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军团13师师长陈伯均肠胃不舒服，他在日记里记了治疗的方法，由于还是长征初期，医药充足，他注射了两针的预防疟疾的药，吃了6个泻丸，还有一盒百合粉和牛乳。不过到了后来，再犯病的红军战士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在艰苦的行军、频繁的战事中，红军的伤员不断增加。1934年11月3日，陈伯均在日记里记下“途中敌机两架大肆骚扰，并掷弹十余枚，我伤四人……这几日因久治不愈，而致命故不下十人。”他还提到“行军卫生太差，沿途粪便狼藉，污秽不堪，对我之健康实有很大防碍，这的确是须要即起纠正的一件大事。”

长征越是进行到后面，红军的药品、医护用品就越是匮乏：没有纱布，只好用厚纸代替，裁成窄窄的小条；仅有的绷带剪成大小方块，只够包在伤口处，外面用纸裹好；战士们、护士们腿上裹的绑腿都变成了绷带。

陈伯均的脚因为过去负过伤，到1934年12月已经不能着地了，两个月的剧烈行军，被医生诊断为骨膜炎，只能坐担架。他在担架队里遇见了聂荣臻，后者因为爬山脚被刺破感染化脓。

长征开始后三天，胡耀邦便患了疟疾，一个多月才康复。他后来回忆说自己能够活下来应归功于担架和良好的医疗。

1935年5月，胡耀邦再在遵义被国民党的飞机炸伤，被送到天主教堂的野战医院，在那里一个叫王彬的医生给他动了手术。胡耀邦认为王彬是红军中最好的外科医生，王彬曾就医国民党部队，是一位少校军医。但这样的人在红军部队里非常稀少。

长征途中红军许多高级军官都有负伤或患病的记录，除了上面的几个名字，还有罗明、钟赤兵、张云逸、张宗逊、文年生、李寿轩、白志文等等，包括长征途中红军总医院院长傅连暲自己也是经常咳血、胃痛。而毛泽东、王稼样在长征一开始就带着病体出发，周恩来更是差点命丧草地。长征快要结束时，邓小平也得了很严重的伤寒。这些人因为患的病比较严重，才得以记载下来。更多的小病小痛以及因战斗负伤的则不计其数。

据在长征期间担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护士的张云回忆：行军当中，医院、卫生所没有敷伤口的软膏，就只好熬开猪油代替；好多伤员伤口发炎溃烂、化脓生蛆。由于缺医少药，一些伤员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限于条件，当时对病患的治疗都是简单的方法，例如患感冒就是喝辣椒汤，外伤则是用盐水清洗，得了痢疾就研点鸦片内服。

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的医疗条件简陋，缺乏医术熟练的外科医生和化验仪器药品，无法用输液输血的方法抢救失血过多的危重伤员。于是只好到乡村山间寻找老中医来医院治病救人，这是经常的事。

李耀宇当年曾在巴山腹地王坪的临时红军总医院参加过护士训练班，他在自己撰写的《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的文章里这样描写过医院里的场景：

“当时，一般的疾病主要靠中药治疗。有伤病员发作腹痛，浑身大汗，呼天抢地是叫唤。老中医让护士赶紧研磨墨汁，又找来一颗步枪子弹，拔去弹头，把弹壳里的火药倒进墨汁，马上给病人灌服。一会儿，闹病的伤员就从竹床上爬起来，抹一把脸上的冷汗，咧嘴一笑，好了，肚子不痛了。”

“红军总医院里二百多名十多岁的小护士，身穿五颜六色的各式衣服，以瘦小的身躯，每天承担繁重的医护任务，为伤病员打水打饭，洗衣擦澡，采药制药，运柴运粮。医院里唯一的白颜色是晾晒在竹竿上的白纱布 。纱布条上的血痕斑斑点点。”

“为了解决药品和医疗器械缺乏的困难，红军总医院通过几种渠道开辟来源。一部分依靠白区地下党组织购买，秘密地运进根据地，但由于敌人封锁严密，交通阻塞，数量较少；另一部分药品和器械要依靠红军在战场上的缴获，但数量也是较少；主要的来源是靠总医院医务人员自力更生，试制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最初 ，麻药奇缺，给伤员开刀时，几乎没有麻药，只能凭伤员的忍耐来强行实施手术，后来用白酒和漂白粉混合通过蒸馏制成一种麻醉剂，效果较好。红军总医院还用大烟土为原料，制成镇痛片、‘救急水’等药品。”

