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重又回到了城里，住在一座二层楼的白房子里，它像一口能装很多死人的棺材。房子是新的，却有点像得了怪病那样全身浮肿，又像一个乞丐突然发了大财一下子吃胖了似的。房子的侧面向着大街，每一层都有八面窗户，房子的正面是四个窗户；楼下的窗户则朝向狭窄的通道和院子，楼上的窗户越过围墙可以看到洗衣工的小屋子和肮脏的冲沟。
我通常所认为的那种街道，这里是没有的。房前是一大片冲沟，其中有两个地方被土堤切断。冲沟的左边延伸到犯人劳改场，院子里的垃圾都倒在这里，于是沟底下积满了深绿色的脏水。右边，冲沟的尽头，是淤泥很多的“星星地”，散发着酸臭味。冲沟的中心正对着我们的住房，这里有一半地方堆满了垃圾，并长满了荨麻、野牛蒡、酸模；另一半地方被神父多里梅唐特·波克罗夫斯基辟为花园。花园里有一座用薄木板搭建的油了绿漆的亭子。如果有人拿石头扔在亭子上，那木板定会被砸碎。
这个地方极其枯燥，脏得无法容忍。秋天这块堆垃圾的黏土地被糟蹋得更严重，好像上面涂满了棕红色的焦油，一脚踩上去就被粘住。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小的地方竟堆上这么多的垃圾。过去我已经习惯了旷野、森林等干净的环境，这个城市的一角却让我感到愁闷。
冲沟后面是一道道破旧的围墙，在它们中间很远的地方有一座褐色的小房子，去年冬天我在鞋店当学徒时就住在这个地方。它离我那么近，更让我感到难受。为什么我又得住这条街呢？
我认得我的老板，以前他跟他弟弟常到我母亲那里做客，他那位兄弟老是可笑地尖着嗓子说：
“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
他们俩还跟过去一个样：老大长着鹰钩鼻子，头发很长，外貌令人愉快，看样子比较和善；弟弟维克多依旧是一张马脸，满脸雀斑。他们的母亲（我外祖母的妹妹）很爱生气，常常大喊大叫。老大已经结婚，他的妻子很丰腴，白得像个小面包，有一双乌黑的大眼睛。
刚来几天她就两次对我说：
“我送给你妈妈一件丝绸斗篷，带珠子的……”
不知为什么，我不愿意相信她会送东西给人，也不相信母亲会接受她的礼物。当她第二次对我说送斗篷的事时，我就劝说她：
“你送了就不要夸耀了。”
她吃惊地从我身边后退了两步。
“什么？你在跟谁说话？”
她脸上布满了红斑，眼珠子突出，叫唤了她的丈夫。
她丈夫手里拿着圆规，耳朵上夹着铅笔，听见妻子叫唤，便走进厨房里来，对我说：
“你对她及所有的人都得以‘您’相称。说话不得无礼！”
然后又不耐烦地对妻子说：
“你不要因一点小事就来打扰我。”
“怎么是小事呢？如果你的亲戚……”
“什么亲戚，见鬼去吧！”老板大声喊道，走开了。
我也不喜欢这种人是外祖母的亲戚。根据我的观察，亲戚们之间的关系比外人还要坏，有什么坏事和可笑的事情彼此了解得比外人还要多，造起谣来更恶毒，吵架打架更是常事。
我倒有点儿喜欢老板。他老是优雅地把头一甩，把头发撩到耳朵后面去。这使我想起了那位“好事情”（高尔基的《童年》中的一个人物。），他经常高兴地微笑，一双灰色的眼睛显得温厚善良，鹰钩鼻子旁边的几条可笑的皱纹常常有趣地抖动几下。
“你们吵够了吧，两只野母鸡！”他对妻子和母亲说，温和的微笑中露出一口细小而坚实的牙齿。
婆媳天天吵架。我很奇怪，她们怎么那么容易那么快就吵起来。从早晨起，两人头发没有梳，衣服也没有穿好，就开始在房间里折腾起来，好像是家里失了火似的。她们整天忙忙碌碌，只有在吃午饭、喝晚茶和吃晚饭的时候才会在桌旁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她们吃得很多，喝得很多，直到喝得醉醺醺、累得筋疲力尽为止。吃午饭时，她们谈论吃食，懒懒地对骂几句，为大吵大闹做准备。不管婆婆做什么菜，媳妇总是说：
“我妈妈可不是这么做的。”
“不这样做，那一定做得不大好吃！”
“不，更好吃。”
“那你就找你妈去吧！”
“我是这里的主妇！”
“那我是谁？”
这时老板就出来干预了：
“够了，两只野母鸡！你们怎么啦，发疯了吗？”
这家人的一切都有说不清的奇怪和可笑：从厨房到饭厅要穿过住宅里唯一的一间又小又窄的厕所，送茶炊和菜饭到饭厅也得经过这里，于是厕所就成了各种笑料的对象，常常引出各种可笑的误会。往厕所的水槽里添水是我的职责。我睡在厨房里，正对着厕所的门，也挨近正门的门廊，我的头被炉灶烤得很热，门廊的风则直吹我的脚，我躺下睡觉时便把全部的粗地毯收在一起，盖住我的双脚。
大厅里挂着两面镜子，金色的镜框里装着《涅瓦》杂志作为赠品赠送的两张画，一对牌桌和十二把弯曲的木椅子，房间里空荡荡的，令人觉得乏味。小客厅里倒是塞满了各色各样的细软家具，几个玻璃柜里陈列着“陪嫁”的银器和茶具。屋里装饰着三盏灯，一个比一个大。在黑暗的没有窗户的卧室里，除一张宽大的床之外，还立着一些衣柜和大箱子，从里面散发出一股烟叶和红花除虫菊的气味。这三个房间老是空着，一家人都挤在小饭厅里，彼此都很不方便。喝完早茶后八点钟，老板与弟弟便立即摆好桌子，摊上白纸，搁上仪器盒、铅笔、带墨汁的砚台，开始工作，一人坐在桌子的尽头，另一人坐在对面。桌子把整个房间都占去了，并时常晃动，保姆和主妇从育婴室出来时，身子都要碰着桌角。
“你们别在这里走来走去！”维克多大声嚷道。
主妇生气地对丈夫说：
“瓦夏，告诉他，别冲我大声喊叫！”
“可你也别碰着桌子。”老板温和地劝导她。
“我怀着孩子，这里又那么窄……”
“好吧，那我们到大厅去工作。”
但是主妇怒气冲冲地叫起来：
“天哪，干吗在大厅里工作？”
这时从厕所门后面探出马特廖娜·伊万诺夫娜凶狠的被炉子烤红了的脸，她大声喊道：
“瞧，瓦夏，你在工作，而她占了四个房间还不能把小牛犊生下来。这个来自格列别什克的贵族太太，就那么点出息！……”
维克多幸灾乐祸地笑了笑，老板则大声喊道：
“够了！”
可是媳妇却用其恶毒而又善辩的口才，骂得婆婆狗血淋头，然后倒在椅子上，呻吟道：
