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方面军长征路上一共368天，有235天用在白天行军上，18天用于夜行军。途中红军只休息44天，平均走365里才休整一次，日平均行军74里。一共翻越了18座山脉，其中5座终年积雪，渡过了24条河流，经过11个省，占领过大小62个城市，突破了10个地方军阀的封锁包围，通过了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从瑞金出发到陕北平均每行1公里，就有4名红军战士死亡，大约每12人中只有1人到达陕北。

长征一开始，多数是夜行军。为了防止国军飞机的袭击，队伍出发后一连数日晓宿夜行。杨成武在《忆长征》里有一段很有文学色彩的描写：“队伍隐在山影里，看不到一点行迹。偶尔能听到草鞋踩在石子路面上的‘悉悉唆唆’的响声，风从林稍上吹过，发出像大海接近平潮时那种节奏缓慢的低喧。远处，瀑布‘哗哗’飞溅，四野秋虫唧唧，时而闪亮一丝光，那是伏在草丛里的萤火虫又飞起来了。‘啪啦’一声，不用问，又是谁跌倒了。”

这可是一支长达几十里的队伍，在现在的人看来，这样的行旅似乎很有浪漫气息，事实上并不如此。因为人数庞大的队伍背负着同样繁重的行李，走走停停，遇到隘路、小桥等等都要减慢速度甚至停下来等待，羁旅沉重，大队伍走得并不顺利。

日夜颠倒，有的战士睡眠不足，甚至走着走着就靠在山道边睡过去了，而后面的战士也机械地跟着打起盹来，把队伍拉下一大截，直到有清醒的战士发现了，才又匆忙地追赶大队伍。

“当月亮被云遮住，部队就要燃起火把行军。这种火把通常是一束劈开后又捆扎起来的竹子。有时还用松枝，还有盛满了煤油的竹筒。这时，无论是从山脚下仰视，还是从山崖俯视这条忽隐忽现、逶迤盘旋的火龙，那都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但是，行军并不都是那么轻松美妙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战士们有时在自己的背上拴上白布条子，好让后面的同志看清楚跟上来。有时在危险的小山路上夜行军，后面的同志要将双手搭在前面同志的肩上，以防偏离那条狭窄的小道。这些小道经常是很滑的，如果一个人摔倒了，后面跟着的一班人也会摔倒，搞不好，有时还会从二百英尺高的陡崖上摔下去。”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自己的著作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这样描述。

虽然红军还不知道要去向何方，但因为长征初期部队还行军在苏区的范围内，心情都还平静，特别是夜间行军倒也并不枯燥。一位红军干部后来曾告诉美国记者史沫莱特：“如果皓月当空，轻风拂面，夜行军也是很惬意的事，要是附近没有敌军，各个连队之间还要拉歌呢。”那时红军们唱的内容大概是“神圣的自由土地谁人敢侵？红色政权哪个敢蹂躏？啊！铁拳等着法西斯底国民党，我们是红色的战士。拼！直到最后一个人！”歌声在山谷中回荡，红军离苏区越来越远了。

1934-1935年间的中国，似乎特别多雨。红军沿途都是在大雨泥泞中的山路上艰难前进，经常摔跤。肖锋在日记里就写到，“战士们摔得像泥鳅似的。”童小鹏则记载：“整天在泥巴里过活的两只脚，洗也洗不干净（也没时间洗），已成了褐黄的颜色。”这种情况在进入“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省内就更经常碰到了。

红军出发时每个战士都带备了2双草鞋左右，但长途跋涉，路途上草鞋磨损消耗也很大，很快就有战士都没有鞋穿了，只好赤着脚行军。针对这种情况，《红星》报第2期发表了《怎样解决草鞋问题》的评论，要求把解决部队中的草鞋提到减少病员和巩固红军战斗力的重要位置，保证落实，做到没有一个战士打赤脚，并提出了解决草鞋的具体办法：

供给机关有计划地收买草鞋，尽可能做到发草鞋不发草鞋费；

将没收土豪的烂衣裤分发给战斗员和运输员打草鞋；

发动会打草鞋的同志帮助不会打的同志打草鞋。

长征初期，除了少数的红军将领，大多数红军战士都对长征的道路和目的地一无所知。许多红军包括邓小平在后来回忆时，都说自己的想法就是“跟着前面的人走就行”。

随着时间推移，战士们对漫长的行军养成习惯，在路上日渐成为常态，这时红军的军旅生活也形成了规律 。戴正启15岁的时候参加长征，先是一个宣传员，不久就改作了卫生员，作为一名普通战士，他对红军生活的每一步每一个细节都记忆清晰。1984年据他对《红星照耀中国》作者斯诺这样回忆：正常情况下，红军每天的生活伴随着清晨哨音一响而开始：一般是早上6点吹哨，但也常常5点或4点吹哨。起床后用15分钟时间整理行装 ，归还从农民那里借来搭床铺的木板、门板和稻草，再用15分钟洗脸、刷牙——当然并非所有的战士都刷牙、吃早饭（4两米饭，有时是红薯）、领干粮、整队。有时先头部队领完干粮，米桶就见底了，其他人什么也领不到了。行军中平均每人负重约25斤。早晨出发前会通知当天的路程。白天休息两次：上午休息一次10分钟，午饭时间20分钟。没有午睡。如果遇到敌机空袭，大家就都可以乘机休息一下。趴在路边，等候哨音再一次吹响 。

红军还组织一边行军一边识字的活动，以具体的形象来教那些完全是文盲的农民战士，例如让站岗的战士背着写有“站好岗”几个字的识字牌。这个被称之为“看后背”的学文化的办法是由张闻天（洛甫）为扫除红军文盲而发明出来的。很多战士最先学会的字就是自己的名字。

