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帝国的建立和光复完全归功于几位苏丹的个人品格，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因为在人类的历史过程之中，有些最重要场面往往取决于一位主角的表现。这些苏丹的智慧和德行还是有少许差异，彼此之间还是可以加以区别。但是，从奥斯曼登基到索利曼的逝世长达265年的这段历史，一共有9位登基的君主，除了其中一位之外，其余都是英勇善战和行动积极的苏丹。这群极其少见的统治者不仅让臣民心悦臣服，也使得敌人心惊胆寒。王朝的继承人不是豢养在后宫奢华的环境，而是在会议和战场接受教育，幼小的年纪就被父亲授予管理行省和军队的职位，这种显现男性刚强气概的制度虽然很容易引发内战，但对于君主国家培养重视纪律和励精图治的精神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奥斯曼的君主不能像阿拉伯的哈里发那样，称自己是真主使者的后裔或继承人，然而他们自认与鞑靼的大汗或成吉思汗家族有亲戚关系，这看上去像是奉承之辞而并非事实。（土耳其苏丹僭用可汗的头衔，然而阿布加齐还是不了解奥斯曼表亲的作风。）他们的祖先默默无闻根本无从查考，但是他们那种时间难以磨灭、暴力无法损害以及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很快根植在臣民的心田中几乎无法拔除。一个软弱或邪恶的苏丹可能受到罢黜和绞杀，但继承的权利可能传给一个婴儿或白痴，就是胆大包天的叛贼也不敢登上他那合法统治的宝座。（土耳其政府位居第三的首相基乌佩利公元1691年在萨朗坎恩会战中被杀，他竟然敢说索利曼的继承者全都是笨蛋或暴君，现在正是让这个家族下台的时候。像他这样的政治异端分子可以看成一个正直的维新党人。法兰西使臣表现出僭越的行为，竟然指责同样的家族继续皇室的职位是特殊的例外，英格兰的革命不仅有正当的理由，而且可以用来反驳他的说法。）

当宫廷里狡诈的首相和军营中胜利的将领相继推翻亚洲那些短命王朝时，奥斯曼的世袭制度却在500年的实践中获得肯定，现在已经与土耳其民族最重要的政治原则结合在一起。

民族的精神和制度能够形成，要归功于一种强烈而奇特的影响力。奥斯曼原始的臣民是400户逐水草而居的土库曼游牧民族，追随他们的祖先从阿姆河来到桑加尔河，现在的安纳托利亚平原仍旧布满他们老乡黑白相间的帐幕。最初那一小撮人混杂在自愿参加或受到征服的大批臣民之中，在土耳其人这个名称之下，因共同的宗教、语言和习俗紧密融合。在所有城市中，从埃尔泽努姆到贝尔格勒，这个称呼适用于所有的穆斯林，这些是最早到来且拥有荣誉的居民。但是，有些地方却把村庄和耕种的土地放弃给基督徒的农民，至少在罗马尼亚是如此。在奥斯曼统治极为强势的时代，土耳其人本身被排除在所有民政和军事的重要职位之外，经由服从、征战和指挥方面类似宗教戒律的教育，兴起一个奇特的奴隶阶级，一个人为的团体组织。（卡尔科科戴勒斯和杜卡揭露出奥斯曼极其粗暴的政策，以及基督徒的儿童经过他们的教化变质成为土耳其士兵。）

从乌尔汗（1326～1359 A.D.）和穆拉德一世（1359～1389 A.D.）的时代起，苏丹完全相信：靠刀剑统治的政府每一代要用新的士兵来更替，这些士兵绝不能来自生性柔弱的亚洲，而是身强体壮和勇敢善战的欧洲土著。色雷斯、马其顿、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这些行省，成为供应土耳其军队的永久来源。皇室拥有的五分之一俘虏因征战而消耗殆尽以后，一种不人道的税收方式强加在基督教家庭头上，那就是5个儿子要征召一个、每5年征收一次。到了12或14岁，最健壮的少年被强制从父母的身边拉走，他们的名字登上记录册，从此他们的穿着、教育和供应完全是军事化管理。他们靠着外貌预测未来的前途发展，被选到布尔萨、佩拉和哈德良堡的皇家学校，交给高阶官员去照应或是分散到安纳托利亚的农民家庭。他们的主子第一件事是教他们讲土耳其语，用各种劳苦的活动锻炼体魄、增强体能，学习角力、跳跃、跑步、箭术，最后才是前膛枪的运用，一直到他们被抽调到新军的司令部和连队，继续接受军事或寺院纪律的严格训练。那些在出身、才能和仪表方面更为出色的年轻人，可以进入职位较低的Agiamoglans阶级或者是更有发展潜力的Ichoglans阶级，前者被选派到皇宫服务，而后者随侍在君王身边。接连在四所学校里学习课程，在白人宦官的棍棒要求之下，每天都要练习骑术和投掷标枪，更为好学的人员努力研究《古兰经》以及阿拉伯和波斯的语言知识。等到成年而且学习成绩良好，他们便逐渐被派去担任军事、民政甚至神职的工作。在职的时间愈长可能获得的职位愈高，等到学养俱佳能够独当一面时，成为40员将领之一，可以站在苏丹的宝座之前，经由他的拔擢负责管理行省的事务，接受帝国最高的荣誉。（我对土耳其的教育和训练的描述，资料来源主要是来考特（1628～1700A.D.，英国旅行家和作家）的《奥斯曼帝国的现况》，马尔西利伯爵的《奥斯曼帝国的军事组织和制度》以及《后宫概况》。格里夫斯（1602～1652A.D.，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是一位好奇心很重的旅行家，他赞同最后那篇作品，将它列入作品的第二卷。）