“我走，我不活了！”
“你们别妨碍我工作，真见鬼！”老板气得脸色发白，怒吼道，“全家都疯了。知道吗，我为了你们腰都累折了！啊，你们这些野母鸡……”
起初，这种吵架使我害怕，特别是当女主人拿着餐刀跑进厕所里，把门扣上，关在里面疯狂咆哮的时候，我非常害怕。屋里顿时静了下来。后来老板双手扶在门上，弓着背对我说：
“来，你爬上去把上面的玻璃打碎，把门钩挑开！”
我灵活地跳到他的脊背上，砸破了门上面的玻璃，但当我弯下身去时，女主人用刀把拼命打我的脑袋，不过我还是打开了门，于是老板一边打一边把太太拖进餐厅里，把餐刀从她手里夺下来。我坐在厨房里揉着被打的脑袋，并很快就明白过来，我白挨打了：那是一把很钝的刀子，连切面包也很困难，何况是人的皮肤，那是无论如何也切不破的；我也不需要爬在老板的背上，站在椅子上就可以把玻璃打碎；再说挑门钩的事，其实也不用我爬上去挑，大人的胳膊长，更方便。打从这件事之后，家里人的吵闹我再也不害怕了。
他们弟兄俩都参加了教堂合唱团，常常是一边工作一边小声地哼哼。老大唱的是男中音：
“我把姑娘心爱的戒指”
“掉——进了——大海里……”
弟弟用男高音接下去：
“丢掉了这枚戒指，”
“也就丢掉了我幸福的人生。”
从育婴室里传来女主人轻轻的声音：
“你们疯了吗？小孩在睡觉呢……”
或者是说：
“你，瓦夏，已经结了婚，就不要唱什么姑娘长姑娘短的歌了，干吗还唱这个？况且晚钟就要敲响了……”
“好吧，那我们就唱教堂里的歌……”
但是女主人又提醒他们说：“随便什么地方都唱教堂里的歌是不合适的，况且这里还……”她暗示性地指了指那扇小门。
“我们该换换住所了，要不，鬼知道会怎样呢！”老板说。
他也经常说，要换换桌子了，但连续说了三年也没有换。
听老板一家人议论别人时，我就想起了鞋店，那里他们也是这样地议论人的。我很明白，这些老板都认为自己才是城里最好的人，唯有他们知道处世为人的最准确的规则，并依据这种规则（我不懂这些规则）去对一切人进行无情的残酷的审判。这种审判使我对老板们的这种规则产生了强烈的憎恶和懊丧，从而破坏这种规则便成了我快活的源泉。
我的活很多：要干清洁女工的各种杂活，每周三要擦洗厨房地板，洗涮茶炊及铜制餐具，每周六要擦全部房间和两个楼梯的地，要把烧炉子用的木柴劈好，并搬过来堆放好，要洗餐具、洗菜，随女主人上市场，提着盛满菜蔬的篮子跟在她的后面，还要跑商店买东西，进药房买药，等等。
直接管我的人是我外祖母的妹子，一个喜欢唠叨、老要生气的老太婆，她起得很早，每天六点钟左右就起床，只穿一件衫衣，匆匆地洗把脸，便跪在圣像面前，久久地向上帝诉苦，抱怨自己的生活、孩子和儿媳妇。
“上帝啊！”她把手指捏成一撮贴在脑门上，声音里含着泪水喊道，“上帝，我什么也不求，什么也不要，只求你让我休息！上帝啊！施展你的力量，让我安宁吧！”
她的喊叫声把我吵醒了，我从被子下面望着她，恐惧地听着她的热烈的祈祷。秋天的晨光透过淋了雨水的玻璃，照进厨房的窗户里，在寒冷的阴暗中，地板上一个灰色的身影不停地晃动着，不停地挥着一只手。她的头巾滑落下来，小脑袋下面露出稀疏的浅色头发，一直披到颈脖子上和肩上；头巾老是从头上往下滑，老太婆便急促地用左手去把它拉正，嘟哝道：
“真讨厌！”
她挥手拍拍自己的额头、肚子和肩膀，并小声说：
“上帝，你要惩罚一下儿媳妇，哪怕是为了我。把我所有的委屈都算在她头上！其次是请你打开我儿子的眼睛，让他去看看她，看看维克多鲁什卡（维克多鲁什卡是维克多的爱称。）！上帝，去帮帮维克多鲁什卡，给他施点恩惠吧……”
维克多鲁什卡也睡在厨房里的板床上。被母亲的哼叫声吵醒后，用半睡半醒的声音说：
“妈妈，这大清早你又在哼叫什么呀！真是要命！”
“好，好，你睡吧。”老太婆歉疚地说。过了一两分钟老太婆默默地摇晃着身体又复仇似的大声嚷道：“上帝啊，让子弹打进他们的骨头，让他们曝尸荒野……”
哪怕是我的外祖父也没有这么骇人地祈祷过。
她祈祷完了后便叫我起来：
“起来，别贪睡了，你不是到这里来睡觉的！……去把柴火抱过来，把茶炊搁上去，昨晚没有把松明准备好吧？唔！”
我努力把一切都尽快地做好，只求不要听到老太婆的唠叨声。可是要做到让她满意是不可能的。她就像冬天的暴风雪一样，在厨房里不停地打转，时而吱吱乱叫，时而大声咆哮。
“小声点，魔鬼！要是把维克多鲁什卡吵醒了，我可饶不了你！到小店去跑一趟……”
平时喝早茶就买两俄磅小麦面包，再给年轻女主人买两戈比便宜的小白面包。每当我把面包买回来时，两个女人都疑心地看了又看，并把面包放在手心里掂量掂量，然后问道：
“没有添头吗？没有？那你把嘴张开！”接着她们便会得意扬扬地嚷起来，“你把添头都吃掉了，瞧，面包屑还在牙缝里呢！”
……我很愿意干活，喜欢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洗地板，擦铜餐具，擦通风口和门把手。我不止一次听到过两个女主人在和睦时对我的议论：
“他干活很卖力。”
“也喜欢干净。”
“就是太鲁莽。”
“嗯，妈妈，是谁教养他的呢！”
这两个女人想在我心里培养对她们的尊敬，可我却把她们看成神经失常的人，不喜欢她们，也不听她们的话，同她们谈话更是以牙还牙。年轻的女主人想必已经发现了她的话对我不起作用，因此越来越经常地说：
“你应该明白，是我们把你从穷苦家里领来的！我送给你妈妈一件丝绸斗篷，还是带有珠子的呢！”
有一次我对她说：
“为了还你这件斗篷，要我从身上把皮剥下来给你不成？”
“天哪，他都要放火了！”女主人吃惊地喊起来。
我感到奇怪极了：为什么是放火？
两个女人常在老板面前告我的状。老板严厉地对我说：
“老弟，你可是要当心点！”
不过有一次他却冷静地对他老婆和母亲说：
“你们也太好了！竟拿这个孩子当马骑！要是换了别人，不是早跑掉了，就是被这种活儿累死了……”
这话使两个女人气得哭起来。他妻子跺着脚气愤若狂地喊道：“难道可以当着他的面说这种话吗？你这个长毛傻瓜。你说这种话，我以后还怎么叫他干活？我可是个有身孕的女人。”
他母亲也哭着哀号起来：