当时在红一军团担任测绘员的顾松龄回忆，规定要求每人每天要学会三个字，到晚上点名的时候，谁没有学会，就得挨批评。一边走，一边学习，除了学习文化，还学习政治。在勃沙特的回忆录里，他以传教士的眼光观察到红军似乎也有宗教般的虔诚行为：“红军只要在某个地方住得久一些，都要设置‘列宁室’，宿营的地方没有合适房子时，他们就紧张地建造一个。它结构简单，埋8根立柱，上面用席和草搭顶，周围用绿竹枝围成墙，然后在绿墙上装饰纸花和红旗，面对入口的墙则一定要挂上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

然而并非所有红军在整个长征路上都能够保持激扬的状态。13师师长陈伯均就曾抱怨：“连日山地行军疲劳已甚，部队除个别落伍的有增无减外，就整排、整班甚至整连落伍的均有。”他认为这是一些红军干部缺乏信心的缘故，他们因为只顾着自己的疲劳而放弃了给战士们做鼓励的思想工作。

长征路上的负面情况，除了思想问题，也有经济问题。也有战士反映有的连队司务长好几个月不份伙食尾子，想吸点烟都没钱。不过，说到钱，在长征路上，钱有时也并不能发挥正常的作用，因为可以买的东西选择实在太少，除非受伤了要被留在老百姓家休养，就可以每人发8个银元。

在过草地时，红军战士曾少东嫌身上的几个银元太重，随手抛弃，他的战友帮他拣起来，结果过了草地才发现没有银元就买不到粮食。战友们当然把银元再还给了曾少东。这让他在几十年过后依然记得这个细节。

最让人惋惜的还是技术人员的流失。1935年2月10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李富春签发了《关于优待技术人员问题的指示》，这是针对红军进入四川后，因为山高路险，给养困难，常有技术人员离队的情况。胡耀邦在遵义受伤被一名专业的军医治好后，就感慨“红军的政策是争取技术人员，尤其是争取报务员、医务人员和会使重机枪的人。”这正从侧面说明了长征路上红军最紧缺的几样东西：信息、健康和安全。

过了几天，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又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里面这样写道：“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如同毛泽东的其他论著一样，这些通告总是使用最通俗的汉字表达其思想，以便即使是文盲在听过一遍后也能理解。这些宣传，为毛泽东以后几个月令人眼花缭乱的军事指挥提供了思想保证。

打土豪即是表明红军对于剥削阶级的武力态度，事实证明打土豪的手段在争取当地贫苦民众的支持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贫民的怨愁得到发泄并从此更加的拥护共产主义的信仰。而打土豪同时也是红军沿途补充给养的重要手段。如萧锋的《长征日记》1935年11月20日就记载：“（在湖南蓝山县城）没收15家地主财物，筹款3万多元，筹衣、被1200件，备粮很多，这下红军供给又有了本钱。”红军每到达一座城市，都会对当地社会阶层进行详细的调查，举一例子，当萧锋的队伍进入贵州境内的余庆城时，他在日记里写到：“我团和师部进驻城内，由师部民运科统一领导打土豪，该城有800多户人家，3200多人，城里有商店45家，其中地主经商的25家 ，另有小商贩近百户，官僚地主8户。”红军打土豪有严格的纪律：不乱打，也不私打，而且打土豪所得除了分派给穷人外，全部充公。

面临战争减员以及为了发展革命的有生力量，在沿路宣传红军的政策的时候，每支红军部队也仍有扩红的任务，而且这个任务每天都有专门的人在进行。来报名参加红军的多数是十七、八岁的青年人，其中多数是没吃没穿的穷人，也有的是为了逃婚，或者为了吃饱饭来到这里。

根据勃沙特的回忆录里描写了一段关于“扩红”的细节：“每天都有很多人到这里（编者注：连长的房子 ）报名参军，他们大部分是农村娃子。红军要先问他们姓名、年龄，有无疾病和是否抽大烟？然后问：‘为什么参加红军？’回答几乎异口同声：‘我们没吃没穿。’当红军允诺能有吃的，甚至还会有穿的时，这对那些想参加红军的人来说就已足够了。这时那些人马上会提出一个要求：如果他们欠有别人的债，参加红军后是否 可以就此罢了（勃沙特自注：他们几乎都存在这一问题）？答复是肯定的。这之后，红军将再提问：‘愿参加反对地主的战斗或提供情报，并为天下穷人谋解放吗？’对此，那些人表示毫无疑义。”

沿途的红色宣传也是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另一个战场。1935年2月27日，红军总政治部曾向各部队专门发布 了一道关于“各部队立即动员编写标语，瓦解白军争取广大白军士兵”的命令。命令下达后，红军标语犹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红军每到一处不仅干部带头写、宣传人员专门写，一般战士也要写。《红星》报就曾作过这样的报道：“赤”（红军某部代号）直属队两天内共写对白军士兵的标语600余条，团机关到宿营地天黑了，还点了火把写标语，“山西”两天内共写了14800条标语，其中干部写10000条……

长征沿途的红军标语形式多样，多姿多彩。除总政治部统一下达的标语外还就地取材，编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标语。有简洁有力的口号式标语，也有琅琅上口的顺口溜式标语，还有许多富有浪漫情趣的民谣式、童谣式、说唱式标语。红军在路上创作的最大的标语，当属四川省内通江县境内的“赤化全川”四个字，单字高5.9 米，宽4.9米，整副字面积为300平方米，离地面15米，为摩崖石刻，远隔数十里，字迹一目了然。在当地百姓的保护下，该标语至今仍存。

