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马的执政官还是共和国最早一批行政官员时，其权力便来自于人民的抉择。帝国时代早期的罗马皇帝对奴役臣民的作为，还想加以掩饰，等到戴克里先即位，执政官改由元老院选出，人民仅有的一点自由权利的痕迹也被彻底消灭。那些一年一度获胜后被授予执政官荣誉的候选人，装出一副哀伤的神色，叹息他们的前辈可耻的遭遇。几代的西庇阿和加图家族，不得不冒受到拒绝带来屈辱的风险，通过一项无意义又劳民伤财的公众选举的形式，恳求民众将票投给自己；现在完全不一样，只要有高尚的品德，必能得到一位贤明皇帝的肯定，生活在这样一个能够被赐予正当报偿的时代，真是他们难得的幸福。（欧颂（310～395A.D.，罗马诗人）对此毫无价值的题材进行了详尽叙述，可说一无是处。但这个题材倒是马梅提乌斯（公元4世纪，罗马官员，《尤里安颂辞集》编者）费了一番心血才提出来的。）皇帝在写给两位当选的执政官的信中声明，他们获得这份崇高的职位，全是由他亲自决定。当年执政官的名字及肖像雕刻在镶金的象牙板上，当作向各行省、各市镇、各级官员、元老院及人民赠送的礼品，在帝国境内到处散发。执政官庄严的就职仪式，一般在宫殿进行，在长达120年的时间里，罗马实际上已不存在这种阶级的古老行政官员。（从卡鲁斯即位到霍诺留的第六任执政官就职，经过了120年，这期间，每年的1月1日，皇帝几乎都不会在罗马主持执政官的任职大典。）9９lib•ｎeｔ

每年元旦的早晨，执政官全都佩戴上高贵的标志，穿着紫色的服装，用丝绒和金丝绣成的袍子上有的还缀有珍贵宝石。在这庄严的场合，政府和军队的高级官员着议员的服装前来陪伴。走在前面的扈从校尉（译注：扈从校尉担任执政官和有军事指挥权的将领的护卫，携带权标和斧头，象征有打杀的权力。扈从的人有12员，因为早期的伊特拉斯坎有12个城市，每城派遣一位执法官为执政官服务。）过去手里擎着明亮的斧头，现在却是毫无实际用处的束棒。游行队伍从皇宫走向大竞技场或城市中心的市政广场，执政官登上高坛，坐在专为他们制作的仿古座椅上，立即开始行使一项司法权力，宣布解放一个专为此一目的而被带到面前来的奴隶。这一仪式的真正用意，是再现创立自由权利和执政官的布鲁图斯（译注：布鲁图斯（85B.C.—42B.C.）是罗马政治家，刺杀恺撒的主谋，之后逃往希腊，集结军队对抗屋大维和安东尼，腓力比会战（42B.C.）败后自杀。）那闻名于世的行为，即他正式接受了告发塔昆文阴谋的忠实的温德克斯为自己的同胞。

接连几天，公开的庆祝活动一直在所有主要城市进行。罗马是出于传统习惯；君士坦丁堡则是有样学样；迦太基、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是因为喜欢热闹和富足的生活。在帝国的两个都城里，每年在剧院、赛车和竞技活动（克劳狄安对于新任执政官所举办的表演，像赛车场、剧院和竞技场的各种节目，不仅生动且极尽幻想之能事加以描述，角斗士残酷的搏命死斗受到禁止。）等方面的花费足有4000磅黄金（约合16万英镑）。巨大的开销若超出行政官员的财力和意愿，亏空部分将由帝国的国库予以补助。执政官在完成这些传统活动后，便可随意退到幕后去过自己的生活，在这一年的剩余时间里，沉思回味自己伟大的一生。他们不能主持国家的政务会议，也无法参与和平或战争的决定，这些人即使无才能（除非真正担任有实权的职务）也无关紧要，他们的名字只不过作为记录之用，注明在一年的某一天曾经坐过马略和西塞罗的宝座。然而，在罗马帝国奴性意识超越一切的末期，人们仍感虚名不亚于拥有实权，甚至比掌握实权更为有利。执政官头衔还是野心分子一心追求的辉煌目标，是对高尚品德和忠诚服务的最高奖励。甚至那些连共和制影子都厌恶的皇帝也知道，每年接受一次执政官的地位和荣誉，可以增加尊严和威风。（后来会有提升执政官职权的想法，主要来自尤里安在君士坦提乌斯充满奴性的宫廷里对大家所发表的演说。）