“让上帝饶恕你吧，瓦西里，只是你要记住我的话，你会惯坏这孩子的！”
当她们生气地离开之后，老板严厉地对我说：
“看见了吗，小鬼？为了你，我们吵得多凶啊？瞧，我要是把你送回给你外祖父的话，你又要去捡破烂了！”
我忍不住委屈，就对他说：
“捡破烂也比待在这里强！本来是叫我来当学徒的，可是你教了我什么呢？倒脏水……”
老板抓住我的头发，但很谨慎，我不感到痛。他看着我的眼睛，吃惊地说：
“你着急了！这可不行，老弟，不行啊……”
我以为我要被撵走了。但是第二天，他手里拿着纸、铅笔、三角板和尺子来到厨房里。
“你洗完刀具，就把这个画一画！”
图纸上现出一幅两层楼房的正面图，有许多窗户和造型的饰物。
“这是给你用的圆规！你量一量所有的线，把各条线的两端标在纸上，打上黑点，然后把着尺子，从这一点到那一点用铅笔画上线；先画横的，这就是水平线，然后画直的，这就是垂直线。你就画吧！”
我很喜欢这种干净的活，并开始学习了。可是我怀着敬畏的心情看着纸和工具时，却什么也不明白。
不过我洗干净手之后立即就坐下来学习。在一张纸上画上了所有的地平线，核对了一下，很好！尽管多出了三条线。我又把所有的垂直线画好，却吃惊地发现，房子的正面歪扭得不成样子：窗户都画到窗与窗之间的间隔上去了，其中一个窗户竟画在了墙外悬在空中，房檐则出现在房顶的中间，天窗开在烟囱上。
我久久地望着这些无法改正的怪物，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我想弄明白，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的。问题尚未弄明白，我又决定靠想象来修改它。我在房子正面的所有房檐上、房顶的屋脊上都画上了乌鸦、鸽子和麻雀，而在窗前的土地上画上一些罗圈腿的人，他们虽举着洋伞，也未能完全掩饰他们的残相。然后我又在整个画面上画上许多斜线，把图纸交给了老师。
他高高地扬起眉毛，捋了捋头发，阴郁地问道：
“这是什么呀？”
“下雨了，”我向他解释说，“下雨的时候所有的房子都好像是斜的，因为雨本身就是斜的。瞧，这些鸟——这全是鸟，它们都在房檐下面躲雨。下雨的时候经常是这样的。这边是一些人，他们正跑步回家；瞧，一位太太摔倒了；而那边，是一个卖柠檬的小贩……”
“太谢谢啦！”老板大笑起来，弯着身子，头发在纸上蹭来蹭去，然后大声说，“啊呀，真要把你撕碎，你这个野麻雀！”
女主人来了，她像挺着一个大木桶似的摇晃着大肚子，看了看我的作品后对丈夫说：
“你狠狠地揍他一顿！”
但是老板和善地说：
“没关系，我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比他好……”
他在被我画坏了的正面图上标上了记号，又给了我几张纸。
“去再画一次，直到你弄明白为止……”
我的第二张画稿好一些，只是一扇窗户画到门廊的门上去了。不过我不喜欢空荡荡的房子，我让各种各样的居民住了进去：窗口上坐着手里摇着扇子的太太们和嘴里叼着烟卷的绅士们，其中有一个人没有抽烟，用大拇指顶着鼻子在戏弄别人；门廊旁边站着一个马车夫，还躺着一条狗。
“干吗又画得乱七八糟？”老板生气地说。
我向他解释说，房子里没有人会很寂寞的。他却骂我：
“这一切都见鬼去吧！既然要学，就好好学！你这是胡闹……”
最后当我终于画成了一张与原作相像的正面图时，他才喜欢。
“你瞧，终于学会了！这样下去，你很快就会学有所成的……”
于是他给我布置了作业：
“你去画一张住宅的正面图：房间怎样布置，哪里开门，哪里开窗，哪里该放什么东西。我什么也不告诉你，一切你自己去安排！”
我走进厨房里沉思起来：从哪里开始呢？
可是我的艺术绘图学艺也就到此为止了。
老太婆走了过来，不怀好意地问道：
“你想画？”
她揪住我的头发，把我的脸冲桌子上戳，结果我的鼻子和嘴都被戳破了；她又跳起来，把图纸撕成碎片，把绘图工具从桌子上扔到地下去，然后双手叉着腰，威风十足地大声喊道：
“好，让你画！不，这可不行！让一个外人来画，而把自己唯一的亲兄弟甩在一边吗？”
老板跑过来了，他老婆也过来了，于是又开始了一场野性的混战：三个人都相互找对方的碴儿，啐唾沫，大声喊叫。最后，当两个女人散去后，老板对我说：
“你就暂时把这一切抛开吧，别学了，你自己也看见了，这会闹成什么结果！”
我可怜他——这么一个软蛋，连自身也保不了，每当听到女人的叫喊声，就昏了头脑。
我早就知道老太婆不想让我学手艺，故意阻拦我。每次坐下来学绘图之前，我都先问她：
“没有什么活要干了吧？”
她总是皱着眉头说：
“有事我叫你，你就到桌子边胡闹去吧……”
于是过不久她就会支使我到什么地方去，或者对我说：
“正门的楼梯你都擦干净了吗？墙角上都是垃圾和灰尘，去扫干净……”
我过去看一下，什么灰尘也没有。
“你跟我顶嘴？”她高声嚷道。
有一次，她把克瓦斯饮料泼在我所有的图纸上。另一次，她又把圣像龛里的灯油倒在图纸上。她像小姑娘一样带着幼稚的狡猾搞恶作剧，并用孩子般的笨拙来掩饰自己的奸计。我从来没见过像她那么快、那么容易生气和那么喜欢抱怨一切人一切事的人。一般的说，人都喜欢抱怨，但她抱怨起来却特别起劲，就像是唱歌一样。
她对儿子的爱是近乎疯狂的。这种力量使我感到可笑又可怕，我只能把这种力量称为狂热的力量。常有这样的情况：早晨祈祷之后，她便站在炉炕的踏板上，两只胳膊肘靠在木板床边，热情地小声念道：
“我的儿呀，你是上帝的宠儿，是我的亲骨肉，纯洁的、金刚石般的亲骨肉，是天使的翅膀！你还在睡觉——睡吧，孩子，愿快乐的梦陪伴着我心爱的人，让你梦见你的新娘，她是天字第一号的美女，是公主，是富人，是商人的女儿！你的敌人——将未生下来就死去，而你的朋友——则活到一百岁；姑娘们将成群地追你，就像一群母鸭追一只公鸭那样。”
我忍不住要笑：粗野、懒惰的维克多像只啄木鸟——满脸雀斑，大鼻子，又固执又呆傻。
他母亲的絮叨声常常吵醒了他，他便睡意蒙眬地抱怨道：
“妈妈，你就见鬼去吧，你干吗老对着我的脸唠叨！……我没法活了！”