在长征中，行军速度有时就代表着军事胜利。红军以简陋的装备，大多数战士穿的是草鞋，为了抢在敌人前面，在崎岖的山道上，却做到了平均日行70多里路的行军速度。而速度太慢则可能被国民党的部队追上，就要发生战斗，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前提下红军就不免要付出牺牲。红军战士必须以极快的速度行军。炎热的5月，红军每天在西南地形复杂的山区走60到100公里的路程，常常走到脱水，这还不包括打仗的时间。

在长征初期的湘江附近，红军还没有快速行军的概念，整整4天才走了144里路，平均每天36里，结果贻误战机，伤亡重大。随着毛泽东掌握了战争指挥权后，运动战的思想得到贯彻，红军积累了非常多的快速作战成功个案，例如飞夺泸定桥战役中，杨成武属下的红军部队在1天时间内，除了打仗、架桥外飞速前进赶了240里路，这应该是红军在长征中走得最快的一天。

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

欢迎白军弟兄拖枪过来当红军北上抗日去！

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打倒屠杀民众的王家烈！

赤化贵州全省！

不打抗日红军，哗变拖枪当红军打日本！

打倒蒋介石！

工农暴动起来组织抗捐军，实行不交捐不还债！

工人增加工钱！

反对强迫群众修碉楼！

谁是世界上的创造者，唯有我们劳苦工农！

红军不拉伕！

红军公买公卖的！

红军不拿群众一点东西！

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军队！

打倒卖国贼汉奸的国民党！

红军绝对保护工农利益！

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

工人有罢工自由！反对老板打骂工人！

武装起来，行动起来，要打倒土豪分田地！

实行耕者有其田！

白军是帮助土豪劣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队！

学湖南打土豪，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打倒国民党！

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共产青年团！

红军是抗日反帝的生力军！

白军弟兄联合起来同红军北上抗日！

农民组织游击队，夺取地主武装！

反对区乡公民派款派军来！

勇敢冲锋，坚决消灭敌人！

要创造新苏区，首先就要打大胜仗消灭敌人！

把红军运动战的特点高度发扬起来！

加入红军消灭卖国贼蒋介石派来帮助王家烈的白军！

红军是打倒帝国主义的！白军是帮助帝国主义的！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突围转移时并未使用“长征”一词，当时的说法是“转移”、“突围”、“西征”。“长征”一词，首次出现于1935年5月，当时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大凉山彝族聚居地，朱德以红军总司令名义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上写道：“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此六字“骈文”，乃是当时总政治部宣传部担任宣传干事陆定一的手笔。红军“长征”的最早说法自此始有。

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自称“西征军万里长征”。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吴起镇召开会议，宣告“中央红军的长征任务已经完成”。11月，先后以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的两个宣言中宣布：“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为北上抗日，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历尽艰难险阻，胜利到达中国西北地区”。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完整地论述了长征的意义。“长征”一词始成为具有特定内涵的历史语汇而广泛流传开来。

2002年10月16日至2003年11月3日，两个英国年轻人李爱德和马普安用了384天重走了长征路，并且出了一本书《两个人的长征》。他们用GPS做了精确测量后提出一个引起争论的观点，李爱德和马普安认为长征并没有过去说的25000里那么长，而是只走了不到6000公里。

那么，长征到底有多长？在刚刚结束长征之后的几个月里，红军内部的文件里都是不同的表述。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西征军万里长征”。8月，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一方面军的一万八千里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9月，中央俄界会议上出现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余里的长征”之语。这时长征并没有完全结束。

二万五千里最早是毛泽东说出来的，并成为最被广泛流传的说法。毛泽东1935年10月23日在吴起镇、11月5日在甘泉县象鼻子湾的两次发表讲话中说道：根据（红）一军团的统计，（长征）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的、前所未有的远征！”

“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数字引起了中外各界人士的广泛重视，而中共中央对这种说法也给予充分的肯定 。11月13日，中共中央首先明确地宣布了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结论；11月28日，又在《抗日救国宣言》 再次明确指出：“……曾经派遣了自己的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

老红军李中权曾经回忆，1937年他在抗大学习时，亲自听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过他对长征长度的计算方法，他是从1934年10月出发到1935年10月结束，以每天走70里这样计算出共25550里，略为二万五千里的。

按照1937年2月编成的《二万五千里》一书附录《红军第一军团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的说明：“（一军团直属队）除休息外，行军作战时间，1934年10月12天，11月24天，12月24天，1935年1月22天，2月26天，3月24天，4月30天，5月27天，6月23天，7月10天，8月14天，9月16天，10月19天。”作战的时间加起来共271天。如果以每天红军行军70里，271天应走18900里。毛泽东在计算里数时，没有扣除休息的天数是因为作战部队除行军外还要打仗，打仗要占领有利的地形，更多地消灭敌人，就要不断奔袭、迂回。这样他们走的路往往不能按单程计算。

事实上，先后举行长征的红军部队共有4支，第一支是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到陕西吴起镇，行程是二万五千里；第二支是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到陕西延川永坪镇，行程近万里；第三支是红四方面军，从川 陕苏区到甘肃会宁，行程一万余里，第四支是红二、红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刘家坪到甘肃会宁以东的将台堡， 行程两万余里。这4支长征队伍的总行程约六万五千里，而“二万五千里”只是其中的中央红军基本行程。