纵观历史，贵族和民众的划分最为泾渭分明的，莫过于罗马共和国的初期，那时便已确立了“贵族”和“平民”的阶级分界。财富、荣誉、国家机关职位和各宗教仪式，几乎全归于贵族，他们运用令人难堪的手段保护纯洁的血统（《十二铜表法》禁止贵族和平民的近亲结婚，但是法律敌不过习俗，基于亲情就是有严格的规定还是没用。（译者注：罗马人所谓的近亲包括亲兄妹、堂兄妹和姑表兄妹，然而恺撒就是与姑母之女结婚。）），把依附于他们的部从（译注：罗马共和国时代，在意大利投效的部族和建立殖民地的过程中，领袖和属下之间，产生庇主和部从的关系，相互之间有正式的权利和义务，这是稳定社会的主要力量，等到帝国时代逐渐瓦解。）完全置于奴仆之列。这种区分和追求自由权利的民族在精神上完全无法兼容，其间经过许多保民官（译注：罗马自古以来区分为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所有的军国大权为贵族掌有，引起平民的不满，在历史上发生三次大规模的平民脱离事件。第一次是公元前494年，事后罗马设置保民官，保障平民权益，经由平民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一年，共有十员，有否决权，可以推翻各级官吏的命令和法案。）的不懈努力和长期斗争，终于消除了贵族和平民的界线。平民中最活跃和最有出息的人士，积累了大量财富，追求名声荣誉，获得战争胜利，结交有利联盟，这样经过几代之后，他们也以古代贵族的后裔自居。（萨路斯特（86 B.C.—35 B.C.，罗马史学家）生动叙述了朱古达战争中贵族骄纵的气焰。就是很有修养的梅泰卢斯，也认为他的部将马略并没有立下盖世功勋，对于元老院竟将他擢以执政官的高位，感到无法忍受。然而200年以前，梅泰利家族混杂在罗马平民之中，从家姓凯基利乌斯的语意可以得知，高傲贵族的先世不过是军中的小贩。）另一方面，那些真正的贵族家庭，经历自然的淘汰、频繁的对外和国内战争的消耗，等到无能而又无钱的时候，不知不觉中已混入平民群众当中，他们的数目直到共和国末期都有减无增。（在罗马开城800年时（大约是公元47年），古老贵族世家留存不多，连恺撒和奥古斯都分封的新贵，也开始走向没落。斯考鲁斯的家族（是埃米利Aemilli家族的一个分支）已衰败到穷途末路，他的父亲是木炭商，只有10个奴隶，财产不到300镑，靠着儿子斯考鲁斯建立军功，才使得整个家族又兴旺起来。）现在还能肯定自己纯正的出身，追溯到罗马这座城市或共和国始建初期的贵族家庭，为数已是屈指可数。想当年，恺撒、奥古斯都、克劳狄和韦斯巴芗等人，为使高贵和神圣的家族能永远延续下去，从元老院中选拔出一些能人，让他们成为新贵族。（阿格里科拉功勋盖世而又志行高洁，被韦斯巴芗皇帝封为贵族，获得列身罗马古老世家的殊荣，然而他的先世至多不过是骑士阶级。）这些人为的补充（其中总永远包括一些最主要的家族）却很快又被暴君的愤怒、频繁的变革、习惯的改变或民族的混合所消除殆尽。（卡索邦（1559～1614 A.D.，古典文学家和神学家）迫得奥勒利乌斯·维克多（320～389 A.D.，历史学家）承认这件事，说是韦斯巴芗曾经新封1000个贵族。像这样夸张的数字很难让人相信，因为整个元老院阶层的人数也没有这么多，除非把罗马的骑士也包括在内，他们与元老院议员的区别在于所穿的长袍有红边。）

因此，到君士坦丁登上王位时，他们已所剩无几，只不过让人模模糊糊地记起，在古老的传统中，曾经有一个贵族阶层在罗马人中间居于首位而已。组织一个贵族阶级的集团，可以保证王权得以行使的同时，也具有限制王权的作用，这可是与君士坦丁的性格和政策完全违背。但是，如果他真曾经想要建立这样一个集团，要想随便发一个文告，就确立一种需要时间和舆论的认可才能建立的体制，恐怕也已超出他的能力和权限了。他的确重新恢复了罗马贵族的头衔，但只是把它作为加之于某一个人的荣誉，并不是世袭的称号。这些新贵族为了表示礼貌，仅仅屈就于一年一度具有临时权限的执政官。但他们却享受高于国家所有重要官员的地位，可以轻易接近皇帝本人。这特殊身份的授予是及身而止，而且，由于这些人大多数是在皇宫中生活到老的宠臣和大臣，这个名词的根本含意，由于无知或逢迎等原因已被曲解。君士坦丁时代的贵族被尊为皇帝和国家的“元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