有时她会从炉炕踏板上走下来，笑笑说：
“好吧，你睡，睡吧……粗暴汉！”
但也有这样的情况：她两腿一弯，顶在炉炕边上，张开嘴大声地喘气，好像舌头被烫伤了似的，连珠炮似的说出许多激烈的话来：
“什么？你竟敢叫你母亲见鬼去，狗崽子？啊哈，你真是我半夜的羞耻，一根该诅咒的剌，是魔鬼把你塞进了我的灵魂里，你应该生下来之前就烂掉！”
她说的话非常肮脏，是大街上酒鬼们说的话，听起来令人吃惊。
她睡得很少，老是心神不定，有时一个晚上好几次从炉炕上跳下来，扑到我睡觉的长沙发上来，把我叫醒。
“你怎么啦？”
“别出声。”她小声说，一边画着十字，一边注视着黑暗中的什么东西，“主啊……伊里亚先知……伟大的殉教者瓦尔瓦拉……千万别让我暴死……”
她用一只颤抖的手点亮蜡烛。她的大鼻子圆脸紧张地鼓胀起来，一双灰色的眼睛恐慌地眨巴着，仔细注视着在黑暗中变了形的东西。厨房很大，可是塞满了橱柜和大箱子，所以夜里就显得很小。月光静静地照进厨房里，圣像前面的长明灯在颤动，墙上挂着的菜刀闪着亮光，像是一串串冰柱，架子上的黑色煎锅则像是某人的没有眼睛的面孔。
老太婆小心翼翼地从炉炕上爬下来，就像从堤岸爬进水里去一样，然后光着双脚走进屋角里去，那里在泔水盆上面挂着一个带耳朵的盥洗器，很像一颗被砍下来的脑袋。旁边放着一桶水。
她气喘吁吁地一边喝水一边叹气，然后从窗子里透过玻璃上一层浅蓝色的冰花，向外张望。
“饶恕我吧，主啊，饶恕我吧！”她小声地央求道。
有时她灭掉烛光，跪在地上，抱怨地说：
“有谁爱我呀，主啊，谁需要我呢？”
她爬到炉坑上，朝通向烟囱的小门画了个十字，并摸了摸，看风门是否关得严实；她的双手沾满了煤烟，拼命地骂起来，不知怎的，她马上就睡着了，好像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压住了。每当我生她的气的时候，我就在想：幸好外祖父没有娶她做老婆，不然他也会让她骂得够呛！当然她自己也少不了要吃苦头。她经常欺负我，不过她那虚胖得像棉花似的脸，有时也会变得愁眉不展，眼里含着泪水，不无道理地说：
“你以为我容易吗？生了孩子，抚育他们，让他们成人——为了什么呀？现在则给他们当老妈子，你以为我日子过得很甜蜜吗？儿子娶了老婆，就把自己亲生母亲扔了！你说，这好吗？”
“不好。”我真情地说。
“啊哈？就是了……”
于是她又没羞没臊地说她的儿媳妇：
“我曾和她一起洗过澡，看过她的身子！到底他看中了她什么呢？这种人也称得上是美女？”
谈到男女关系时，她总是说得极其肮脏。开始时听到她这些话，我感到十分厌恶，不过很快我也就习惯了，并且抱着很大的兴趣认真地听，觉得这些话里也有某些沉痛的真理。
“女人是一种魔力，连上帝本人也被她骗了（指圣经传说中夏娃偷吃禁果的事。参见《旧约·创世纪》。）。真是这样！”她用手掌拍着桌子嗡嗡地说，“就是因为夏娃，所有的人都要下地狱。你瞧瞧！”
谈到女人的力量她可以说得没完没了。我却总觉得，她是想用这种话来吓唬什么人，我特别记住了她一句话：“夏娃欺骗了上帝。”
我们院子里还有一座厢房，它跟正房一样大小。两座房子共有八户人家，其中四家是军官，第五家是团队的神职人员，整个院子都是勤务兵、传令兵。一些洗衣妇、清洁女工、厨娘常来找他们。在各个厨房里经常会闹出一些风流丑剧，哭泣、漫骂、打架之事常有发生。士兵们之间相互打架，士兵们跟挖土工人们打架，跟房东的工人们打架，还打妇女。院子里那种淫乱和放荡的事情经常闹得沸沸扬扬，那些健壮的小伙子们遏制不住野性的饥饿。这种生活充斥着残暴的情欲、空虚的折磨和胜利者们的肮脏的夸耀。我的老板的一家人每当吃午饭、喝晚茶和吃晚饭的时候，都要不厌其烦地、毫无羞耻地议论一番。老太婆对院子里发生的事情总是什么都知道，并热衷地、幸灾乐祸地加以宣扬。
年轻的女主人默默地听着这些故事，张开厚厚的嘴唇微笑着。维克多哈哈大笑。老板则皱起眉头说：
“够了，妈妈……”
“上帝啊，连话也不让我说啦！”老太婆抱怨说。
维克多则鼓励她：
“说吧，妈妈，有什么不好说的！都是自己人……”
大儿子对母亲既嫌恶又怜悯，尽量避免和她单独在一起。一旦碰到一起，母亲肯定会对他诉说儿媳妇的不是，而且一定向他要钱。他就急忙地塞给他一个或三个卢布或者几个银币。
“妈妈，你要钱没啥用，不是我舍不得，而是你——没啥用！”
“我要给乞丐布施，我要买蜡烛，我要去教堂……”
“哪里有什么乞丐啊！最终你会把维克多毁了。”
“你不喜欢弟弟，这是你最大的罪过！”
他手一挥，离开了她。
维克多对母亲很粗暴，常常嘲笑她。他很能吃，老嚷肚子饿。每逢礼拜天，母亲都做油煎饼，总是要藏几块放在瓦罐里，偷偷地搁在我睡觉的长沙发底下。维克多做完弥撒回来便把瓦罐拿出来，抱怨说：
“不能多留几块吗，老东西？”
“你就快点吃吧，不要让别人看见了……”
“我就故意要说是你偷偷替我藏起来的油煎饼，老木头！”
有一次我拿出了罐子，吃了两块油煎饼，维克多毒打了我一顿。他不喜欢我就跟我不喜欢他一样。他挖苦我，强迫我一天给他擦三次皮鞋；我在高板床上睡觉，他就把床板推开，从板缝里吐口水，千方百计地朝我头上吐。
他哥哥常说人家是“野鸡”，大概维克多也要学哥哥的样子，常说些俗话，但却说得非常荒唐，毫无意义。
“妈妈，向右转！我的袜子在哪儿？”
他故意刁难我，常向我提一些愚蠢的问题：
“阿廖什卡，你回答我：为什么写的是‘浅蓝’却读‘粉蓝’呢？为什么大家都说‘排钟’而不说‘编钟’呢？为什么‘走向树木’，而不是‘走向坟墓’呢？”
我不喜欢他们所说的话。我从小受外祖父外祖母美丽语言的教育，我根本不明白这种不能联结却硬扯在一起的话，什么“可笑得可怕”啦，“想吃到死”啦，“快活得吓人”啦。我觉得，可笑的东西不可能是可怕的，快活的东西怎会吓人呢，而且所有的人直到死那一天都是要吃饭的。
我问他们：
“难道可以这么说吗？”
他们就骂人：
“瞧，你算什么老师！看我不把你的耳朵摘下来……”
可是“摘下耳朵”，我觉得也说得不对：草木、花朵、坚果才可以摘下来。