在四渡赤水的时候，在路上出现了很有趣的、匪夷所思的场景。由于红军和国民党部队都被调动得晕头转向，赤水河地区一片乱糟糟，两边的军队有时甚至走在同一条路上，战士们交织在一起，却并没有交火，成为长征中国共军队最和谐的一幕。时任红三军团11团政治部主任王平在回忆录中描述：“（红军里）有的部队穿着国民党军队的衣服，在国民党军队中来回穿插，有些掉队伤员还到国民党军队里上药。”“司号员赵国泰是个小机灵鬼，他弄了一顶国民党军的帽子戴上，混过敌人耳目，到敌人炊事部门打饭吃。”

在四川境内，红军走过了最难走的山路。例如翻越大相岭往天全的那一段，日记一向写得简单的童小鹏，用了很多笔墨来形容“蜀道难”，他说这天翻越高四十里的竹山，上山还好，下山就难极了：见遍山丛林，阴森森的连鸟声也听不到。路简直不能说是路，是在树的空间中闯出的，极小而难走，红军相当于在树根上跨过 ，高高低低，弯弯转转。走到半山天就黑了，完全看不到路，只好在大雨中蹲着等到天亮才继续出发。这次他们将一生中要走的悬崖峭壁、荆棘蓬笼集中一次走完了。

长征中有几个特殊的老人，他们是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董必武等，他们都在中央休养连，这些知识分子出身的老红军当时也都只穿一身破旧棉袄，背个破挎包，装着几本书、放咸盐的破纸烟盒和碗筷；林伯渠 在行军中手里总提着个马灯，以备夜间宿营时用；他们当中谢觉哉最喜欢给红军战士讲历史故事，例如“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诸葛亮过大渡河，清朝“大金川战役”等等，鼓舞士气。

红军女战士危秀英回忆，董必武和蔼可亲，沉着稳健。长征之初某日黄昏，他们头戴一束束树枝作为伪装，集合在山坡上开会，董必武正在讲话。一架国民党飞机飞过来，扔一炸弹，落于附近大约六米以外的地方，没有声响。人皆惊慌而董则走向弹坑看看，又抬头看看，然后对大家说：“马克思在捉弄敌人，炸弹没有爆炸 。”接着，又泰然自若地继续讲话。

而在长征中年纪最大的徐特立，这一年已经58岁，他曾经是毛泽东的老师。作为教书先生，穿惯了长袍，长征途中仍不改此穿着。只是他的长袍经过一年的磨损，补丁又增加了不说，加上头顶一个缝制粗糙的军帽，手拄一杆红缨枪，真有点文不文，武不武，给人以“不伦不类”的感觉。徐特立还发明了拉着马尾巴走路的办法，解决了老红军和体弱的战士行军困难的问题。

（黄镇漫画，草地宿营）

在路上，红军的住处质量也是有着天壤之别，他们住过大军阀的洋楼，西藏贵族住的豪宅、住过普通民宅，也曾睡倒在屋檐和树荫下等等，有条件的红军或许能把自己的油布毛毯铺在地上或盖在顶上，没条件的就只好露天了。

在红军的回忆中，提及到自己搭建的临时帐篷比较集中地出现在过草地的时候。“每人用棍子往地上一插，靠小树搭块油布遮雨，大家背靠背挤在一起宿营。”“（红军）燃起了火堆，漫山遍野的篝火映照着简陋的布棚，显得五光十色，顿时使无人烟的草地充满了生气。”这样的场景让萧锋一天的疲劳消除了大半。

红军在行进中也做起了评比模范的活动，例如在群众家借宿后，能否“完全做到上门板、捆禾草，把地上打扫干净；保持厕所清洁，不随便屙屎，宿营时掘厕所”成为评判标准，红军还要求战士们进出要宣传，“进入宿营地时，要向群众做宣传，出发时要向群众告别”，在许多细节去塑造文明之师的形象，以获得沿途老百姓的支持与欢迎。上面所说到的门板、禾草和地面都是红军跟百姓借宿的临时睡床。

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开始渡江西的于都河。

1934年10月21日，在江西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西行。

1934年11月15日，突破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

1934年11月25日--12月1日，从广西兴安县至全州县间，以极其惨烈的代价渡过湘江。

1934年12月上旬，从广西老山界翻越了越城岭。

1934年12月14日，占领贵州黎平县，打开通向贵州的门户。

1935年1月1日--1月3日，强渡乌江。

1935年1月7日，占领贵州遵义市。

1935年1月15--17日，遵义会议。

1935年1月28日--2月9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在贵州土城与川军郭勋祺等部队激战，双方损失惨重，一渡赤水。

1935年2月28日，再占遵义城。

1935年3月21日，由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四渡赤水）。

1935年3月29--31日，南渡乌江。

1935年4月25日，进入云南，分三路西进。

1935年5月9日，在云南皎平渡渡过金沙江。

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先遣队自四川石棉县安顺场强行渡过大渡河。

1935年5月29日，占领四川泸定县泸定桥。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越四川夹金山。

1935年6月27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越第二座大雪山（四川梦笔山）。

1935年7月2日，翻越第三座大雪山（四川亚克夏雪山）。

1935年7月6日，翻越第四座大雪山（四川昌德山）。

1935年7月7日，翻越第五座大雪山（四川打古山）。

1935年8月7日--14日，过草地（四川松藩草地）

1935年8月29-31日，全歼堵击红军北上的胡宗南部第49师，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

