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木儿用铁笼把巴耶塞特囚禁的故事，是长久以来经常被提到的活生生教训，最近被现代作者当成杜撰的传说，用来嘲笑一般人的轻信态度。（伏尔泰不仅对这件事抱着怀疑的态度，在任何状况下他都会反对民间流行的传说，使受到夸大的恶行和美德恢复真相，他那种绝不轻信的立场通常都能合乎理性的要求。）他们把人们之所以会相信有这件事，归因于谢里菲汀·阿里的《波斯史》记载的情节，使得我们对一个法文译本感到好奇，于是我就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处理方式，收集并且简述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

帖木儿听到报告说，被俘的奥斯曼苏丹已经到达御帐的进口，马上很亲地走到前面去迎接，安排他坐在自己的旁边，针对他高贵的身份和不幸的遭遇，用遗憾的语气表达不着痕迹的同情和责备。皇帝说道：

“伟大的真主!你自己犯了错误，现在才会接受命运的判决。踬踣的罗网是你自己所编织，荆棘的树木也是你自己所栽植。我愿意赦免，甚至愿意帮助穆斯林的护卫勇士：你抗拒我的威胁，你藐视我的友谊，你逼得我带着所向无敌的军队进入你的王国。要是你获得胜利，我不是不知道会有什么下场，我和我的部队都会难逃灭亡的命运。但是我不屑于报复行为，你的生命和尊严都将获得保障，我要用对敌人的仁慈表示对真主的感激。”

被俘的国王表现出悔恨的姿态，带着屈辱的神色接受象征地位的长袍，流着眼泪拥抱他的儿子穆萨，经过他的请求才从俘虏当中找出儿子来。奥斯曼君王住在一座金碧辉煌的帐幕里，卫兵只有在提高警戒时才免于尊敬的态度。等到他的妻妾从布尔萨来到以后，帖木儿将德斯庇娜王后和她的女儿归还给她们的夫君和父亲。塞尔维亚公主早先获得允许可以信奉基督教，因此帖木儿很虔诚地提出要求，她应该接受先知的宗教不得延误。巴耶塞特获得邀请参加胜利的宴会，蒙古皇帝将一顶皇冠加在他的头上，并且让他手里拿着一根权杖，提出庄严的保证要让他给祖先的宝座带来更大的光荣。苏丹的早逝使这个承诺所要达成的效果完全落空，他虽然有极为高明的医生仔细照料，但受到中风的打击在阿克息尔过世，这个地方就是皮西底亚的安条克，时间是在他战败后大约9个月（公元1403年3月9日）。胜利者在他的葬礼上流出眼泪，遗体用盛大的行列运送到修筑在布尔萨的陵寝，他的儿子穆萨收到黄金、珠宝、马匹和武器等极为丰富的礼物，被授予红色墨水批准的国书，允许他拥有安纳托利亚王国。

上面所提的这段对慷慨的征服者的描述，是从帖木儿自己的编年史中摘录出来的，这部史书完成的时间是在他逝世19年以后，编者呈献给他的儿子和孙儿。（可以参阅谢里菲汀的历史著作，公元1424年他在设拉子完成这部作品，呈献给易卜拉欣苏丹，即沙洛克的儿子和帖木儿的孙子。这位苏丹在他的父亲在世时，就已经统治法尔西斯坦。）当事实还有数以千计的人能够记得时，他那真正的行为被明显的谎言所讽刺。提出证据的确很有分量，所有的波斯历史学家全都接受，（博学的德贝洛（1625～1695 A.D.，法国东方学家）在研究过孔德米尔、伊本·斯考纳的著作以后，就会知道在最可信的史书中并没有提到这些传说。但是他拒绝接受阿拉布夏迄今留存的证词，对于怀疑他的正确与否留下可供斟酌的空间。）然而奉承之徒的卑鄙和无耻在东部更普遍。一大串证人都可以证实巴耶塞特受到严苛和羞辱的待遇，依一些人出现的时代和地点加以说明。

其一，读者或许没有忘记法兰西的守备部队，在波西考特元帅离开以后留下来防卫君士坦丁堡。他们在那里最早获得主要敌手全军覆没的消息，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其中有些人士曾经跟随希腊使臣前往帖木儿的营地。从他们带回来的报告资料中，元帅的仆从和历史学家非常肯定，巴耶塞特的监禁和死亡都是处在“困苦”的状况下，何况相距的时间还不到7年。（在撰写这些回忆录时，波西考特元帅仍旧担任热那亚总督。公元1409年发生全民起义运动，他被驱离热那亚。）