“医院不仅缺乏药品和医疗器械，就连一般用的卫生用具也没有，没有尿壶，医务人员就用大楠竹筒做成‘夜壶’，给伤病员当尿壶。每天早晨护士们把伤病员用过的楠竹筒抱出去倒掉，再冲洗干净。……当时的医护条件很原始，医院里每天都有伤病员死亡，山坡上柏树和枫树下，天天堆起十几座土坟。”

而另一种死亡则更让人心酸。由于长征途中部队规定不能多吃，红军战士长期过着的饥饿生活，没吃没喝，胃已萎缩了，在宿营地里一下子吃硬饭，或者吃得过多，都有可能被撑死。不少红军就有因为吃多了被撑死的，疼得在地上打滚，那场面很吓人。

长征途中，有几个女同志还经受了分娩的痛苦和磨难。周子昆的爱人曾玉是第一个遭受这种不幸的女性。她在江西苏区时就已怀孕，长征出发时本没有她，她是怀着身孕偷着追上红军长征队伍的。爬过老山界后，曾玉就生产了。当时没有吃的，只能喝豌豆苗熬汤。

在长征路上生产分娩的还有贺子珍、陈慧清。贺子珍产后不久即遇到了一次空袭，一颗炸弹正好落在她身边爆炸，身上中了17块弹片，一直到后来去世，脑颅里仍残留着几块弹片。

腹泻、食物中毒、红眼病、疟疾、疥疮、腿部溃疡、雪盲症、 便秘、胃病、伤寒、咳嗽、肺病、伤口感染、高山病

红军长征到达毛儿盖时，周恩来高烧不退，直到昏迷。由于得疟疾的人很多，一开始周恩来是按疟疾治疗的，但症状始终不消。后来才确诊为肝脓疡。在长征中，做穿刺、开刀都不具备条件，只好用冰敷。战士们跑到60里外的雪山上取来了冰块，敷在他的肝区上方，控制炎症不再发展。为了防止溃疡部位化脓穿孔引起腹膜炎，用了些口服药。

周恩来三天中粒米未进，排了半盆绿色的脓，才慢慢好起来。此时生病的邓颖超坚决要守护在周恩来身边。过草地时，周恩来还是不能动，坐担架走。邓颖超就骑马跟在他后面。

过草地的七天七夜中，周恩来又发过一次高烧，当时仅有的一支退烧针给他注射后，烧也奇迹般退了。邓颖超则在过草地的第一天遇险，因为骑的马惊了，她掉进了沼泽地。当时周恩来的担架已经走过去了，邓颖超躺在沼泽地里，直到后边来人才把她拉了出来。邓颖超此前也患了肺病，不时吐血在地，长征的大部分时间她也同样是在担架上度过的。

长征期间红军总医院院长傅连暲。他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1926年读了瞿秋白所著之《新社会观》，受到影响，因此同情革命。1932年秋天，毛泽东在福音医院老古井病房疗养达4个月之久。傅与毛朝夕相处。而之前他救助过南昌起义的伤员，还为全体红军将士接种牛痘，预防天花。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最终他成为了红军的第一个红色医生。

1933年初，中央红色医院正式成立，傅连暲当院长。长征开始后，傅连暲主动申请参加，尽管此时他自己已身患肺病、胃病和痔疮。后来他被编入代号为“红章”的中央纵队。由于傅连暲不会骑马，红军特地为他准备了一顶四人抬的轿子，于是傅连暲成了惟一一个坐轿长征的人。不过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时，由于轿子目标太明显，山路太狭窄，队伍太拥挤，就把轿子换成了马。

在湘南的行军途中，不擅骑行的傅连暲曾连人带马跌入水流湍急的深河中，被战士救起，所幸只受了点轻伤。还有一次在过西康夹金山时因空气稀薄昏迷不省人事。

在长征途中，傅连暲拖着瘦弱的病体，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办起了医务人员培训班，自己编写讲义，自己讲课，紧急培养了一批医务人员。途中药品用完后，傅连暲便利用基督徒的特殊身份，在沿途的教堂中找药，解了燃眉之急。

1936年在宁夏的同心城，傅连暲和红四方面军女战士、医务训练班学员陈真仁相爱并举行了长征途中最浪漫和热烈的婚礼。朱德等领导人以及美国马海德医生均前来祝贺。但婚礼正在进行中，突然接到总部急行军命令，部队连夜紧急出发，因为胡宗南的部队从南面追上来了。建国后傅连暲继续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看病。但到了1968年，依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