1935年10月19日，抵达吴起镇（今陕西吴旗县），中央红军长征结束。

1、在军团与军团之间，使用无线电台。

2、在军团和下级部队之间使用有线电话或通讯员人工传递。通讯兵往往要背着大捆的电话线在司令部前面选点架线。

3、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共有3架电台，其中有一架是专门侦察敌台。当时红军在侦听和破译国民党内部的电讯方面是相当成功的，往往国民党自己的部队还没接到电文，红军却已得到了。而红军的密码却经常变化，根据红军自己掌握的情报，国民党军队从未截获过红军的电文。

国画大师吴作人创作的爬雪山。

红一方面军曾经一共翻越了四座雪山。其中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是第一座，让红军战士记忆深刻。爬雪山的1935年6月正值盛夏季节，红军的衣着都还比较单薄，也无法找到更多更厚的衣裳。而翻越这座雪山的时间 必须控制在上午9点到下午3点以前，因为早上和下午夜晚都是非常恶劣的天气，一般人根本无法忍受。

红军们计划准备烈酒、辣椒来御寒，可是条件所限无法买到。能找的只是每人一根棍子。6月12日，杨成武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登山之前的隆重时刻：“（此时）每人手中拿着一根木棍，有的小心翼翼地夹在腋下， 有的兴致勃勃地上下挥舞，随着‘征服夹金山，创造行军奇迹’的口号声中，无数根木棍一齐指向天空，像呼地竖起的一片无叶的树林。”

在飞雪弥漫、空气稀薄的亘古冰山上，来自温暖南方的红军战士被难以忍受的寒冷和窒息所包围。越往上走气温越低，脚下的路冻得梆梆硬，木棍着地发出“咯咯”的声音。待走到半山腰，又有新的危险，如果不小心滑下雪岩，在松软的雪中就会越陷越深。在雪山上，不但要抵御寒冷，还要面临因空气稀薄呼吸困难的痛苦 。红军战士头晕腿软，一步一停，一步一喘。但是并不敢真的歇下来，因为一旦坐下去就永远起不来。

这是一次以人体向恶劣的大自然环境挑战，与战争的残酷性相差不了多少。红军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在爬雪山中再次发挥作用。事先已经有人编好了爬雪山注意事项的口诀：“夹金山，高又高，注意事项要记牢；裹脚要用布和棕，不紧不松好好包。到了山顶莫停留，坚持一下就胜利。病人走不起，帮他背东西，大家互相想办法，一定帮他过山去。”

而先头打前阵的战士已经用刺刀在雪上挖好了踏脚孔，后面的战士就手拉着手，踏着这些脚印谨慎地前进 。

童小鹏描绘了他爬上雪山颠峰的情景：“山上风大很冷，几乎欲发抖，故树木不植，仅一些矮草生起也表 出委靡之概。至极顶见北面一片晰白，乃是去冬积雪。以手持木棍透入，直至将木棍完全淹入才抵地面，大约有三尺余深。……此路前面曾有部队过，因冷甚，故因病掉队冻死者十余人，这确实是有生以来未有之境遇也 。”

爬雪山中伤亡人员多为后勤人员，如担架员和炊事员；当时无法看护病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送下山 ，可是谁也没有力气这么做，往往还没送到低处，就牺牲了。有些是冻死的，有些人根本就喘不过气来。林彪在夹金山顶上几次失去知觉，是靠了警卫员的帮助才翻过山去，毛泽东也走得十分吃力，警卫员想过去帮助他 ，可他们自己也陷入了困境，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几乎晕倒，是毛泽东及时把他扶住才没倒下去。患重病的邓颖超见路难走，坚决不肯躺担架，她脸色灰黄地伏在马上，却还不忘为身边的人鼓劲。

杨成武回忆说，翻越夹金山顶后举目四顾，伫见千里冰雪，银峰环立；俯视山下队伍，如灰色长龙，蜿蜒而上，将琼玉世界划成两半。最后，过完雪山，红军战士们包括毛泽东都顺着坡滑到山下，但这一次是有惊无险了。如今此处已被当地开发成旅游景点，名字就叫“红军滑雪坡”。

后人们或许并不知道这个数字：夹金山上，仅红一方面军就有400多名官兵永远地留在了冰雪之中。据权威统计，红军在长征中伤亡最多的战役是湘江战役，而行军中的减员最集中的就是雪山和草地。仅在1935年7月--1936年8月间，仅亚克夏雪山至黑水途中，红一、四方面军就有近万名战士倒下。他们的坟包很快就被雪掩埋了。

随后，在川西北以及滇西北的莽莽雪峰中，这片地理上属于横断山系的区域中，先后有十几座海拔4000米以上、人烟罕至的雪山极顶印上了红军的足迹。这些生命的禁区使得红军付出了比日常作战还要惨重的代价。

在今天科技发达，装备充足、保障到位的情况下，营养状况良好的现代人去攀登其中的任何一座雪山都堪称“探险”；而在整整70年以前，这支能够以简陋得难以想象的装备却征服一座又一座雪山的军队，这或许就是信仰的力量所至。

“红军烈士墓”位于红原县与黑水县交界处的亚克夏山北坡的桠口上，距红原县刷经寺镇约13公里。亚克夏山海拔4800米，是中国工农红军于长征途中连续翻越的第三座大雪山，也是中国工农红军往返翻越次数最多的一座大雪山，不少红军战士在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52年，奉命前往黑水剿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线部队轻骑兵师137团进驻桠口，在其营地附近发现了十二具排列整齐的红军遗骸，于是收殓遗骸，造坟立碑，敬献花圈，举行了一个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1982年，有关部门拨款由红原县人民政府重建。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是中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

