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份报告送到罗马教会，内容中指出：由葡萄牙的耶稣会派往日本的费雷拉·克里斯朵夫神甫在长崎遭受到“穴吊”的拷刑，已宣誓弃教。这位神甫在日本定居了二十多年之久，身居教区长之最高职位，是统率司祭与信徒的长老。

这位神甫神学造诣之深，堪称稀世之才。在德川幕府禁教令下仍潜伏于京都、大阪一带传教不辍。他在信中经常表现出坚定不移的信念，因此无论遭遇到何种情况，大家都不相信他会背叛教会。在教会里，也有很多人认为那份报告可能是荷兰或日本的异教徒捏造，也可能是误传。

因有传教士的来信，罗马教会对在日本传教的种种困难当然非常了解。自一五八七年之后，日本的大名丰臣秀吉改变以往的政策，开始迫害天主教徒。他首先在长崎的西坂将二十六名司祭和信徒处以焚刑，还把各地的许多天主教徒驱出家门，拷打、残杀。德川将军对此政策采取萧规曹随的态度，于一六一四年决定将所有天主教的神职人员驱逐出境。

根据传教士们的报告，是年十月六日和七日两天，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七十几名司祭被迫在九州和木钵集合之后，押上开往澳门、马尼拉的五艘帆船，驱逐出境。那是个下雨的日子，灰色的海上波涛汹涌，在雨中，船从海湾穿向海角，消失于海平面的彼方。尽管日本政府已颁布了严厉的驱逐令，但其实还有三十七位司祭不忍心舍弃信徒，化明为暗，仍潜伏在日本，并未离去，费雷拉神甫就是其中之一。他不断写信把陆续被捕、被处死的司祭和信徒的情形向上司报告。他在一六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从长崎寄给巡察师安特列·巴尔美洛神甫的信函，现在都还保留着。信上对当时的情形有详细的说明：

“我在前一封信中已向您报告本地天主教的情形，现在继续向您报告后来发生的事。所有的威胁和压迫方式都跟以往不同。就让我先从一六二九年之后，五名因信仰问题而被捕的修道士身上发生的事开始谈起吧。那五人即巴尔特洛美·古奇耶列斯、方济·德·赫斯、比仙提·德·安东尼欧这三位奥古斯丁会士，和我们耶稣会的石田安东尼欧修士，还有方济会的卡布列耶鲁·德·圣·马答列纳神甫。长崎奉行（奉行，日本战国、江户时期主持城市或某项专门事务的官员。长崎奉行为江户幕府置于长崎主持、监察对外贸易等事务的官员。）竹中采女强迫他们弃教，并借此嘲弄我们神圣的教义和主的仆人，打击信徒们的勇气；不过，采女很快就了解到光是语言改变不了神甫们的决心，因此，他决定改弦易辙，利用云仙地狱的热水来“伺候”他们。采女下令：将五名司祭带到云仙，用热水“拷问”他们，直到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为止，但绝不能杀掉他们。除了这五人之外，安东尼欧·达·西鲁之妻贝亚特丽吉·达·柯丝达及其女儿玛利亚，也因为采女长时间劝她们弃教都不理，亦被一并处理。”

“十二月三日，他们从长崎出发前往云仙。两名女性坐轿，五名修道士骑马，和众人分别。来到距离长崎不过一勒瓜（勒瓜，里程单位，缘自西班牙语 legua，一勒瓜相当于 5.5 公里。）的日见港时，手就被绑起来，连脚也被扣上脚镣。上了船之后，一个个被分开紧紧地绑在船舷旁边。”

“傍晚，他们抵达云仙山麓的小滨海港。翌日上山之后，七个人分别被关进小屋，手铐脚镣日夜不离身，还深受护卫严密监视。尽管采女的部下人数众多，代官（代官，日本江户时代，诸藩直辖市地负责行政的官员。）仍然派遣警吏严加戒备。在通往山上的各条路上，均派人监视，除非有官方的通行证，否则一律不准通行。”

“第三天进行拷问——首先把七个人单独带到池边，强迫他们看着滚烫的池水溅起泡沫，希望他们在尝到皮肉之苦以前，能放弃天主教的信仰。由于天寒地冻，滚烫的池水更是摄人魂魄，要不是有神的护佑，光看这情景就足以令人昏厥。但是，因为所有的人都有神的支持，勇气倍增，嚷着：“快拷问吧！我们决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官差们听到这坚决的回答，马上命令他们脱掉衣服，用绳子绑住他们的手脚，然后用半加仑的勺子舀热水淋在他们身上——那还不是一口气全部倒下去，而是在勺子底下钻了几个洞，让热水慢慢流下，使痛苦延长。”

“天主教的英雄们身子一动也不动地忍受着这种恐怖的痛苦，只有年轻的玛利亚受不了而仆倒在地。官差看到，叫着：“弃教了！弃教了！”他们把少女抬到小屋里，准备翌日送回长崎。玛利亚拒绝回去，坚决表明自己并未弃教，要与母亲和其他人一起接受拷问，但是官差不从。”