他们使劲地揪我的耳朵，试图证明耳朵是可以摘下来的。但他们没有压服我，我还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说：
“耳朵到底还是没有摘下来！”
我们周围有那么多的残酷、野蛮、肮脏和厚颜无耻，比我们的库纳维诺街上还要多得不计其数，有数不清的“妓院”和“荡妇”。在库纳维诺街上你还能体会到某种可以解释这种肮脏和丑恶不可避免地出现的理由：半饥半饱的穷困生活、不堪重负的劳动。而这里的人却都有饭吃，生活轻松，他们的工作不外是一种不可理解的无谓忙碌和无事奔忙罢了。这里的一切都是在刺人神经，使人生气，让人憋闷。
我的日子本来就很不好过了，而外祖母来做客我心情就更坏了。她从黑黑的台阶上过来，走进厨房，对着圣像画了十字后，便给妹妹弯腰鞠躬。这一鞠躬就像千斤重物那样压倒了我，让我透不过气来。
“哎呀，这是你啊，阿库林娜！”我的女主人毫不在意地、冷漠地接待外祖母。
我都认不出外祖母了：她谦卑地紧闭着嘴，整个脸都变了样，静静地在门口脏水盆边的长凳子上坐下来，好像犯了什么过失似的不敢言语，小声地恭顺地回答妹妹提出的问题。
这使我很不自在，我便生气地说：
“你怎么坐在这种地方呢？”
她温厚地向我眨了眨眼睛，提醒我说：
“这里不是你做主，你少说话！”
“他老是爱管闲事，打他、骂他也没有用。”老太婆开始抱怨起来了。
她经常幸灾乐祸地问外祖母：
“怎么，阿库林娜，还过着讨饭的日子吗？”
“这没啥了不得的……”
“如果不怕难为情，那就一切都没啥了不得了。”
“据说耶稣以前也要过饭……”
“糊涂人、邪教徒才说这种话，可你这个老傻瓜也听哪！耶稣可不是乞丐，而是上帝的儿子。圣经上说，他是到世上来光荣地审判活人和死人的——记住，连死人也要审！老姐呀，就是烧成灰也躲不掉他的审判……耶稣要惩罚你和瓦西里，是因为你们骄傲，是因为我——从前你有钱时，我曾求过你们帮助……”
“那时候我可是尽自己的能力帮助过你，”外祖母平静地说，“可上帝还是惩罚了我，你知道……”
“对你们的惩罚少了，不够……”
妹妹用她那不知疲倦的舌头对外祖母狠狠地讽刺和奚落了一番。我听着她那凶狠而刺耳的叫声又伤心又纳闷，外祖母怎么忍受得住。这一时刻的外祖母我不喜欢。
年轻的儿媳妇从房间里走出来，客气地朝外祖母点点头。
“请到饭厅里来，没关系，进来吧！”
外祖母的妹妹在外祖母后面大声喊道：
“把脚擦干净，乡下来的就是脏！”
老板倒高兴地接待了外祖母。
“啊，聪慧的阿库林娜，生活过得怎么样？卡希林他老人家还好吗？”
外祖母用真心的微笑答谢了他的微笑。
“你还是尽心尽力在工作？”
“还在干，像囚徒那样。”
外祖母跟他谈得很好，很亲切，同时也不失长辈的身份。他还常常提到我母亲：
“是啊，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多好的女人——真像个男子汉！”
他的老婆则向外祖母打岔说：
“你还记得吗？我送了她一件斗篷，黑绸子的，还带有珠子呢！”
“怎么不记得呢？……”
“那件斗篷还是全新的……”
“是啊，”老板也嘟哝道，“斗篷啦，斗笠啦，生活却是会耍弄人的啊！”
“你说什么？”他老婆疑心地问道。
“我，没说什么……好日子过得快，好人容易死……”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女主人不安地说。
后来外祖母被带去看新出生的婴儿，我则去收拾桌上的脏茶具。老板小声地若有所思地对我说：
“你外婆，这老人家多好啊……”
我深深地感激他对我说这些话。但当我和外祖母单独在一块时，我却伤心地对她说：
“你干吗要到这里来，干吗来呢？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哎呀，阿廖沙，我知道。”她那张好看的脸上流露出和善的笑容，望着我说。于是我觉得有点儿惭愧。她当然全都看见，全都知道，而且还知道此刻我心里在想些什么。
她小心地向四周环顾了一下，看是否有人过来，然后搂着我，亲切地说：
“要不是你在这里，我才不会来这儿呢！我干吗要找他们？而且你外公在生病，我得照顾他。我没有去干活，没有钱了……再就是我儿子米哈伊尔把萨沙赶走了，我得管他的吃喝。这里他们答应过每年给你六个卢布的工钱。因此我想，你在这里已经过了近半年了，看能否给我们哪怕是一个卢布呢……”她又在我的耳边小声说，“他们要我教训你，骂你，并说你谁的话都不听。我的心肝宝贝啊，你要在这里待着才是，要忍受两年，直到你挺立起来！你得忍住，知道吗？”
我答应忍耐，这却是很难的。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就是为了吃口饭。这种乞丐似的生活，枯燥无味的生活打压着我，我像做梦似的活着。
我有时真想逃走！可现在正是该死的冬天，每天晚上暴风雪都在怒吼，疾风在顶楼上肆虐，被冻得紧缩起来的房梁发出轧轧的响声——能往哪里逃呢？
他们不让我出去游玩，我也没有工夫去玩。短暂的冬日不知不觉地、很快地都消磨在忙忙碌碌的家务劳动中了。
不过教堂我是必须去的。每逢礼拜六我都去做彻夜弥撒，每个节日都去做晚祷。
我喜欢去教堂。我站在宽敞的黑黑的角落里，喜欢远远地望着圣像壁，它好像熔化在烛光里了，变成一条浓重的金色的小溪，流在讲经台灰色的石板上。黑色的圣像在轻轻地摇晃，圣幛中门的金色花环快活地抖动，烛光像一只只金色的蜜蜂悬在浅蓝色的空中，妇女们和姑娘们的脑袋则像一朵朵鲜花。
周围的一切都与合唱班的歌声和谐地融汇在一起，一切都像神话般的奇怪，整个教堂在浓得像焦油一样的漆黑的空虚中摇动，就像在摇篮中一样。
有时我觉得整个教堂好像深深地沉到湖底下去了，它是为了去过一种特殊的、什么也不能与之比拟的生活而躲到地底下去的。这种感觉大概是由于外祖母讲的关于基捷日城（民间传说中的一座城市。）的故事引起的。我常常同周围的人一起迷迷糊糊地摇晃着身子，被合唱班的歌声、祈祷声以及人们的叹息声带入了梦境，不停地念叨着一首音调和谐的悲歌：
“该死的鞑靼人，”
“用其最可恶的武力，”
“在复活节晨祷之时，”