其二，15世纪以复兴古典文化为己任的学者当中，意大利的波吉乌斯（伦芬特写出一本可供消遣的作品《波吉亚纳》，读者可以很满意地得知波吉乌斯的平生和著作，也可以在法比里修斯所编的丛书中找到有关资料。波吉乌斯生于公元1380年，死于公元1459年。）应该算是鼎鼎大名的人物，风格文雅的《对话录》提到命运的变化无常和世事的枯荣兴衰，（教皇马丁五世过世之前波吉乌斯在短期内完成了这部《对话录》，可以推断这个时间是在公元1430年岁末。）是他50岁时的作品，正值帖木儿对土耳其人之役获胜后第28年，他对征服者的赞誉不亚于古代极其赫显的蛮族人士。波吉乌斯从几名目击证人口中，获得蒙古皇帝功勋和纪律的第一手资料，没有遗漏奥斯曼国君这个非常切合主题的案例。国君像一只野兽一样被西徐亚人关在铁笼里面，在亚洲被当成稀奇事物展示给民众观看。我可以引用两本意大利的年代记，来加强在史料方面的权威性，或许可以举出更早的日期，至少能够证明有同样的故事，不论内容的真假对错，是在第一次改革浪潮发生的时代传入欧洲。（这两部意大利年代记是《塔维西尼年代记》和《埃斯特编年史》，两位作者安德里亚和詹姆斯都是当代人物，一位是特雷维吉的法官，而另一位是费拉拉的法官，前者提出了很确实的证据。）

其三，在波吉乌斯享誉罗马的时代，艾哈迈德·伊本·阿拉布夏在大马士革写出有关帖木儿的历史著作，文字华丽优美但是内容恶意诽谤，他曾经到土耳其和鞑靼地区去旅行搜集所需的史料。拉丁人和阿拉伯人的作者之间不可能有任何通信联系，要是他们都同意“铁笼”这件事实，那么这是正确性最突出的证据。艾哈迈德·伊本·阿拉布夏同样提到另外那些违反家庭和亲情的暴行，巴耶塞特只有极为痛苦地忍受。他非常不智地提到妇女和不贞，使得嫉妒的鞑靼人怀恨在心。在胜利的宴会中，用女性侍饮者供应酒类，苏丹看到自己的侍妾和妻室混杂在奴隶之中，没有戴面纱暴露在放纵无礼的眼光之下。据说为了避免尔后发生同样的侮辱，他的继承人除了一次例外，禁止举行合法的婚礼。布斯比奎斯是从维也纳宫廷派往索利曼大帝的使臣，他提到奥斯曼人不仅相信还证明此事属实，至少在16世纪仍旧如此。

其四，因为处于这样语言不通的状况之下，一位希腊人的证词比起一位拉丁人或阿拉伯人，受到外来的影响更为微不足道。我避而不提卡尔科科戴勒斯和杜卡斯，他们在较晚的时期享有盛名，谈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也不是那样肯定，但是更要注意乔治·法兰扎，他是最后那些皇帝的宠臣，生在安哥拉会战前一年。发生这件事以后第22年，他以使臣的身份被派往穆拉德二世宫廷，这位历史学家可能和一些资深的新军人员谈过话，他们曾经与苏丹一起成为俘虏，说是看到他被关在铁笼里面。

其五，不管怎么说，最后的证据来自土耳其的编年史，莱克拉维斯、波科克和康特米尔都曾经参考和抄录，他们都悲叹俘虏受到铁笼囚禁的遭遇。土耳其民族的历史学家还是有点可信度，他们如果不揭露国王和国家受到的耻辱，就无法指责鞑靼人。

从这些对立的前提可以导出明确和合理的结论，谢里菲汀·阿里忠实叙述第一次见面那种夸张的谈话，我感到满意，认为没有不妥的地方。征服者因为成功而能够表现出体谅别人的态度，装出宽宏豪爽的气量，但是巴耶塞特不识时务的傲慢，使得帖木儿在不知不觉中产生疏离的心理。巴耶塞特的敌人是安纳托利亚的王侯，他们的抱怨不仅让人觉得公正，也激起愤怒之心。帖木儿提到他的安排是要牵引这位被俘的苏丹，用盛大的凯旋行列进入撒马尔罕。他发现有人图谋要让巴耶塞特找机会逃走，挖一条地道通到他的帐篷。这件事激怒了蒙古皇帝，迫使他采取严厉的管制手段，在班师还朝的长途行军过程中，载运他的大车装上铁制的囚笼，不能将之看成是恶意的侮辱，而是一种严密的预防措施。

帖木儿读到一些带有传奇性质的历史著作，知道很早以前有位是他前辈的波斯国王，运用类似的方式处理被俘的皇帝，巴耶塞特就像那位罗马的恺撒（波斯国王沙普尔成为俘虏以后，被马克西米安或伽勒里乌斯恺撒将他全身用牛皮包裹起来，欧提奇乌斯提到这个传说。搜集真实的史料所能得到的好处，是教导我们学习东方人的知识，他们对伊斯兰教纪元之前那些时代的事所知甚详。）一样，应该受到谴责，要为自己犯下的恶行赎罪。但是他的心理和身体的状况已经无法去接受审判，虽然他的早逝并非遭到不公平的待遇所致，这笔账仍旧要算在帖木儿的头上。帖木儿无须与死者作战，对于一个从他的权力之下获得解脱的战俘，能够赐予的东西也不过是眼泪和坟墓。如果说巴耶塞特的儿子穆萨获得允许，统治已成废墟的布尔萨，事实上征服者已经将安纳托利亚几个行省归还给合法的君王。