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演说家可以保持沉默不发表意见以免因说错话而发生危险，也能毫无顾忌随心所欲对当代人物大加颂扬。（拉提努斯·帕卡图斯是高卢土著，在罗马发表这篇演说（388A.D.），后来成为阿非利加的总督，好友奥托尼乌斯赞誉他是仅次于维吉尔的诗人。）后人认为狄奥多西的为人处世，值得诗人为他写出歌功颂德的赞美诗。他编纂的法典和军队的胜利，使他在文治和武功方面，赢得臣民和敌手的尊重，建立起了相当的威望和崇高的地位。他喜爱过家庭生活，将宫殿的环境布置得非常文雅，这在帝王中倒是少见。狄奥多西气质纯真，个性温和，乐于享受正常的饮宴和情欲之欢，但绝不会沉溺其中，对异性的燕好与热情也限于合法的对象。在“帝国至尊”这一值得骄傲的称号之外，还得到“忠诚的丈夫”。

庞大帝国的政务是如此繁重，占去了凡人所有的时间和精力。狄奥多西是位勤政爱民的君王，虽然对赢得博学多才的名声毫不在意，但却总要抽出闲暇欣赏人类的大千世界。历史是他的最爱。有人特别注意到，每当他读到秦纳、马略和苏拉的残酷暴行，（译注：公元前87年至前81年罗马发生内战，是马略和苏拉的对抗引发的。先是马略从阿非利加率军进入罗马，与秦纳屠杀元老院派人员；次年马略死亡，苏拉从东方挥师回朝，击败平民派，颁布“公敌宣告名单”，处死民党5000人。）总是掩卷叹息，对人道和自由的大敌，表达出难以抑制的愤慨之情。他对历史上重大事件给予公正的批评，据以作为自己行事的准则。狄奥多西当得起众口同声的美誉，他的德操风范似乎与其地位齐头并进，军国大事愈顺利，就表现得愈为谦恭和善。宽宏大量的胸襟，在内战获胜已成定局、国家解除危机以后，显得尤为突出。暴君所依仗的摩尔人禁卫军，在胜利的狂潮中全被杀死。少数罪大恶极的祸首受到法律的制裁，然而皇帝所重视的当务之急是释放无辜，而并非惩治罪犯。帝国西部受到迫害的臣民，重新获得原有的土地，这已经让他们感到皇恩浩荡。不仅仅如此，更让他们欣喜若狂的是，他们还能得到一笔赔款，这笔钱相当于他们全部的损失。气度豪迈的胜利者，还要在生活上照顾马克西穆斯年老的母亲，负责让那些成为孤儿的子女接受教育。演说家帕卡图斯异想天开地提到，要是布鲁图斯能够重返人间，（译注：布鲁图斯（85B.C.—42B.C.）是罗马政治家，为恺撒情妇之子，先依附庞培，败亡后幸得赦免，力主维护共和体制，聚众暗杀恺撒于元老院，逃往希腊，在腓力比会战被安东尼击败后自杀。）即使他是心志坚定的共和主义人士，也会对狄奥多西大为倾倒，彻底改变对帝王的憎恶心理，一定会坦率承认，只有这种君主才是罗马人尊严和幸福真正的忠实捍卫者。由于狄奥多西具有如此完美的人格，因此，帕卡图斯的话还是很有道理。

然而布鲁图斯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那洞察世情的眼光，必然会看到狄奥多西那两个重要的缺点，以冲淡他对专制统治所产生的好感。狄奥多西的仁政常因怠惰而无法贯彻到底，（佐西穆斯的偏颇之词不仅坦率而且甚有见地，他提到狄奥多西的怠惰和奋发，变幻无常交替出现，并不是缺失，反而是个性的特色。）有时会受到情绪的影响难以善终。他为了达成目标，会奋不顾身排除阻碍；等到计划完成，渡过难关，盖世的英雄就会松弛下来，享受奢华的宫廷生活，纵情率性享受自适的乐趣，暂时忘怀君王应负起的责任，然而，一位合格的君王理应把所有的时间奉献给人民。狄奥多西急躁易怒，处在一种无人反抗的状况，很少有人能对其加以劝阻，难免因一时之怒而造成严重后果。这位仁慈君王每当意识到自己的弱点，事后难免感到十分惊愕。他一生都在思考，要如何压制或调节自己不时发作的暴躁脾气，经由不断地努力，获得了很大的成效，使他增加了气度宽宏的美德。照说，苦心孤诣的作为应能贯彻始终，然而不幸的是他最终还是功亏一篑。这位明智而仁慈的君王，他光辉的统治被一件暴行玷污，这一暴行只能在尼禄和图密善的统治期间找到先例。有位史学家为狄奥多西作传，在短短3年内，除了叙述了他对安条克人民的宽大为怀外，又记录了他在帖撒洛尼卡的残杀无辜，在不知情的人看来真是自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