“包围了光荣的基捷日城……”
“啊，上帝，我的主，”
“我最神圣的圣母！”
“啊，赐给你奴隶恩惠吧，”
“让他们做完祈祷，”
“让他们听完圣书！”
“啊，别让那些鞑靼人”
“玷污神圣的教堂，”
“奸淫我们的妻子女儿，”
“摧残我们的儿童，”
“折磨我们的老人！”
“人们的这些叹息声，”
“基督徒的这种惋惜，”
“万物之主上帝听见了，”
“圣母也听见了。”
“万物之主上帝吩咐”
“天使长米哈依尔说：”
““米哈依尔，你快去，”
“让基捷日附近发生地震，”
“把基捷日沉入湖底。”
“让那儿的人们得以祈祷，”
“既不休息，也不劳累，”
“从晨祷直到彻夜祷告，”
“让教堂的所有神圣的祈祷”
“永不停息，万世永存！””
在那些年代，我脑子里装满了外祖母的诗歌，就像蜂窝里装满了蜂蜜一样，好像连想事也是按照这些格调想的。
在教堂里我没有祈祷，因为在外祖母的上帝面前重复外祖父那些发泄怨气的祷词和哭哭啼啼的圣诗，我觉得很尴尬。我坚信外祖母的上帝不会喜欢这些东西，就跟我不喜欢一样，况且这些圣诗都印在书本上了，也就意味着，上帝记住了这些圣诗，如同一切认字的人那样。
因此在教堂里，当我的心灵受到某种甜腻腻的痛苦挤压时，或者是过去的一天遇到了一些小麻烦而受到刺激时，我就竭力编织自己的祷词。我只需想想自己痛苦的命运，就能毫不费力地把那些诉苦的言词编成祷词：
“上帝啊，上帝，我烦闷难忍，”
“请让我快快长大成人！”
“否则——我无法生存，”
“上帝饶恕，只好上吊寻死！”
我的许多“祷词”直至今天都还记得。孩提时的这些智力劳作像一道道深深的伤痕，留在了心灵里，往往一辈子也难于愈合。
教堂里很好，在那里就像在森林里和田野上一样，能得到休息。我这颗幼小的心已见识了许许多多的委屈，受尽了歹毒粗暴生活的玷污，如今在这种朦胧热烈的梦幻中受到了洗涤。
不过我只有当严寒或暴风雪在全城肆虐的时候才会上教堂去，那时候，天空好像被冻僵了，风把天空分割成块块雪云，大地也好像在雪堆底下被冻住了，永远不能复苏，没有活力了。
我最喜欢在幽静的夜晚到城里去游玩，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走进最偏僻的角落里；有时候，你走着走着，好像身上长了翅膀似的飞了起来，独自一个人，就像天空中的月亮一样，在你的前面爬动着你的影子，盖住了雪上面的亮光，可笑地碰着墩子或者栅栏。巡夜的更夫走在街道中间，手里拿着梆子，穿着笨重的羊皮袄；一条狗跟在他的身边，不时地抖动着身子。
从院子里出来一个笨拙的人，他沿街走着，却不知道上哪儿去。一条闷闷不乐的狗跟在他的后面。
有时会碰到一些快活的小姐和少爷，我想他们也是从彻夜祈祷中溜出来的。
偶尔从亮堂堂的窗户的通气口飘来一股特殊的气味，掺杂在新鲜的空气里。这是一种精美而又陌生的气味，它暗示着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另一种生活。你站在窗口，仔细地闻一闻，留心地听一听，就会去猜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在这所房子里住着什么人？现在正是彻夜祈祷的时间，他们却如此欢乐喧闹，放声大笑，弹奏特殊的吉他。从通气口还传来沉厚的铜弦乐声。
特别让我感兴趣的是坐落在两条僻静街道（吉洪诺夫街和马尔丁诺夫街）拐角处的一幢平房。我是在谢肉节周之前的一个化雪的月明之夜来到这里的。一种非同寻常的音响与一股热气一起从方形的通气口流到大街上来，好像一个强壮而又善良的人闭着嘴在哼曲子，歌词听不清，但曲子我觉得非常熟悉并且好懂，只是有一种弦音令人讨厌地阻断了歌声，妨碍我听下去。我坐在石墩子上，猜想着：这是用什么提琴拉出来的声音，竟有如此神奇的魅力，让人受不了——听起来几乎令人心痛。这种乐器发出的力量竟是如此巨大，似乎整个房子都震动了起来，窗玻璃沙沙作响，房顶上滴滴答答，像是下雨。我的眼睛也滴下了眼泪。
巡夜的更夫不声不响地走了过来，把我从石墩上推开，问道：
“你干吗在这里呆坐着？”
“听音乐。”我解释说。
“有啥好听的！走开……”
我很快地在这个住宅区转了一圈，重又回到窗口下面，不过这时房子里已没有人演奏了，从通气口传出来的是热烈的欢笑声，这声音与刚才悲哀的音乐完全不同，好像我刚才是在做梦似的。
我几乎每周六都要到这所房子跟前来，可是只有一次（那是在春天）才再次听到了这里的大提琴演奏——它不停地演奏，一直到半夜。我回到家之后，挨了一顿揍。
在冬夜的星光下，在僻静的街道上夜游，大大丰富了我的见识。我特地选择了离市中心较远的街道出游，因为市中心街灯太多，容易碰见老板的熟人，老板就会知道我没有去参加彻夜祈祷而在外面闲逛。碍事的还有那些醉汉、警察和妓女。在离城市较远的街道上，还可以通过低层房屋的窗户看到屋里的情景，如果他们的窗户还没有冻得结霜，里面没有拉上窗帘的话。
这些窗户让我看见了许多各种不同的情景。我看见有些人在祈祷，有些人在接吻，有些人在打架，有些人在玩牌，还有人愁眉不展地无声地在谈话。展现在我面前的是像我花一戈比在西洋镜里看到的那种漫长而又无声的、鱼一般的生活。
我看见一个地下室的桌子边有两个女人，一个年轻，另一个年纪大一些。在她们对面，坐着一个头发很长的中学生，他挥动着一只手，在念书给她们听。年轻的女人身子靠在椅背上，严厉地皱着眉头听着；年纪大一些的女人，身材瘦削、头发蓬松，她突然用手掌遮住脸，双肩抖动起来。中学生扔掉了书。等年轻女人跳起来跑出去后，中学生便跪在头发蓬松的女人面前，并开始吻她的双手。
在另一个窗口，我偷偷看见一个留着大胡子的高大的男子让一个穿着红色短上衣的女人坐在自己的双膝上，像摇晃小孩似的摇晃着她，并张着大嘴、瞪着眼睛，显然在唱什么歌。她笑得全身抖动，向后仰着身子，两脚乱蹬。他把她扶正之后又唱了起来，女的也再次大笑起来。我看了他们许久，当我明白他们会这样整夜玩下去时，我就走了。