红军过草地之艰难，也是后人难以感受到的。1935年8月7日，红军左路军先头部队红25师74团率先进入草地，自此，长征中最为悲壮的死亡行军开始了。

进入草地前，红军也是动用了一切手段筹集粮食，甚至还抢割了不少藏民的青稞，但是，原本就贫瘠的川西北即使穷尽全力也无法满足10万红军的吃饭要求。于是，中央“每人备足7天粮”的命令就不得不大打折扣，粮食不足，使红军在过草地时付出了太多的生命代价。

茫茫草地，一望无涯，遍地是水草、沼泽、泥潭，根本没有路。人和马必须踏着草甸走，从一个草甸跨到另一 个草甸跳跃前进。或者拄着棍子探深浅，几个人搀扶着走。这样，一天下来，精疲力竭。

过草地最怕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泥沼一般很深，如果拼命往上挣扎，会越陷越深，来不及抢救就会被污泥吞噬。当年的红军，往往是一个人陷进去后，另一个人伸手去拉，用力过猛也会被带着陷进去。后来有了经验才知道，要慢慢移动身子才能上得来，或者将绑腿带缠在被陷进同志的腰间才能拉得上来。经验总是因为死亡的实验而变得非常正确。特里尔在他的毛泽东传记中描述：“陷入的沼泽、藏民的敌视、骄横和对毛泽东一系列政策的不明了，使毛失去了上千名战士。”藏族首领对汉人深怀敌意，她威胁说，谁要帮助红军，就活活煮死谁。

途中的泥水不仅不能饮用，而且破了皮的腿脚泡过，还会红肿甚至溃烂；还怕下雨：草甸本来就难走，天下着雨，脚底下更软、更滑，稍不慎就摔倒，掉进泥沼里去。草地上有不少河，有的水浅好过一点，有的河宽流急很难过，如果遇着下雨更难了。身体虚弱，挨冻受饿，禁不住冰冷的河水刺激。几乎每过一条河，即使是一米深的小河，都有战士倒下。

黄克诚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有一次，部队正在淌水过河，突降暴雨，河水猛涨，激流滚滚，尚在河中的人不少被大水冲走吞没。就这样，数不清的红军战士陈尸草地。

不少红军战士在进草地之前来不及磨面，带的是青稞麦。只能一颗颗咬着吃，带的少，就一颗颗数着麦粒吃，尽量节省多吃一两天。咬青稞麦既吃不饱，还难于消化。一般战士准备的干粮，两三天就吃完了。这时候 ，草地才过一半。

中国人数代熟知的吃草根、煮皮带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历史的部分。

一开始先头部队还有野菜、树皮充饥，到了后续部队，则连野菜、树皮都吃不上，更辛苦。没有能吃的野菜，就将身上的皮带、皮鞋，甚至皮毛坎肩脱下来，还有马鞍子，煮着吃。

有的战士饿得实在没吃的，就将别人屙的屎里没有消化的青稞麦，或者自己屙出来的，一粒一粒挑出来，洗了再用茶缸煮着吃。喝也是同样艰苦，有的战士，人尿、马尿都喝过。饥饿和疾病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死亡越来越多，后边的人无须向导，顺着络绎不绝的尸体，就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

草地天气，一日三变，温差极大。为了御寒，各人穿戴五花八门：有穿着厚衣的，但更多还是穿着单衣或夹衣；有裹着毯子的，也有的披着各种兽皮；有头戴草帽斗笠的和顶着油布、打着雨伞的；有脚穿皮鞋或兽皮靴子的，仍然穿着草鞋甚至赤脚的也不少。

在草地的几天里，脚是湿的，衣服是湿的，到了宿营地，地是湿的，柴草是湿的，身上几乎没有干过，几乎能冻死人。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过草地那些日子，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肚里是饱一顿饥一顿，走路是深一脚浅一脚。软沓沓，水渍渍，大部分人挺过来了，不少人却倒下去了。”

草地净是泥泞渍水，一般很难夜宿。在草地里以露宿为多，但得注意睡着后不要跌倒或滚到深水泥沼里去，那就没命了。但是，夜晚太冷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往往会看到草地上长眠着一些战士，甚至是跟自己背靠着背休息的战友。

在这片死亡之海，红军部队以班、排、连甚至营成建制地牺牲是屡见不鲜的事情。

红1军团有一个班，整整齐齐地两人一组，背靠着背，怀里抱着枪支，像熟睡了的样子就再也没有醒过来。特别是快走出草地的最后两天，像这样静静地长眠在草地的是成片成堆。

据史料记载，大约有1万多名红军战士长眠于此，而原本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就因为与一方面军分分合合 ，数次翻越雪山走过草地，以至于8万精兵折损近半。

他们的敌人在沿途的风光与山色中。

司令部：125人，15匹牲口，有青稞不到500斤，肉干50斤。

警卫连：120多人，有青稞450斤，肉干78斤。

炮兵营：125人，10匹牲口，青稞600斤。

直属队：共1300多人，各单位筹备的粮食，够用7天。但盐巴很少，羊、牛肉干没有盐，味道很差。

过草地时，决定头牲口带粮60斤，大人带粮25斤，小孩带粮15斤。

廖承志在长征途中画的画。

1933年廖承志参加四方面军之前曾在上海担任海员工会的秘书。据说1934年，有人注意到，他的党员登记表上面写着，他的父亲是国民党代表，他的母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于是被错控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双手被绑在身后，强迫行军。

红军出发长征是一次军事与政治的战略转移。但最终落脚点选择在哪里，在哪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却并非一开始就明确的。长征的落脚点乃是在行进中不断选择。

