲了那白房子的门，开门的是个中年汉子，带着扑面而来的年节的喜气，扯嗓门儿问道：“找谁？”

屋里有孩子和女人的嬉笑声传来。我问：“您知道原来这儿的住户，他们……”

“您是说王家？”

“不，他们姓陆。”

“您是说原来的陆场长？好嘛，什么年月的事了。”

“他的儿子，叫陆小祥。”

“请问您是从哪儿来？您还不知道吧……”

“我是问，他埋在哪儿了？”

中年人慢慢打量着我，说道：“孩儿河，远着呢。”

“我是问，在孩儿河什么地方？”

“就是树林子边上，您是他家远亲？”

无怪人家要好奇，一个死了十年的男人，突然在大年初一来了个陌生女人打听他的坟……像个故事。

哦，孩儿河，你变成了什么样子？

孩儿河也冻住了。她就像小祥一样年轻、纯洁、热情、安分，那么轻易地流动，又那么轻易地被冻住；也和小祥一样，即使在冻住的时候，仍能让人隐隐感到冰下的细泉还在耐心而执着地流淌着，给人以生命不息的鼓舞。

这时，我看见了那片枯林外，你萧条的坟土，我哭了。

不，不一样，你是一杯透明的烈酒，在水的外形下，包着火的灵魂，却没有水的柔弱弹性来适应多变的人生。人生是一块胶满杂色的调色板，而你却只凭单纯的幻想和原始的善良，只凭你父母从小灌输给你的种种纯正的却又失于简单的是非观念，就盲动地想把这块积淀了无数厚厚颜色的调色板洗净。现在回想起你那时的冲动和任性，我才知道你是多么的不成熟不老练啊，你还不能比较达观地、理智地、耐心地看待生活中的黑暗，而这是需要更多的人生经验和对生活对社会更广泛的了解才能做到的啊；你还没有学会忍耐，迂回，随机应变。他们没让你去看一眼死去的姥姥，你就非要马上做出反抗不可，你用你弱小的生命去碰撞那个人命如草的时代，于是那个时代就无情地断送了你。即便到了今天，如果一个人不懂得容天下难容之事，难免也要碰破头皮的，所以，也可以说，是你自己断送了你。

也许我不应该责备你？

可在这儿，天地间只有我，和你，我知道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生气。

啊，我听见你的笑声了，“嘻——骗你呢……”“哈哈哈，生活啊，我多么爱你！”你笑得弯下腰去，笑得多么响亮、清澈，充满了无牵无挂的稚气，可又那么孤独、空灵、带着天籁般的回声。人的生命真简单，真如苏东坡“雪泥鸿爪”的比拟那般飘忽，鸿飞冥冥，爪痕也就消失了，谁还能老记着你？

青春就更短促了，惟其短促，才越发显得宝贵。青春的心最率真、赤诚、富于人情味，把爱情和真理看得重于生命；也最莽撞、轻信、多感、脆弱，饱含着天真的忧愁。然而不管她有多么幼稚可笑，当人们由少壮而衰老，经过了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顺和从心之年时，仍然会带着淡淡的惆怅，羡慕和留恋着她的美丽。

是的，我可以用一个成熟人的眼光和价值观去挑剔和惋惜你的过去，但我也时时禁不住惊奇，你多像海明威在《太阳照样升起》里写的那个十九岁的斗牛士啊，他在斗牛场上敢于单身鏖战、蔑视一切痛苦的风度使我倾倒，同时他又是个失败者，比他强壮的科恩有十五次把他打倒在地，可他总是倔强地自己爬起来，他的气度和精神最终征服了对手。海明威认为人总是要失败的，关键是失败以后如何表现，才显露出他的人格和气节。小祥，你在那蒸笼般的小屋子里被关了那么多天不肯屈服，我还记得你含着眼泪告诉我，你已经大了，你是男子汉了。你身带着刘成德给你的致命的子弹，然而死前却和气地对他笑了一下，你真够汉子！多么坚忍又多么宽怀。啊，我怎么能再责备你，你和那斗牛士一样，才十九岁，那是一个充满了激动与幻想的年龄，一个不顾得失甘愿牺牲的年龄，一个容不得半点丑恶的年龄，一个义无反顾地追求光明、正义和完美的年龄，就算是幼稚可笑吧，就算有种种不理智不老练不巧妙或者不值得吧，可难道这一切不是代表了壮丽的青春吗！难道不应当赞美吗！

小祥，瞧，我来了，咱们约好的，我说过我准来！

我给你带了一条好烟，你从来没有抽过的好烟，我要把它一根一根像白色的花瓣那样撒在你的坟前，算是给你上坟，也了却你一生中最后一个普通的，却终于没有办到的意愿。

坟上的土冻得很硬，可仍然有许多野草闲花的枯叶匍匐在上面，执拗地把生命的根扎进冻土。这都是些很卑贱的自开自谢的花草，然而和那些高贵的秀木琼林一样，同享造物的赐予。说不定什么时候，它们就悄悄地开了。

你听，我还记得那首歌呢：

“嘿，我要你和我结伴，

去那遥远的天边，

那儿只有我们的诚实和热血，

还有头上一方湛湛的蓝天。”

本文借用了几个真实地名，而人物和故事则是虚构，如在哪些地方发生过类似事情，纯属巧合而已。

——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