“其余六人继续留置山上，度过三十三日。其间，安东尼欧、方济两位神甫和贝亚特丽吉各受到六次热水中的拷问，比仙提神甫四次，巴尔特洛美神甫和卡布列耶鲁神甫各两次，他们哼都没哼一声。”

“安东尼欧神甫、方济神甫和贝亚特丽吉受拷问的时间比其他人的都长。尤其是贝亚特丽吉，虽然身为女性，但是在各种刑罚加身、劝告临耳时，都表现出巾帼不让须眉的勇气，因此，除了尝到浇热水的痛苦之外，她还遭受各种刑罚，被迫长时间站在小石头上，挨人辱骂。然而，官差们越是愤怒，她越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其余的人由于身体虚弱又有病在身，并未遭到太大的折磨。采女本无杀他们之意，只是希望他们弃教罢了，还特别派了一位医生到山上来为他们疗伤。”

“最后采女觉悟到，无论采取何种手段，自己是赢不了的。部下反而向他报告：从神甫们的勇气和力量来看，恐怕在他们还没来得及改变心意之前，云仙的所有泉水和池水均会先告罄。于是，他决定把神甫们送回长崎。一月五日，采女把贝亚特丽吉·达·柯丝达收容在某来历可疑者的家里，并把五名神甫关入城内的监狱。他们目前还在该监狱里。我们神圣的宗教终于粉碎了暴君采女先前的计划和期待，不但赢得大众的赞扬，更增加了信徒们的勇气，战绩显赫。”

罗马教会相信，写这样的信的费雷拉神甫，即使受任何拷问，也不会放弃神和教会而向异教徒屈服。

一六三五年，罗比诺神甫等司祭在罗马聚会。他们为了洗刷费雷拉弃教的耻辱，计划无论如何也要偷渡到日本——那个天主教徒遭受迫害的国度——偷偷传教。

这种有勇无谋的计划，教会当局一开始就不赞成。以上司的立场，当局对他们的热诚和传教精神表示赞赏；可是，对把司祭们送到极为危险的异教徒国家，教会却不表赞同。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自从圣方济各·沙勿略之后，天主教在东方的日本已播下最佳种子，如果因为失去了领导者而使信徒逐渐减少，的确很值得重视。不仅如此，在当时的欧洲人眼中，费雷拉神甫在世界尽头的一个蕞尔小国被迫弃教，这件事不只是他个人的挫折，也是整个欧洲信仰、思想的耻辱和失败。在这种强烈意识下，经过几番波折，最后还是准许罗比诺神甫和其余四名司祭赴日。

另外，葡萄牙方面也有三名年轻司祭依不同的理由计划偷渡赴日。他们是费雷拉神甫从前在卡姆波里特左修道院教神学时的学生——佛朗西斯·卡尔倍、赫安提·圣·马太和薛巴斯强·洛特里哥三人。他们可以接受恩师费雷拉已光荣殉教的说法，但是无论如何都不相信恩师会像狗一样屈服在异教徒面前。其实，这不只是三名年轻人的共同看法，也是所有葡萄牙神职人员的一致心情。三人准备亲自到日本调查事情的真相。这里的情形也跟意大利方面差不多，最初上司也不答应，后来被他们的热诚感动，允许他们到日本进行危险的传教活动。这是一六三七年的事。

三名年轻司祭马上准备作长途旅行。当时葡萄牙传教士要到东方，通常都先搭乘从里斯本开往印度的印度舰队，那时印度舰队的起航是里斯本市最热闹的活动之一。在三人印象中地球尽头的东方，而且是最边缘的日本，现在形状鲜明地浮现在眼前。翻阅地图时，非洲的对面是葡萄牙、印度，印度前面有众多的岛屿和亚洲的国家分布着，而日本的形状活像一条幼虫，在东边爬行。要摸索到那里，必须先到印度的卧亚（卧亚，印度西部城市，即今果阿。），然后渡过茫茫的大海、历经长久的岁月才能抵达。自从圣方济各·沙勿略之后，卧亚已成为往东方传教的踏脚石。在这里的两所圣保罗神学院有从东方各地前来留学的学生，同时，发愿一辈子为主服务的欧洲司祭搭船前往各国，往往需要在此等候一年半载，其间他们可以了解到各国情况。

他们三人尽一切可能去了解日本，幸好路易斯·弗洛伊斯之后，已有许多葡萄牙传教士从日本送回情报。据说新的将军德川家光采取的高压政策，比起其祖父和父亲更为严苛，尤其是长崎地方，自从一六二九年暴虐残酷的竹中采女任奉行之后，常以严刑加诸信徒身上，把滚烫的温泉淋到囚犯身上，强迫其弃教，有时候一天的牺牲人数不下六七十。费雷拉神甫本身也曾经把这情形向祖国报告，所以传说中所述应该是事实。总之，他们一开始就觉悟到在漫长而艰辛的旅途结束之后，等候着他们的是比旅途更为严厉、无情的命运。