对于红军如何选择落脚点的重要问题，在中共党史和军事史的论著中亦无明确论述，并没有被给予应有的重视和关注，因而给后人一种印象，仿佛长征一开始就是为了转移到陕北，或者遵义会议后就确定要到陕北。其实这种理解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事实上在长征途中，根据敌我情况的变化，红军不断改变落脚点的原定设想和计划，对此，沿途报道长征的《红星》报上均有记录。从以下的整理来看，红军曾经共有6次选择结束时的目的地的机会。

1、湘西

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1934年11月25日，《红星》报在《以坚决勇敢的战斗，消灭当前的敌人》的社论中指出红军“推动了赣西湘南千里地区中广大群众的斗争，调动与打击了蒋介石及湘粤桂之敌，保卫了中央苏区，配合了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反攻中的伟大胜利”。

2、遵义

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新苏区。1935年1月15日，《红星》报在《用我们的铁拳消灭蒋介石主力争取反攻的全部胜利！》的社论中写到“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新苏区根据地”是“最近政治工作的中心”。

3、云南贵州四川三省边界

1935年2月10日，《红星》报发表了《为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而斗争》的社论指出：“在我们未到达遵义以前，我们提出了创造川黔边新苏区的任务……但是四川敌人却又动员了较大的兵力来对付我们，使得我们暂时不能顺利的向川南前进。为了不致受川敌的牵制而限制了自己的机动，我们转到了云南边，最后才确定了我们赤化的目标是在云贵川边首先是在云贵边来创造我们新的苏区根据地。”

4、贵州北部

1935年3月4日，《红星》报在《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的社论中传达了建立黔北新苏区的决定，号召全体红军继续打胜仗，以“巩固遵义桐榨完全奠定黔北新苏区的基础”，为“赤化贵州而战”。

5、川西北

1935年4月10日，《红星》报在《一切为着创造新苏区》的社论中提出“目前我们有着顺利的客观条件来创造云贵川新苏区。”5月22日《红星》报发表《迅速渡过大渡河，创造川西北新苏区》的社论，传达了抢渡大渡河，创造川西北新苏区的战略决策。6月15日《红星》报在报道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夹金山会合的社论《伟大的会合》中又提出新的任务是“赤化全川”。

6、四川陕西甘肃三省

1935年7月10日，《红星》报在《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的社论中指出“我们当前的任务就不是为着到达一定的地区而进行长途的行军了，我们现在是下定决心，用进攻的战斗争取与敌人决战的胜利，创造川陕甘新苏区。”

还有一个计划中的落脚点不曾被《红星》报所知。在俄界会议上，毛泽东曾发言认为应打到苏联边界去。当时红军大受挫折，张国焘分裂出走，只剩红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为了保存实力，当时毛泽东的观点是“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示和帮助，整顿休养兵力，然后再求扩大队伍……我们完全拒绝求人是不对的，我们是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

1936年2月，长征途中，王震与苗族人的合影。一开始，苗族人对红军都很害怕，纷纷从家里逃到山里，躲藏起来。红军长征期间有三分之一的路程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里经过的。代表贫苦阶级的红军和地处偏僻生活艰难的少数民族之间，却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沟通。能不能顺利通过情况复杂的各少数民族地区，就成了长征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此红军在长征途中极为重视民族政策，“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这些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句子在当时却是新鲜的口号。

1934年11月底，红军进入湘桂黔边境苗、瑶等族地区时，红军总政治部颁布了《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要求红军经过苗民地区“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的牛，这些措施得到苗族上层和群众的支持，使红军得以顺利通过。

1935年初，红军进入黔西北、滇东北及四川凉山彝族聚居区。为消除彝族人民的恐惧心理，红军针对彝族的情况印发了布告，布告指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贫民，都是骨肉兄弟。尊重夷人风俗 ，不动一丝一粟。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也就是这份通告首次提到了“长征”两字。 朱德总司令发布的这个《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阐述红军借道北上的意图，严令部队秋毫无犯，并且“没有命令，谁也不准开枪”。

在流传下来的关于红军与少数民族关系描绘的基调都是和谐的，但事实上当时的情况则是非常紧张的，有些数量较少的先头小部队、掉队的红军在路过彝族区域时，甚至被脱光了衣服。这样的情况也同样出现在国民党的部队里。不过，红军最终采用了智慧的政策，刘伯承与彝族的头人结拜为兄弟，并提供武器给对方，以借道的方式，红军主力用了7天7夜安全通过。接下来红军就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和方式强渡天险大渡河，攻克泸定桥。

红军参谋长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支头人小叶丹在彝海边杀鸡共饮血酒结盟为兄弟的故事，史称“彝海会盟 ”，这个地方在距冕宁县城28公里之外的群山之中，是一个海拔2280米、森林环抱的高山湖泊，名为“余家海子”，现在当地立有纪念碑，中国的各界领导人包括胡耀邦、江泽民都有题词。不过由于这里路途遥远，来这里的游客并不多；就是专门走红色旅游线路的团队，很多也把大凉山视为畏途。

红色革命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在这一张照片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真实的历史，却远没有这么简单，这么纯粹，其背后蕴藏着历史多元性和复杂性的故事，也并不那 么轻松。当年红军战士陈靖在重走长征路后曾撰文说：“如果说彝民生来就和红军有骨肉之情，红军一到，作为奴隶社会的头人小叶丹就晓明大义，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天方夜谭。”（《解放军报》1987年9月12日）