许多类似的景象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常常因为看得着了迷，耽误了回家的时间，从而引起了老板的怀疑，他们质问我：
“你去了哪个教堂？是哪位神父主事？”
他们熟悉全城的所有神父，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念什么经，他们什么都知道。我撒谎，他们很容易抓住。
婆媳两个女人所敬奉的上帝就是我外祖父那个脾气不好的上帝。这个上帝要求人们对他心怀恐惧。两个女人经常把这个上帝的名字挂在嘴边，甚至吵架时也拿他来威吓对方。
“等着瞧吧！上帝会惩罚你的，会让你成为驼子！卑劣的家伙！……”
大斋节第一周的礼拜天老太婆煎油饼全都煎焦了，她被火烤得满脸通红，气冲冲地大声喊叫：
“你们都见鬼去吧！”
突然，她又嗅了嗅煎锅，脸一沉，把煎锅扔在地上，大吼起来：
“天哪，煎锅里有荤油味，真该死啊！我在圣洁的礼拜一没有把煎锅的荤油烧干净，上帝啊！”
她跪在地上，流着眼泪祈求说：
“上帝爷，千万要饶恕我这个该死的老太婆！上帝啊，你就不要惩罚我这个老糊涂了吧……”
她把煎焦的饼子扔给狗吃了，把煎锅洗干净。儿媳妇在吵架时也曾拿这件事来责备老婆子。
“你在大斋日还拿荤油锅来煎……”。
他们在一切家务事中，在其渺小生活的一切角落里，都把自己的上帝拉扯进去。这样一来，贫乏的生活似乎就有了其外表的意义和重要性，似乎他们的生活也时刻在为最高权力服务。这种把上帝拉进一切无聊琐事中的做法使我非常难受。我不由自主地老要向各个角落张望，觉得好像有一个看不见的人在监视着我，晚上也有一种恐怖的冷云包围着我——这恐惧来自厨房的一个角落，在那里黑色圣像前面点着长明灯。
圣像架的旁边是一扇大窗户，中间立一根柱子，把窗户分成两个框架。从窗口望去是一片无底的蓝色天空，好像房子、厨房、我——全都挂在这片天空的边缘上，如果发生猛烈的运动，就全都会掉进这个蓝色冰冷的窟窿里，从星星的身边经过，飞进死亡的静寂里，就像一块石头无声地沉入水里一样。我一动不动地躺了许久，害怕得不敢翻身，等待着可怕的生命的结束。
我不记得我是怎样治好这种恐惧病的了，不过我很快就治好了。当然这是外祖母的善良的上帝帮助了我。我想，在当时我就已经体验到有一种简单的真理：我没有做过任何坏事，无罪罚我，没有这样的法律；而别人犯罪，我不能负责。
白天去做礼拜的时候，特别是在春天，我也常溜出去玩。春天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坚决不让我进教堂。要是他们给我两个戈比做蜡烛钱的话，那算彻底害了我：我会拿这些钱去买羊拐子（孩子们用作玩游戏的蹄腕骨。），把整个做弥撒的时间花在玩羊拐子上，而且准是晚回家。有一回，我把追念亡灵和买圣饼的十戈比全输光了，结果我只好趁一个执事端着盘子从祭坛下来时，偷走了人家盘子里的圣饼。
我非常爱玩，简直玩得入迷发狂。我玩得相当灵巧和带劲，很快就成了邻近街道上玩羊拐子、玩球、玩棒子游戏的高手。
大斋节期间，他们强迫我斋戒，于是我便到邻居多里梅东特·波克罗夫斯基那里去忏悔。
我认为他是个严肃的人，而且我做过许多对不起他的事：我扔石头砸坏过他花园里的亭子，敌视他家的那些孩子。总之，他可以向我举出许多让他不愉快的行为来，因此我心里感到非常不安，当我站在这所简陋的教堂里等候忏悔时，我的心跳动得很厉害。
但是多里梅东特神父对我却很宽厚，唠唠叨叨地感叹道：
“哎呀，邻居……好吧，你跪下，你犯过什么罪？”
他拿一块很厚实的绒布盖在我头上，蜂蜡和神香的气味呛得我难于说话，而且我也不想说。
“你听长辈们的话吗？”
“不。”
“那你得说——我有罪！”
出乎自己的意料之以外，我竟脱口说：
“我偷过圣饼。”
“这是怎么一回事？在哪儿偷的？”神父想了一下，不慌不忙地问道。
“在三圣教堂，在波克罗夫教堂，在尼古拉教堂……”
“好家伙，在所有的教堂都偷过！老弟，这可不好，是犯罪——明白吗？”
“我知道。”
“那你得说：‘我有罪！’真荒唐。是偷来吃吧？”
“有时候是吃，不过有时是玩羊拐子输了钱，没有钱买圣饼带回家，所以就去偷……”
多里梅东特神父开始念叨起来，含混不清，疲倦了，然后又提了几个问题，并突然严厉问道：
“你没有看禁书吧？”
当然，我不懂他的问题，便反问道：
“什么？”
“你看过不许看的书没有？”
“没有，从没看过。”
“宽恕你的罪了……起来吧！”
我惊讶地看了看他的脸。我觉得他的脸是和善的，正在想些什么事。我有点不好意思起来，觉得惭愧，因为老板叫我来忏悔时，对我说了许多吓人的和让我害怕的话，要我老老实实地把我的一切罪过都说出来。
“我曾拿石子砸过你的凉亭。”我坦白地说。
神父抬起头说：
“这也是不好的！去吧……”
“下一个！”多里梅东特神父没有看我，呼唤道。
我出来了，有点儿受骗和委屈的感觉：我原以为忏悔是很可怕的，结果却一点都不可怕，而且也没趣！让我感兴趣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他问我看没看过我不知道的书。我想起了地下室那个中学生给妇女们朗读的那本书，也想起了“好事情”——他也有许多黑本子的很厚的书，上面有许多我看不懂的插图。
第二天老板给了我十五戈比，派我去领圣餐。这一年的圣诞节姗姗来迟，雪早已经融化了，街道也已经干燥，路上尘土飞扬，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快活日子。
在教堂围墙旁边，有一大群手工业工人在热烈地玩羊拐子。我在想：领圣饼来得及，不着急。我便对赌友说：
“让我也参加吧！”
“入门费一戈比。”一个麻脸的红头发的人高傲地说。
我比他更高傲地说：
“我左边第二对押三戈比。”
“把钱押上！”
赌博便开始了。
我把十五戈比的银币换开，拿三戈比押在一对长长的羊拐子的下面，谁击打这对羊拐子击中了，他就把钱收走，如果没有击中，他就赔三戈比给我。我的运气来了：有两人瞄准我的赌注，两人都没有击中。我从两个成年人手中赢了六戈比。这大大鼓舞了我的斗气……