薛巴斯强·洛特里哥出生于以矿山闻名的达斯可城，十七岁入修道院，赫安提·圣·马太和佛朗西斯·卡尔倍出生于里斯本，两人与洛特里哥一起在卡姆波里特左修道院受教育。他们三人在神学院时，读书、生活都在一块儿，对教授自己神学的费雷拉神甫记忆犹新。

洛特里哥他们猜想，费雷拉老师现在一定还活在日本的某个地方。有着碧蓝而清澄的眼睛、充满着慈祥光辉的费雷拉老师，受到日本人的拷刑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他们无论如何想象不出老师受屈辱而扭曲的面容是什么样子。他们不相信费雷拉老师会抛弃神、抛弃他的慈祥。洛特里哥和他的同伴无论如何要到日本，探查老师是生或死。

一六三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三人搭乘的印度舰队在贝伦塔（贝伦塔，建于1515年，位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西南，是为颂扬开辟好望角航线的达伽马的功绩而建造的一座灯塔。是里斯本著名的标志性建筑物。）上的炮声祝贺下，从泰约河（泰约河，葡萄牙河流，流经首都里斯本。其上游两岸盛产葡萄酒。）口出发。他们接受了约翰·达西哥主教的祝福之后，就上了司令官搭乘的“圣·依莎贝尔”号舰。舰队驶出黄色的河口，在蓝色的大海航行时已是正午时分。他们靠着甲板，眺望闪着金光的海角、山峦及农家的红墙和教堂。欢送舰队的教堂钟声，随风飘送到甲板上来。

当时，要到东印度就必须绕行非洲的南端。这支舰队在出发后的第三天，于非洲西岸遇到暴风雨。

四月二日，舰队抵达圣波尔图岛，不久过马德拉群岛，六日抵达加纳利亚群岛之后，雨下个不停，又碰到无风状态。后来，被洋流从北纬三度线冲回五度，撞到几内亚海岸。

无风时，酷暑难耐，再加上各船均有多人生病，其中甚至有“圣·依莎贝尔”号的船员，躺在甲板和床上呻吟的病人也逾百人。洛特里哥和船员忙着看护病人，帮他们放血。

七月二十五日，圣雅各节，船好不容易才绕过好望角。绕过好望角那天，又遇到暴风来袭，船的主帆断裂，掉到甲板上，发出巨大声响。病人和洛特里哥他们都加入抢救的行列。当他们准备抢救前部帆时，船触礁了，幸好有其他船舰马上来救援，否则“圣·依莎贝尔”号可能就这样沉入海底。

暴风雨来袭之后，又碰到无风状态。主帆无力地下垂，帆影落在躺于甲板上如死人般的病人的脸和身上。海面上每天闪烁着燠热的亮光，不见一丝波浪。船航行的日期越长，食粮和水分就越缺乏。到达目的地卧亚时已是十月九日。

他们在卧亚得到的有关日本的情报，比在祖国时更为详细。据说就在他们三人出发前一年十月起，日本有三万五千名天主教徒起义，以岛原为中心和幕府军苦战的结果，是不分男女老幼全被杀得精光。这次战争结束后，当地变成杳无人迹的荒地，残存的天主教徒也消灭净尽。不仅如此，对洛特里哥一行打击最大的消息是，由于这次战争，日本已和葡萄牙全面断绝通商和贸易，更禁止葡萄牙船只入境。

三名司祭知道祖国的船只不能开往日本之后，怀着绝望的心情来到澳门。这个城市是葡萄牙在远东的根据地，同时也是日本和中国贸易的基地。他们抱着几许侥幸的期待来到这里，但很快就受到巡察师范礼安神甫的严厉警告。神甫说，在日本传教根本不可能，而且澳门的传教会也不打算用危险的方法送传教士到日本。

这位神甫十年前就在澳门成立传教学院，培养传教士到日本和中国传教。自从日本禁教之后，葡国就委托他代为管理在日本的耶稣会。

范礼安神甫对费雷拉神甫的情况说明如下：“自一六三三年之后，潜伏在日本的传教士的音信就完全断绝了。听从长崎回到澳门的荷兰船员说，费雷拉神甫已被捕，在长崎遭受到‘穴吊’的拷刑。由于那艘荷兰船在费雷拉神甫遭受到‘穴吊’拷刑的那天起航，因此以后的事就不得而知了。在当地打听到的情况是：由新上任的宗教负责人井上筑后守（筑后守，筑后位于现在的福冈县南部，“守”意为地方长官。日本战国、江户时期，守只是一种衔位（从五位上），并非主持筑后事务。另，当时日本有身份者，皆于姓与名之间嵌入职衔，如羽柴筑前守秀吉。）审问费雷拉神甫。”范礼安神甫明白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以澳门传教会的立场，无法同意他们到日本传教。

现在，我们还可以从葡萄牙“海外领土史研究所”所藏的文书中，看到几封洛特里哥的书函。他的第一封书信如上述，是从他跟两个同事自范礼安神甫处听来有关日本的情势开始写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