而中共冕宁县委党史办公室的文章《红军长征过彝区探讨》也承认：“红军以‘统战政策’‘收编’的这支‘游击队’，就当时红军匆匆北上和彝族自身奴隶制度特点而论，这仅是一个封号而已。”据史料说，前头的一、三军团过境后，五军团的部队就常常被彝民们拦住，要钱，要东西。其中也有小叶丹沽基家支的人，而且还打着刘伯承送的那面旗，给了他们仍然不太平，五军团掉队人员就常常就遭到被抢、被扒光衣服的情况。从某个角度来说，“歃血”在当时彝族社会中是相当可靠的，但在关系到枪支问题上，“歃血”却并非绝对可靠 。因为对经常冤家械斗、对外掳掠的奴隶主来说，枪是最重要的。这些后事因为涉及到敏感的“民族政策”并不为人知。

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经过了10个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区：

分别是苗族、瑶族、侗族、布依族、壮族、彝族、羌族、回族、裕固族、藏族

在长征中历时的13个月371天里，其中经历各民族区域的时间天数和所在百分比为：

汉族区域为246天，占66.3%；

藏族区域92天，占24.8%；

苗族区域21天，占5.66%；

彝族区域5天，占1.35%；

回族区域4天，占1.08%；

瑶族区域2天，占0.54%；

侗族区域1天，占0.27%。

（原载1937年2月编成于延安的《红军长征记》）

单家集在甘肃省的静宁县西南，是一个较大且富有的市镇，约有四百以上居民，悉是回民。

一九三五年十月一开头，就在部队中进行着广泛深入的争取回民的宣传解释工作，最主要的是号召全体红色战士，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全体红色战士们互相劝勉说：“在回民前面不要说猪呵！”“不要住清真寺呵！”“我们明天到的单家集就是回民地区。”

五号的那一天，东方光露出鱼肚的白色……打帝打打帝，起床号频吹着，我立时爬起。虽有剌骨的寒风， 地面有狗牙式的冰霜，大家也不感觉寒冷。

未几就出发了。我等数人，受领向单家集群众进行宣传调查的任务，先行出发。刹那间便走了二三十里路 ，进入了纯粹回民的地区。夹道群众笑嘻嘻的提壶送水，迎面而来，向我们慰问说：“同志们，今日走那里来 ，辛苦了，喝开水。”“你们是帮助穷汉谋利益的，喝点开水不要钱。”“今年七月间［注：指农历］红二十五军经过这里，同你们一样好。”“我们是小教。”（即回教）我等一面走，一面谈。“这一带回民群众，对红军的认识很好，受了红二十五军经过此地纪律严明的洗礼。遵守纪律，是争取群众的一个重要前提。”—— 一个同志这样的说。

一步又一步前进三十里了，远远看见正前方房屋比栉，烟气接天，人山人海的群众，老的、少的、男的、 女的，箪食壶浆的，提茶荷水的，拥挤成群。我们越走越近，越走越起劲，看见群众的热烈越兴奋，数里路的开阔地，俄顷就走到。我叫了一声：“穆斯林（称呼回回的）吃了饭吧？你们这里是单家集吧？”群众破口大笑答道：“是的。”“我同你们来讲讲话。”观众蜂涌而来，注目倾听。我们说到借宿营地一事，众答：“前几天就知道了，红军曾经过敝地，我们自己洒扫恭候！”说道向他们采买粮食菜蔬的时候，咸称尽有尽卖。说到汉奸卖国贼马洪［鸿］宾等对他们的欺骗压迫，更是怒愤冲冠，巴不得红军把这些家伙一手生擒活捉，斩草除根。

我受一个年近耳顺的回民，邀入他的家中九-九-藏-书-网。他家大小鹄立熟视，长者请我上炕，幼者捧水上来，真是如兄如弟的亲热、和蔼。看着他们衣食住地的清洁，确为普通居民中罕见。没有面垢不盥，衣垢不洗的人。食物异常干净。用具条理有章。卖了两个馒头给我吃，津津乎有味。

大部队来了，满街塞巷的群众，霹雳啪啦的炮竹声，“同志们辛苦了”的慰问声，“为回民谋利益，争取回民的解放……”的回答声，连成一片。顿时间空气紧张，热闹喧天。为红军行入回民地区的热烈的第一遭， 使最富阶级友爱的红色战士们，分外兴高采烈，喜跃欢呼，连一个“聋古”（即聋子）的运输员，都发笑不已 ，挑起担子走跑步。观众见之，莫不敬爱，称赞红军之和蔼友爱。

我们的朱主任（瑞）特请来了两员“穆斯林”，身穿青衣衫，年近半百，嘴蓄着胡须，头留尿牛松，体格粗壮，精神魁伟，能说汉语，更熟回文，态度敦睦，礼节隆重。与我朱主任谈的是共产党红军对回民的政治主张，以及回民的风俗习惯。因天将黄昏，这两员穆斯林，坚要回去，照常念经。不肯在部餐宿，遂欢送而返。虽近一小时之久，其结果却甚圆满。

转瞬间，过了一晚，部队继续北进。红色战士们，照老例将借来的东西物件（如木板等）均如数奉还，地也打扫清洁，进行热烈的道谢。大家又亲爱的分别了。

*作者：翰文，全名谢翰文（1908－1942），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次年10月到达陕北后，任红军学校宣传科科长。

差不多一年半以来，中国的三支主力红军都在作阵地的大转移。从去年八月任弼时同志等率领第六军团向贺龙同志的地方开始转移起，接着就是十月开始的我们的转移。今年三月，川陕边区的红军也开始转移。这三支红军，都放弃了原有阵地，转移到新地区去。这个大转移，使得旧区域变为游击区。在转移中，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对的，因为这是事实。但是有人说（例如张国焘）：中央红军失败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 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