可是有一个赌友说：
“注意他，伙伴们，别让他赢了钱就溜了……”
我当时很生气，便像擂鼓似的宣称：
“在左边最后一对上押九戈比！”
不过这并没有引起赌友们的注意，只有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小伙子大声警告说：
“小心，他现在正走运。这是兹维兹金街的一个小绘图员，我认得他。”
有一个瘦小的工匠，一身毛皮匠的气味，则阴险地说：
“一个小鬼？好嘛……”
他用一种灌了铅的羊拐子，准确击中了我的赌注，弯下腰来问我：
“要大哭一场？”
我回答他说：
“右下面最后一对——押三戈比！”
“我也能击中。”毛皮匠吹牛说。可是他输了。
一个注最多只能下三次。现在轮到我来击打别人的赌注了。我又赢了四戈比和一个羊拐子。但当再次轮到我坐庄时，我三次都输了，输掉了所有的钱。这时正好白天的弥撒也结束了，响起了钟声，人们纷纷从教堂里走出来。
“娶老婆了吗？”毛皮匠问道，想揪我的头发，可是我一转身就跑了。我追上一个穿节日盛装的小伙子，很有礼貌地问他：
“你领圣餐了吗？”
“领过了，怎么啦？”他疑惑地看着我，答道。
我请求他讲讲，圣餐是怎么领的，当时神父说了些什么话，要是我在场的话，该做些什么。
那小伙子严厉地紧皱眉头，用吓唬人的声音吆喝道：
“领圣餐时你却闲逛去了，邪教徒？我什么也不告诉你，让你父亲扒掉你的皮！”
我跑回家去，坚信他们一定会盘问我，并识破我没去领圣餐的事。
可是老太婆却向我祝了福，然后只问了我一件事：
“你给了执事多少蜡烛钱？”
“给了五戈比。”我随意回答说。
“当面给他三戈比就可以了，剩下两戈比留给自己用，傻瓜！”
春天，每一天都穿新装，每个新的一天都更加灿烂更加可爱；嫩草放出醉人的芳香，白桦长出新鲜的绿芽。我禁不住想跑到野外去，仰天躺在暖和的土地上，倾听百灵鸟的歌唱。我忙着洗刷冬衣，装进箱里；切烟叶，清除家具的灰尘。从早到晚我都在为那些我不需要的、不痛快的东西瞎忙。
闲下来的时候，我倒不知如何生活了。我们这条简陋的街道空无一人，想走远一点又不允许。院子里则尽是那些脾气很坏、疲惫不堪的挖土工人，蓬头乱发的厨娘和洗衣妇；每天晚上都有猫狗式的婚礼。这真令人讨厌，气得我真想变成一个瞎子。
我跑到顶层阁楼上，拿起剪子把各种色纸剪成各种不同的纸花，挂在屋椽子上……这终究也是无聊中的一种消遣吧。我心神不定，很想跑到一个什么地方去，那里的人不这么贪睡，不这么爱吵架，也不这么纠缠不休地向上帝诉苦，不这么欺负人、侮辱人。
……复活节的礼拜六，人们把弗拉基米尔圣母显灵的圣像从奥兰斯基修道院接到城里来。她要在城里停留到六月中旬，对每个教区的各家各户进行访问。
圣像到我老板家里来，是在一个非假日的早晨。我去厨房里擦洗铜器时，年轻的女主人从房间里出来，惊慌地大声嚷道：
“快去打开大门，奥兰斯基圣母就要到了！”
我全身很脏，两手都是油污和砖头粉末，便跑去开门。年轻的修士一手提着灯笼，一手拿着香炉，小声嘟哝道：
“还贪睡呢？快来帮忙……”
两个小市民抬着沉重的神龛上了狭窄的楼梯，我用很脏的双手和肩膀顶住神龛的边，后面有几个腿脚笨拙的修道士跟着上来，不大情愿地低声哼着：
“至高无上的圣母，替我们祈祷上帝吧……”
我带着一种悲怆的信心在想：
“我这么脏去抬她，她定会责罚我，让我两只手变残了……”
圣像放在前室拐角的两张椅子上，椅子用干净的床单铺着；神龛两边站着两个修道士，扶着神龛，两人都很年轻、漂亮，像天使一样，两眼发亮，满心高兴，披着蓬松的头发。
祈祷开始了。
“啊，众人称颂的圣母呀！”身材高大的神父高声唱道，并用红红的手指摸了摸藏在蓬松头发下的胖耳朵。
“最最神圣的圣母，发发慈悲吧。”修道士没精打采地唱道。
我喜欢圣母。按外祖母的说法，圣母为了安慰穷人，在人间播种了所有的鲜花，所有的快乐——一切美好、善良的东西。因此，当轮到我去吻她的手时，我都没有去注意大人们是怎样吻的，只是战战兢兢地在圣像的脸上和嘴上吻了吻。
不知是谁，用一只有力的手推了我一下，把我推到门槛旁边的角落里。我不记得修士们是怎样抬着圣像离开的了，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坐在地上，老板一家人围着我，极其恐惧和忧虑地相互议论着：现在该拿我怎么办？
“应该去找一个懂得多的神父谈一谈。”老板说，没有恶意地骂了我几句：
“真没有礼貌，难道你不知道，圣母的嘴是不能吻的吗？亏你还进过学校，念过书呢……”
好几天我都带着大难临头的心情等待着，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用脏手去扶神龛，不守规矩去吻圣母——罪责难逃，罪责难逃！
不过看来圣母已经宽恕了我，因为我是出于真诚的爱而无意犯的错误。或许就是她的责罚太轻，以致我都觉察不到，就像平时许多好人对我的责罚那样。
有时我为了气气老太婆，便有意刺激她一下：
“看来，圣母已经忘记惩罚我了……”
“你就等着吧！”老太婆恶狠狠地说，“等着瞧……”
……我一边用茶叶包装纸、锡纸、树叶以及各种杂物装饰着顶楼的房椽，一边用教堂的曲子编成歌儿唱起来，边想边唱，就像卡尔梅克人在路上边走边唱那样：
“我坐在顶楼间，”
“剪刀在手边，”
“我心烦无礼貌……”
“把那纸儿剪！”
“我若是条狗——”
“就能随处走，”
“如今枉为一个人，”
“却都向我吆喝：”
“冒失鬼，规矩些，要沉默，”
“再不老实，你就别想活！”
老太婆瞧着我剪的纸花，不住地冷笑，不停地摇头：
“你干脆把厨房也装饰起来得了……”
有一天老板来到顶楼上，看到我的劳作后，叹口气说：
“彼什科夫，你真滑稽，活见鬼……你想当魔术家吗？真猜不透你……”
他给了我个五戈比大的银币。
我用细铁丝做了一个络子，把银币装在里面，像一枚奖章似的挂在五颜六色的装饰品中最显眼的地方。
但是过了一天，那银币连同铁络子都不见了。我肯定是老太婆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