这种模式的制度无论实质还是精神都非常适合一个专制独裁的君主政体。就更严格的意义而论，大臣和将领全是皇帝的奴隶，他们要靠他的恩典才能接受教导和培养。当他们离开后宫，可以留起胡须作为获得释放的标志，发现自己身居要职却没有亲信或朋友，也没有父母和后代，完全依靠将他们从低贱地位拉拔起来的手，主子稍有不满，便会像土耳其的格言中所委婉形容的那样，这双手就会把玻璃的雕像砸得粉碎。（土耳其帝国直到围攻维也纳为止，一共有115位首相，他们的任期平均三年半。）他们在缓慢而痛苦的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性格和才能在洞察一切的眼睛之前无所遁形：一个孤立无援毫无牵挂的“人”，完全要用自己的优点和长处作为获得任用的标准。如果统治者真有识人之明，他拥有绝对和无限的自由可以进行挑选。奥斯曼的帝位候选人所接受的训练是从欲望的克制以达到行动的完美，从服从的习性养成指挥的才华。军队里面弥漫这种风气，他们的沉着、警觉、坚忍和谦逊，连基督徒的敌人都心仪不已。如果我们把新军的纪律和训练，拿来与欧洲军队长期以来那种贵族出身的傲慢、骑士制度的散漫、新征士兵的无知、资深官兵的叛逆，以及罪恶滔天和目无法纪的习性进行比较，那么对土耳其人获得胜利就不应有任何怀疑之处。

希腊帝国和邻近的王国获得拯救的唯一希望，是运用威力更大的武器，创造更为新颖的作战技术，如此才能在对抗土耳其这个世仇大敌时具有绝对优势。他们的手里就有这样一种武器，创新的技术正在危急存亡的最后关头出现。不知是出于偶然的机会还是精心的试验，中国和欧洲的化学家（译注：根据海姆上校所著《炮兵的起源》一书的考证，认为火药的配方最早是罗杰·培根（1214～1292 A.D.）所发明，不过从培根的著作中找不到任何证据。）发现用硝石、硫磺和木炭制成的混合物，遇到火星会产生强烈的爆炸。他们很快知道，要是把这种膨胀力封闭在坚固的铁管里面，就会以势不可当的毁灭性的速度将一颗石弹或铁弹推送出去。有关火药的发明和运用的确实年代，各家的说法不一，有的地方含糊其词。然而我们可以断定，在14世纪中叶，火炮便已为人所知（译注：现存的档案中最早提到火炮是阿拉伯文数据，时间是公元1304年；公元1324年的梅斯围攻战使用很原始的火炮；公元1327年爱德华三世在苏格兰曾经用过。），在该世纪结束之前，在日耳曼、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和英格兰这些国家，火炮已经广泛使用于海上或陆地的会战和围攻。各个国家使用的先后，关系不大，谁也不可能从拥有最早或最多的知识中获得垄断的利益，普遍的发展使相对的实力和军事的科学始终处于同等的水平。要想将这方面的秘密限制在教会的范围之内，也是不可能的，土耳其人因背教者的反叛行为和竞争对手的自私政策而获得这一秘密。

苏丹对基督徒工程人员的才能，不仅乐意采用还要奖赏钱财。那些将穆拉德运送到欧洲去的热那亚人，他们应该受到谴责，可能正是他们亲手铸成的大炮被直接用在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作战中。（查卡尔科科戴勒斯提到土耳其的火炮，在公元1422年被运用于君士坦丁堡围攻作战，杜卡斯则认为最早是用于围攻贝尔格勒（1436 A.D.）。）第一次的攻势行动没有达成目标，但是从那个时代的整体战局来看，他们始终具有优势的地位，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攻击者。当攻防两方势均力敌形成胶着的态势时，惊天动地的炮火瞄准城墙和塔楼，这些构建的工事只能抵御古代威力较小的攻城器械。威尼斯人把火药的使用传授给埃及和波斯的苏丹，并没有受到任何指责，因为这些人是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盟军。这些机密立即传播到亚洲的边陲地区，欧洲人的优势只限于轻易征服新大陆的野蛮民族。要是我们将这种罪恶发明的扩展速度与理性、学术和求得和平的技艺极其缓慢和艰困的进步进行比较，一位哲学家就会依据他的性格，对于人类的愚行不是张口大笑就是掩面悲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